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赫尔利大使奉命转达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方面的秘密协议
| 事件经过:
6月,赫尔利大使奉命转达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方面的秘密协议
雅尔塔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美、苏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国，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此时，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之一，却完全被置之于外；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不仅事前被蒙在鼓里，就是在协议签订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条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雅尔塔协议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为战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于雅尔塔协议签约的过程及其影响以往有诸多论著提及，还有不少论文专门加以分析，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亦曾公布了宋子文与蒋介石关于谈判经过的往来电报，也有学者撰文叙述蒋介石对于雅尔塔协议的态度，然而最近刚刚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却提供了最真实的依据，使我们对于蒋介石在雅尔塔协议签订前后的态度及其变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蒋介石打探雅尔塔协议的内容
1944年10月，驻英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交谈中获悉，美国强烈希望苏联早日对日作战，不久美、英、苏三国首脑将会专门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而苏联则以取得旅顺港作为参战的条件之一，对此英、美两国似乎并无异意。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深知这一情报的意义非同小可，接连致电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消息立即引起蒋的警觉，并开始为此进行准备。
1945年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继乘机飞抵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第二天斯大林也赶到，三巨头立即聚在一个名叫雅尔塔的小镇进行秘密谈判。会谈的目的是美、英双方希望苏联尽早落实对日宣战的时间，苏联则为此提出诸多要求，除了要得到日俄战争时沙俄失去的利益，还有许多内容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如：保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列为国际港，保障苏联在该港的特权；苏联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长铁路(包括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合组之公司联合经营。罗斯福为了尽快让苏联出兵以减轻美军的伤亡，对于斯大林的要求并未加以拒绝，只是认为上述涉及外蒙古、大连商港和旅顺军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相关协议需要征求蒋介石的同意，而斯大林则建议此事应由罗斯福向蒋介石通告，并保证获得其同意。三巨头还达成一致协议，“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溃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然而三方在会谈后发表的公告中，却对这些内容只字未提。
在此之前苏方原本要求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尽快到莫斯科会谈，以便解决两国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对此蒋介石有所考虑，他在日记中写道：
俄国催促宋部长访俄之提案须先告彼，拟提：一、欢迎其加入对日战争；二、东北铁路交通与大连自由港问题；三、中俄经济合作，**包括在内；四、中俄**边境之协防及履行交换罪犯之旧约；五、外蒙问题；六、重订互不侵犯或同盟条约；七、朝鲜问题；八、战后对日处置方针。其中五、六、七各案应慎重考虑，其是否提出及利害如何。
2月6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约请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几人商谈有关赴苏谈判前的准备，王世杰主张目前不宜明确提出任何具体问题，但必须对中苏间的重大问题，如中苏同盟、东三省及大连旅顺港、中东铁路、中共、**等问题有所准备，预定方案，在谈判中视当时情势及苏方态度而决定。但此时苏方又托辞，将中国外长访苏的时间向后延期，这不禁引起中方的怀疑。蒋介石认为“俄国延展子文访期，可知罗、邱、史会议已毕，俄国参加对日战争又延至五月以后矣”。
2月11日，雅尔塔协定签字，尽管英、美、苏三方对密约内容秘而不宣，美方仅将表面上的决议通知中国政府，然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办事粗率，未及询问明白，遽即以口头代表政府表示接受”。但蒋介石及国府最高层官员对此则存有戒心，他们已敏惑地嗅出这个协议一定包含涉及到远东及中国方面的内容。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罗、邱、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不久，驻苏大使傅秉常亦来电密报他所了解到的密约内容，这就更增添了蒋介石心中的怀疑：“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史谈话大意，俄史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其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尤感外交之无公理、无情义，而惟以强权与势力是依。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决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
