事件: 美國特使馬歇爾使華調處國共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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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特使馬歇爾使華調處國共衝突
馬歇爾使華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戰後中國局勢和中美關係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1945年12月20日,馬歇爾以杜魯門總統特使的身份抵達中國,開始調處國共爭端。整個調處期間,由馬歇爾主持或參加的有正式記錄可查的會議三百次，而馬歇爾本人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所列舉的數字更高達六百次。在這日復一日的建議和反建議的談判中，馬歇爾表現出耐心和頑強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由於馬歇爾的努力，國共簽定了停戰令、政協决議、整編協定和東北停戰令，全面內戰推遲了半年時間。但馬歇爾的和平努力最後以失敗告終，中國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內戰，他也於1947年1月8日暗然賦歸。馬歇爾使華，是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國內外作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究著作觀點不同，立論各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對馬歇爾使華作了多方的探討。但這些著作主要利用美國的官方材料，從美國對華政策的角度來觀察問題，認為美國援蔣政策是導致馬歇爾調處失敗的原因，不免有一定的片面性。筆者認為，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局勢與馬歇爾調處是由中國革命與美蘇對抗，中國人民同國民黨政府的矛盾發展而變化的，即由國、共、美、蘇之間關係决定的，調處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本文試圖從三國四方的基本政策及矛盾發展，比較全面和客觀地分析馬歇爾使華失敗的原因。一、美國援助蔣介石是馬歇爾調處失敗的重要原因我們從馬歇爾使華的全過程可以看出，蔣介石走嚮內戰的每個重要步驟都是與美國采取重大援華措施緊密相聯的。在美國對華政策中，馬歇爾使華的底牌是，即使蔣介石不作合理讓步而導致國共談判破裂，作為調解人的馬歇爾仍然要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一方。實際上，從一開始，蔣介石對美國這種態度也是知道的。1945年 11月29日，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在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說：“杜總統對馬歇爾指示謂，美對我政策，須為百分之百支持鈞座及我政府”。12月18日的電報又說：“當時馬歇爾曾詢總統，謂如中共不就範，或我政府不願照中共條件，容其參加政府時則將如何?總統答：支持鈞座。”這樣，馬歇爾從一開始就喪失了調停人所必須的公正地位。馬歇爾在為國共和談作出努力的同時，他又一手策劃建立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是一個包括兩千多官兵的龐大的軍事機構，該團裝備和訓練大批國民黨軍隊，甚至幫助策劃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與此同時，美國並未撤走駐華海軍陸戰隊。美國替國民黨政府守衛北平、天津地區重要的橋梁、彈藥庫、礦山及交通綫，並直接占領着秦皇島、青島等城市。為了“協助國民政府在盡可能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美軍不顧停戰協定、整軍方案中的有關規定，3、4 月間幫助國民黨運五個軍到東北。在6月東北暫時休戰期間，馬歇爾又提出要再運兩個國民黨軍到秦皇島、青島“接替防務，以便美海軍陸戰隊撤退”，中共表示抗議，可是結果是運出了三個軍，而陸戰隊卻仍未撤退。連馬歇爾自己也承認，這是“為1月10日協定所禁止的對華北部隊的全面增援”。 美國政府認為，“衹有靠中國的復興和經濟情況的一般改善，中國的政治的和軍事的統一才能鞏固”。