为了了解真相，蒋介石一方面恳请当时正在华盛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帮助代为了解内情，希望尽早委派宋子文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面，同时还命令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想方设法打探雅尔塔协议的内情。
对于赫尔利的询问，罗斯福先是予以搪塞，说雅尔塔会议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协议，但赫尔利认为罗斯福是在“真诚地撒谎”，经他再三追问，罗斯福终于同意他查阅并摘录有关雅尔塔协议的记录。此刻罗斯福似乎也有所悔悟，他让赫尔利去伦敦和莫斯科找丘吉尔和斯大林谈谈，看看有没有甚么可以弥补的方法。同时罗斯福又接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向他透露了部分密约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苏联对于远东问题的态度：(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二)南满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业务管理实施委托制度；(三)希望将旅顺港作为苏联的军港。罗斯福并进一步解释：外蒙维持现状，即表示主权仍属中国；南满铁路主权属于中国，所谓委托制度是为提高效率，业务由中、苏、美三国铁路专家组成的机构负责；至于军港则是新提出的问题，可以日后慢慢商谈解决，他的意见是，不妨将旅顺港长期租借给苏联，但主权仍属中国。罗斯福还保证，待到时机成熟时，苏联军队一定会参加远东的对日作战。
罗斯福虽然没有将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全盘托出，而且他的解释(如外蒙主权归属和南满铁路的委托制等)与事后的实情尚有重大的分歧，但亦基本勾勒出苏方对远东权益的要求。蒋介石得悉后在日记中记道：“阅此(指魏道明来电)，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耶尔达’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王世杰看到魏道明的来电后也认为：“苏联迄今尚未对日作战，竟先提出如此要求，彼参战后其态度将益不可测矣。”他并向蒋介石建议：“关于史坦林向罗斯福所提对满洲之要求(军港与铁路管理)，我政府应坚持领土完整、主权完整之两原则，不可轻于让步。”
4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明了他的态度：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或东三省，被其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中而收复，则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而为外物胁诱，不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可也。
1945年1月，蒋介石在预计本年度国内外可能出现的危机时特别提及“俄国煽动**各地叛乱，乘机侵占全疆；俄国攻占东三省，勾结中共成立伪组织；***在西北叛变；通货恶性膨胀，经济情形险恶”。如今了解到的结果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坏，尽管蒋介石对于苏联的要求极为痛恨，对美国的态度亦十分不满，但环顾国家的实力，这样的条件似乎还是可以接受的。
被激怒的蒋介石
赫尔利受罗斯福委托，准备就远东问题与斯大林和丘吉尔进一步斡旋，然而就在这时，久患重病的罗斯福于4月12日与世长辞。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后的态度是“萧规曹随”：凡是罗斯福总统做出的决定继续照办，凡是已经允诺的国际义务必须遵守。原本想从中调解的赫尔利无计可施，只能以“私人性质”的方式，私下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协议中涉及到中国利益的相关内容，此刻中方才得悉苏联的真正意图。
4月29日，刚从伦敦和莫斯科访问后回到重庆的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秘密会谈，只有王世杰一人在场。赫尔利根据罗斯福口头及谈话记录向蒋报告了苏联对于参战所提出的要求，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利益部分包括：旅顺港租给苏联；大连湾辟为自由商港；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之股权中苏各半，中国并应承认苏联在该路之 “特殊利益”；外蒙古维持现状。斯大林并强调，当苏军出兵时应由美方负责向中国提出上述主张，再由中苏两国签订条约予以承认，然而目前这一消息不得对外泄露，以免日本先发制人。赫尔利解释说，苏方原意是要求中国割让旅顺，经罗斯福劝说后才改为租借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并没有记载蒋介石听到此事后有何愤怒的表情，只是提到蒋认为“租借地”的方式甚不好，但答应日后详细考虑后再谈，因此对上述主张未作任何答复。
蒋介石也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晡时哈雷(即赫尔利)报告其与罗斯福及史大林讨论其在黑海会议对远东问题之决议，而将要求余同意事项，其与我有密切重大关系者： (一)史大林承认朝鲜独立。(二)史要求旅顺与南满、东清各铁道恢复其日俄战争一九零四年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所谓满洲铁道由中、美、俄三国共同管理之议案也，数月来所抱之疑问，至此方得明了也。(三)外蒙古现状不变。
罗斯福去世后，蒋介石原来还表示要亲自到华盛顿参加他的葬礼，但当他得悉雅尔塔协议的真相后，对罗斯福的印象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同时他又将希望寄托在罗的继任人身上。蒋在当月的“反省录”中写道：“罗斯福死亡对中国、对世界之影响自巨，但其转变为利为害，犹不可知，而其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或者随之消灭乎?惟天佑之。”
5月4日，王世杰奉命与赫尔利讨论中苏问题，王表示，“租借”旅顺和苏联对中东、南满两路享受“特权”这两点是中国国民党政府最不能接受的要求，赫尔利“亦以为然”。两天后，蒋介石在官邸又向王世杰交待了对苏谈判应“在不妨害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则下，可容纳苏联对东北之合理主张”。对此原则蒋介石还自以为得意，认为这是他外交手段的一大手笔：
旅顺问题如我不先表示可与俄共同使用一点，则俄不仅对我绝望，而且对美更不谅解，盖增其疑虑；故余一面严拒其租借之谬说，而一面不得不自动允其共同使用以慰之。此种外交与方针，决非寻常外交家之所能知者也。
6月10日，赫尔利在王世杰的陪同下前往蒋介石官邸，他说奉杜鲁门总统的命令，让他向蒋当面报告有关雅尔塔会议中苏方提出的参战条件(杜原指示他于 6月15日报告，但他提前了5天)，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除了一个多月之前所提到的苏联租借旅顺军港、中长与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商港并保证苏联的优越地位几项外，特别明确提出维持现状的外蒙指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外蒙必须脱离中国而独立。赫尔利还传达了斯大林的七点声明，主要内容是赞同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赞同中国之统一与安定，并赞同东北全境为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的企图。斯大林还表示希望与中国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以武力协助中国，俾获自日本势力下得到解放。赫尔利最后还强调，罗斯福和杜鲁门对于苏方的要求均持赞同的态度。
这下子蒋介石真的被激怒了，斯大林对中国充满野心他是预料到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总统居然为了本国的利益，真的会牺牲他国的权益。而王世杰则对斯大林的声明充满怀疑，他所反对的是苏联“表面上承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条文实际上则在破坏之”；他更担心的是斯大林“对于彼之声明，未必切实履行”。
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苏方提出的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这就更加激起蒋介石心中的愤怒。但此时蒋介石对杜鲁门还存在一线希望，其后他又在林园官邸约见赫尔利，王世杰在座。赫尔利透露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最先提出的是要在东北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的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是罗斯福竭力加以反对，斯大林才退而提出目前这一要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美国从中帮忙，中国的损失还要大。蒋介石闻此气愤已极，日记清楚地反映了此时他的心情：
昨日心绪结郁，不解何故。哈雷谈话后此亦极诚意，彼且依余之见解对俄使应付也。余切属彼致电杜总统，问明其美国对旅顺军港是否要共同参加使用，望其明确答复，必须参加与不要参加，即“要”与“不要”之中决定一语作答，万不可以“无可无不可”之“犹豫两可”之间作不肯定之答复。如其果要参加，则尔对俄乃作坚决态度，提出“中英美俄”四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之方案，向俄国要求。如俄不允，则即使交涉破裂，余亦所不惜也。故望美国必须有正确政策以告余也。如其不要参加，则余亦可另作计议。哈雷允电其政府也。
然而杜鲁门的答复却让蒋介石彻底失望，他在日记中接着写道：
上午回渝寓，哈雷来提其总统备忘录，闻之郁愤不知所止，甚恐其此尚非耶尔达密约之全文，然仅此亦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其美国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夫可(以下有数字不清)此一最黑暗之时代也。
郁愤归郁愤，可问题还是得解决。蒋介石先是派其长子蒋经国约见彼得罗夫，告诉他赫尔利已将苏联的声明及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彼得罗夫还煞有其事地问道，为甚么前两天谈论此事时，蒋介石表现得如此不愉快?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决定派遣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蒋介石并亲自制定了谈判的方针。他在一周的反省录中写道：
对俄交涉方针研究既毕，决心已定。铁路交涉当可放宽，而旅顺租借必须严拒，以期达成共同使用而不失行政主权之方针也。令子文不可以第三国或国际关系与俄作交涉，应以中俄两国自动解决，勿使俄国误解也。
6月24日，蒋介石、王世杰与宋子文一起讨论对苏谈判的方案，达成的结论大致是：旅顺口在中苏拟订之同盟条约期间可与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仍归中国；中东、南满铁路及大连湾的所谓“特殊利益”问题，应明确规定其范围，并不用“特殊利益”这一名词；外蒙问题暂不提出讨论。王世杰还提出解决旅顺口租借的另一方案，即将朝鲜的一个海港租给苏联，中国再以关岛之一部让给朝鲜。宋子文以为目前不宜提出这个方案，但蒋介石则认为不妨将其作为准备。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详细地列出了与苏联谈判的要点：
甲、不得以旧日辽东半岛租借地区之范围；
乙、只要行政权不失，则技术人员可聘俄人助理；
丙、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其能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允其参加政府，否则当视为叛变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
丁、**问题亦须提出，伊宁、伊犁必须收复，俄国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济，如此则**经济乃可与俄国完全合作；
戊、东北铁路俄国运兵必须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车停留；
己、必须将帝俄时代所订之过期之条约(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扫除，而根据十三年北京新约协商新约；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
其后蒋介石又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向他宣示了有关中方对于苏方要求的态度，其中主要精神包括：凡涉及到中国的条件必须由中国本身决定，其他任何国家不能代决；中国今后所有条约都不能再出现租借与特权的文字；如果苏方提出不解决租借旅顺问题就不要派代表团赴苏，那么中方将拒绝交涉，一切责任均在苏方。蒋介石还强调：“外蒙不可脱离中国，中国亦不能放弃其宗主权，否则即为中俄两国将来纠纷之恶因。但我中央政府可与外蒙以高度自治也。”
带着这样的谈判方案，尽管宋子文极不情愿，但他既作为外交部长，还是不得不开始他的苏联之行。