1946年3月11日，馬歇爾離華返美，他在美國的主要活動是與政府各種官員商談有關五億貸款和剩餘物資轉讓給中國的問題。3月23日，國民黨將領商震從美國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說：“(一) 馬歇爾將軍回美後，杜魯門總統已深悉鈞座之忍讓為國，苦心維持，現决計支持鈞座建立一強大之新中國，對於款項人才等項，正與議會商洽中，已得議會多數之同意。(二)現已知所謂中國共産軍，係由軍閥及土匪所組成，與蘇聯共黨不盡相同”。從這裏，我們多少可以看出一些馬歇爾是怎樣嚮杜魯門述職的及他對國共兩黨的態度。3月28日，馬歇爾正式致電蔣介石，通知他美國進出口銀行同意立即給予中國五億美元貸款，並準備了雙方交換信件的草案。蔣介石認為“如果此藉款成，則政局當可比較穩定，關於國民大會與改組政府，皆可如計完成，至少亦可增加美國協助我政府形式上之效用也”。“此款為澄清美國對我政府外交上援助之關係，在政府未改組以前，得成立此藉款，實於我內政上作用甚大也。”這時，蔣介石正得意忘形，他於4月9日接見美聯社記者聲稱他决心消滅共産黨，就看美國態度如何了。這個講話弄得美國領導人下不了臺，不久美國政府宣佈“如果在中國不能實現政治解决，那麽給予貸款就不符合我國的政策”。這筆貸款雖未成，但美國的行動很快就使蔣介石放下心來。在馬歇爾的建議下，美國進出口銀行批準了對國民黨政府六千六百八十萬元的信用貸款。在蔣介石發動全國性內戰的前夜，6月13、14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嚮參衆兩院正式提交了《擬予中華民國以軍事顧問與軍事援助的法案》，供討論决定給蔣介石長期的軍事援助。14日，還簽定了《長期償付租藉物質協定》，國民黨政府又獲得了價值五千一百七十萬美元的軍事裝備和物質。6月 27日，美國還正式批準替國民黨政府建立八又三分之一大隊的空軍。此外，轉讓給中國價值九億美元物質的《剩餘戰時財産協定》正在磋商之中。美國這一係列援蔣行動不僅增強了蔣介石的軍事實力，更重要的是，鼓舞了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不僅使馬歇爾調停“實際上成為不可能”，而且不顧馬的“信用人格”，發動了嚮中共軍隊的全面圍攻。內戰爆發後，美國仍繼續大量援助蔣介石。7月16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了以價值八億美元的二百七十一艘艦艇“贈送”給國民黨政府。8月 31日，美國政府不顧中共的反對，以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低價，將原值八億三千七百萬美元的西太平洋戰爭剩餘物資轉讓給國民黨政府，其中大部分是各種車輛、船舶設備、小型船衹、航空用品、後勤補給品等。這些物質直接或間接都可用於內戰。美國這些援助使蔣介石深信，美國政府不會象聲稱的那樣，衹有中國和平統一纔會提供援助，更堅定了蔣介石將內戰打到底的决心。當然，馬歇爾與蔣介石還是有一定矛盾的。這主要表現在馬歇爾認為國民黨政府會在內戰中垮臺，對蔣不肯作必要的妥協而煩惱，為此他曾對蔣采取許多壓製措施。 7月22日，馬歇爾致電美國國務院要求將正在國會審議的援華軍事法案暫時擱置。7月底，他促使美國政府决定對某些嚮中國出口的軍事裝備物質停發許可證。這些措施並沒有對國民黨産生什麽影響。這不僅因為“軍火禁令的頒布，正值國民政府貯有充足的器材，逐漸加緊它的軍事攻勢的時候”，而且蔣介石相信，無論他怎樣作，美國都不會拋棄他。那麽，應當怎樣看待美國對華政策呢?美國戰後從全球戰略出發，希望出現“一個包括滿洲在內的、聯合的、對美國友好的中國”，因此，贊成國共談判組成聯合政府，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這一點也許是“真誠”的。問題在於美國政府本末倒置，衹希望中國表面上的和平統一，而不管中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民主，以援蔣作為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這一點連國民黨政府也看得非常清楚。1946年8月14日，國民黨外交部長王世傑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就說：“杜魯門雖以和平與民主並稱，其主旨固仍在停戰也”。蔣介石的顧問陳布雷更加直言不諱地說：“然美國重視停戰甚於實現民主，則為道破美國當局心理之確論”。因此在蔣介石頑固地堅持獨裁內戰的方針下，美國的援助越來越多，蔣介石的態度也就越來越蠻橫，馬歇爾的調停卻越來越無力。蔣介石毫不躊躇地“接受了美國的大炮，而拒絶了美國的鴿子，”促和衹能歸於無效。完全可以說，美國無條件援蔣，是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重要原因，美國矛盾的對華政策，是導致馬歇爾調處失敗的重要因素。二、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是馬歇爾調處失敗的根本原因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內鬥爭的實質，“對蔣來說，是要用各種迂回方法消滅中共；對中共來說，是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民主將反動陣營壓下去”。蔣介石對付中共的策略是采取“恩威並濟”的辦法。他曾多次宣稱：“政治問題，應用政治解决”。但為時不久，他就决心用武力消滅共産黨，聲稱這纔是“永久的而不是暫時的辦法”。 1946年初，由於國際國內的因素，國共兩大陣營力量的對比達到了暫時的平衡局面。蔣介石被迫坐下來與中共談判，召開了有中共和民主黨派參加的政協會議。政協會議通過的各項决議，實際上是要實行一次資産階級憲政改革。如實現這些基本原則，中國就會逐步走嚮英美式的資産階級民主制度，這是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根本否定，因而這是蔣介石所無法容忍的。政協會議後，蔣介石從三個方面破壞政協决議，加速了發動內戰的進程。首先，蔣介石在各種場合號召破壞政協决議，並通過多項反動决議。政協决議通過的當天，國民黨頑固分子認為政協是國民黨的失敗，大哭大鬧要彈劾國民黨出席政協的代表，要求推翻政協决議案。蔣介石任其大鬧，最後說，“我對憲草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衹好姑且通過，將來再說。”2月10日，蔣介石密約國民黨軍政要員，“提示對憲法草案之意見十二項”。他認為，“憲草之製定，必須以建國大綱為準繩”，“政治協商會議協商决定之憲草原則中，更不妥者，即為國民大會不以集會之方法行使四權”。3月1日至17日，國民黨舉行二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更是公開號召破壞政協决議，作出了旨在推翻政協各項民主原則的多項决議。4月1日，國民黨召開了沒有中共參加的國民參政會。蔣介石公然在會上說，“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不是製憲會議……如果政治協商會議果真成為這樣一個性質的會議，我們政府是决不能承認的”。這些表明，政協决議對蔣介石沒有任何約束力量，他要根本推翻政協决議。其次，國民黨利用特務迫害民主人士、搗毀民主新聞機構，完全違背了蔣介石在政協會議開幕時所宣佈的四項諾言，暴露了蔣介石堅持其獨裁統治的兇惡面目。2月 10日，重慶各界人士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國民黨當局指揮特務分子，打傷了包括郭沫若、李公樸、章乃器等著名人士在內的六十餘人。在此以後，國民黨反動派又在南京下關車站毆打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馬敘倫等人。7月11日、15日，國民黨特務又在昆明慘殺了民盟中央委員的李公樸、聞一多。蔣介石製造這一係列暴行，完全拋棄了虛偽的面紗，决心發動空前規模的內戰。第三，蔣介石一步步撕毀停戰協定，導致了內戰的爆發，和平之門被關閉。蔣介石簽訂停戰協定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以接收主權為幌子，大量運兵東北，首先消滅東北的中共軍隊，然後再伺機解决關內共軍。他在2月20日答記者問就公開聲稱，“軍調部執行小組的任務範圍，東北並不包括在內”。4月1日又公然說，“東北九省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以前，沒有什麽內政可言，”“軍事衝突的調處衹在不影響政府接收主權，行使國傢行使權力的前提下進行”。與蔣介石的意願相反，中共軍隊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軍事力量有了很大發展，並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了廣大的根據地。2月，中共成立了三十萬的東北民主聯軍。蔣介石政府是一個腐朽的政權，在政治上不得人心。他希望通過談判來改善自身的形象，並限製中共力量的發展。一旦人民力量迅速壯大時，蔣介石認為這是對他獨裁統治的最大威脅，於是，蔣介石最終下了內戰的决心。 4月9日，蔣介石嚮美國記者宣稱他“决心要消滅共産黨”。他這時的“日記”也證實了這一點。蔣介石寫過：“若采取過去對共黨懷疑與妥協之方法。則將貽誤大計，必根本失敗而後已”(4月19日)。“公以共黨梟惡，無理可喻，和平建國之望已絶”5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占領了四平街、長春，到達鬆花江南岸，軍事上暫時處於優勢。蔣介石還認為國際形勢對他發動內戰有利，於是，他便毫不猶豫地將整個中國拖入戰火之中。內戰爆發後，蔣介石和陳誠都揚言：“兩個月消滅中共軍，五個月內在軍事上解决整個中共”。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蔣介石就再也沒有真正考慮過停戰。關於武力政策，蔣介石在12月1日與馬歇爾的長時間談話中作了充分的表白。馬歇爾說，如國民黨繼續軍事行動，將很快造成經濟崩潰，並為共産主義的蔓延獲得肥沃的土壤。蔣介石回答，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農業人口為基礎的，在兩年左右的時間內還不致於發生崩潰的危險。在軍事方面，他有信心能在八到十個月內消滅中共軍隊。另外，馬歇爾還擔心由於中國的局勢可能導致美蘇對抗。蔣介石認為，衹要國民黨軍隊不進攻哈爾濱，蘇聯就不會采取敵對行動，並且蘇聯還嚴重地陷於德國事務，故其或不能或不願插手中國事務。 馬歇爾來華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國共雙方的談判，組成聯合政府，來防止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崩潰。但由於蔣介石政府自身的腐朽性，它經不起任何形式的改革。“追求統一和民主的中國，意味着他們將喪失一切”。蔣介石的目的在於維持他的專製獨裁，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馬歇爾調處成功的可能性。三、中共與美蔣矛盾的發展使馬歇爾逐漸失去調停人的資格停戰令和政協决議簽定後，中共對國內和平曾抱有很大希望。2月1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中說：“從此中國人，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雖然一定還要經過許多麯折的道路，但是這一新階段是已經到來了”。但是，這時的中共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黨，沒有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發善心上，而是強調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就在對形勢估計比較樂觀的時候，上述指示也強調“為了保障國內和平各地應利用目前時機大練兵三個月，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敵人破壞，並須在此期間準備整編軍隊，及精兵簡政”。 2月以後，國民黨采取一係列破壞停戰令和政協决議的行動，加緊了內戰的部署。與此同時，中共反對內戰的準備也逐步加強。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給黨內的指示電，電文說：“如國方因我堅持政協决議，並利用東北問題實行分裂，發動全國內戰我應亦不懼怕，即使在打內戰，我雖可能受些損失，但大勢所趨仍將歸於和平”。並着重指出：“蔣介石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反動方針一時不會改變，衹有經過嚴重鬥爭使其纔有作某些較利於民主的妥協之可能”。 東北大打後，為了切實作好戰爭準備，5月初，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練兵的指示》和《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練兵指示指出，國民黨反動派除在東北擴大內戰外，還準備發動全國內戰，在這種情況下，全黨必須有充分的準備，能夠在國民黨發動內戰時，堅决徹底粉碎之。並要求立即下令全軍練兵，“將此看成是决定勝負的關鍵之一。”《五四指示》决定改變黨的土地政策，即由減租減息的政策進到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農民的政策。《五四指示》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是中共進行自衛戰爭準備的基本措施。內戰爆發後，7月11日，毛澤東在給黨內的指示中再次強調：“全黨必須下最大决心，努力準備一切條件，粉碎蔣軍進攻，以戰爭的勝利去取得和平。一切遊移不定及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應掃除幹淨。”這就是說，衹有在自衛戰爭中有力打擊蔣介石，使敵我力量的對比有所改變，纔可能取得合理的和平條件。隨着內戰的擴大，美國逐步完全倒嚮蔣介石一邊，與中共的矛盾日益加劇。馬歇爾來華時，美國對華宣稱衹有組成統一的聯合政府纔提供對華援助。整編協定簽定以後，美國許諾訓練和裝備十個師的中共軍隊，並在張傢口開辦一個小“西點”軍校訓練中共軍官。後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美國取消了這一計劃，但美國並沒有斷絶給國民黨政府提供援助。4月，美國超過整編協定所限定的數額繼續幫助國民黨政府運兵東北。對此，周恩來發表談話指出，這樣做“將不是停止衝突，而是增加衝突，擴大戰爭。”當得知美國國會正討論對華軍事援助法案，6月22日，毛澤東主席親自發表聲明，嚴正指出：“美國實行所謂軍事援助，實際上衹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衹是以強力支持國民黨獨裁政府，繼續陷中國於內戰、分裂、混亂、恐怖和貧睏”。7月7日，中共中央為 “七七”九周年紀念發表宣言，再次嚴厲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並指出：“美國帝國主義比日本帝國主義更強大……帶有更大的危險性”。 這個宣言實際上是中共與美國政府决裂的標志。8月，美國决定將剩餘物質轉讓給國民黨政府，周恩來兩次嚮馬歇爾提交備忘錄並發表兩次重要談話。他指出：“轉讓剩餘物質，等於是火上加油，並可能使得任何想將目前戰爭加以控製的最後努力，予以破壞”。中共還指責馬歇爾“調處”是欺騙世界， “調處”其名，“援助”其實。馬歇爾完全失去了中共對他公正調處的信任，也就失去了調停人的資格，調處名存實亡。四、蘇聯對華政策對馬歇爾調處的影響中國在亞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美蘇之間的冷戰不能不對馬歇爾調處産生重大影響。隨着冷戰的加劇，美蘇在中國特別是在東北的爭奪更加激烈。1946年2 月，馬歇爾告知國民黨外交部長王世傑說，“中國必須以盡可能快的步代繼續完成它的計劃中的統一工作，以便消除它目前所存在的易遭蘇聯暗中攻擊的弱點，衹要中國有一個獨立的共産黨政府和一支獨立的共産黨軍隊，這個弱點也就存在”。因而，美國急於想將國共拉在一起組成聯合政府，來抵製蘇聯對中國的滲透。與此同時，蘇聯與美蔣之間的矛盾發展了。2月底，蔣介石策劃了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反蘇遊行，反對雅爾塔協定，要求蘇軍從中國東北“滾出去”。在蔣介石反蘇政策面前，蘇聯很快作出了反應。3月8日，蘇軍自瀋陽不宣而撤，並很快於5月3日從東北撤退完畢。這一撤軍行動使蔣介石十分狼狽，中共軍隊隨即占領了長春、哈爾濱等城市和北滿的廣大地區，這對爾後中共在東北的長期鬥爭是有利的。儘管如此，蘇聯還沒有完全放棄與蔣介石合作的努力。1946年5月6日，蘇聯駐華使館武官羅申約見蔣經國轉達斯大林再度邀請蔣介石訪問莫斯科，這時正值蔣介石决心依靠美國進行大打的時候。蔣介石認為“這是我國今後外交政策成敗上一個最後决定關頭。我如接受其邀請訪俄，則今後外交衹有俄共對華的一貫的策略，就是國共合作，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嚮蘇俄一面倒，以達其對我‘和平轉變’的目的”。這是與蔣介石的基本方針相違背的，他拒絶了斯大林的邀請。蔣介石的這一行動使蘇聯相信通過蔣介石來維護在華利益難以實現，於是蘇聯對華政策在1946年下半年有所改變，逐漸加強了對中共的支持和對美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抨擊。 6月13日，東北大打時，蘇聯通過其駐華新聞官非正式地嚮美國駐華使館二秘盧登提出第一次警告，蘇聯表示不滿意美國在遠東政策，因為蘇聯認為美國在日本、中國、朝鮮和太平洋島嶼對蘇聯采取“進攻性”的政策。迄今為止，蘇聯對中國問題采取不插手政策，但如果目前這種局勢繼續下去，蘇聯將在中國采取必要的積極行動。7月27日，蘇聯再次公開宣稱：“蘇聯不能坐視美國對華政策”。在蘇聯比較強硬的態度面前，馬歇爾多次表示擔心：“國民黨政府的頑固態度可能使共産黨投入蘇聯懷抱”。“如果戰爭蔓延到滿洲，那也許意味着招致蘇聯政府介入中國事務，這將成為國民政府的禍根”。因此，可以說，蘇聯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美國援華的規模和蔣介石的內戰，這是對中共爭取鬥爭勝利的一個有力支持。同時，蘇聯的這種對華政策又使國共雙方態度更加強硬，雙方的鴻溝更加擴大，馬歇爾調處成功的希望也就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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