宋子文赴苏谈判
1945年6月29日，宋子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重庆，代表团成员包括胡世泽(外交部次长)、沈鸿烈(东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秉常(驻苏大使，已在莫斯科)、钱昌照(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福运(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刘泽荣(外交部驻**特派员)、卜道明(外交部亚西司司长)、万异 (外交部美洲司代理司长)等，蒋经国也作为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陪同出访。6月30日下午3时，宋子文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欢迎礼节极为隆重，与欢迎丘吉尔首相相等，莫外长、卫戍总司令、重要部长及全体外交团均来机场迎接”。随后宋子文、傅秉常、胡世泽便晋见斯大林，开始双方的第一次谈判，但这一次主要是礼节性的拜访，并没有涉及实质性的内容。
在正式谈判前应该说中方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宋子文还建议，“如接洽各事一切顺利，拟向苏联提出美金五亿元军火租借法案，倘能洽成，似对我政府极为有利，但对美国方面有无顾虑”。然而在苏方表达其强硬立场之后，中国方面才知道情形并非如此简单。7月2日晚8时，宋子文率胡世泽、傅秉常及蒋经国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最高领导人开始正式会谈，时间长达三个半小时。事后宋子文在报告中称，对于东三省的处理方案比较满意，但在外蒙问题上双方陷于僵局。斯大林认为外蒙人民不愿再受中国政府统治，希望独立，但苏联不会并吞外蒙。斯大林更进一步强调，为国防关系，苏联不得不在外蒙驻军，而且要结成军事同盟。宋子文提出目前是否不讨论外蒙问题，因为不论中国任何政府，若丧失领土完整，必为国人所不谅。斯大林回答说，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签订任何协议，态度十分坚决。关于旅顺问题，斯大林说可以不用租借方式，但旅顺军港、大连商港和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四十五年。斯大林还提出密约可以先予签订，内容则可在战后公布。其后宋子文又接连向蒋介石发去多封密电，对于苏联的要求加以补充，同时还为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他个人的意见：(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性质不同。他还更加急迫地请示，万一斯大林以中止谈判来要挟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究应如何处理。
由于蒋介石正在西安视察，未能及时审阅宋子文的报告，待7月5日回到重庆看到电报后，方知问题的严重。但此刻蒋介石心目中考虑更多的是东北、**和中共问题，因此他更需要的是苏联出兵和合作。当天的日记记录了他此时矛盾的心情：
接子文冬亥报告电，乃知史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议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灾祸，决非误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也。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的电报后曾征求王世杰的意见，王世杰认为：“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之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其后蒋介石又召集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诚等党内元老议论此事，权衡利弊，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外蒙独立之事可让步。”
7月6日清晨4时蒋介石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考虑外蒙与对苏俄问题甚详”。5时起身作过晨祷后即亲自拟写致宋子文的覆电，长达一千余字，电报的原则是“决照所定方针，决心约其待中国完全统一以后，即可由我政府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方案，期待正式国会通过后，乃得批准之意示之”。然而来自美国合众社的一则电讯又使蒋介石极为恼怒，原来是7月4日外蒙总理乔巴山抵达莫斯科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率领苏联方面军政长官亲自到机场欢迎，“是其待外蒙已与待中国相同之礼节，又加我以侮辱，更对我进逼一步矣，可痛可鄙”!但此刻蒋介石最关心的不是外蒙独立，而是东北、**和中共问题。7月7日他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以外蒙为中苏关系最大之症结所在，如果此一症结既除，而我之要求目的仍不能达到，则不仅牺牲毫无代价，而且今后必增两国之恶果，东方更多纠纷矣。务望注意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即与斯大林见面，并再三恳请苏方能够对中国政府的立场予以谅解。但斯大林则坚持外蒙必须独立，而且说这个条件在雅尔塔会谈时即已谈妥，美、英两国对此并无异意，对此他可以当面质询两国首脑。紧接着，苏联又对东北问题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对于苏联的外交策略蒋介石当然十分清楚，但心中的愤懑却无法表露，只能在日记中发泄：
接子文转来俄国所提要求东三省之条件，甚于一八九六年所订者之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
其后宋子文又与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谈，至此中苏两国间的底牌均已亮出，谈判亦接近尾声，苏方主张可以签字结束会谈了，但宋子文却深知这一条约的签订对于国家的利益将会造成严重的牺牲，而他个人的名誉也会蒙受重大的损害。正好此时斯大林要赴德国与美、英两国首脑举行最高级会议，宋子文就想利用这一机会抽身而退，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请示：“今晚与史太林会谈，空气极为和谐，但尚有数问题必须当面请示钧座。拟乘史赴柏林三头会议时，返国一行，会后再来苏，作最后决定，史今日表示甚赞成。职定寒(14日)晨与苏联大使、经国等同返，约铣日(16日)可抵渝，胡次长留此。关于与苏联交涉一事，务乞钧座转饬各报勿加评论，苏方已同样通知苏联报纸。”
宋子文抽身而退
7月17日，宋子文一行由莫斯科经德黑兰飞抵重庆，19日上午宋单独晋见蒋介石，报告与苏联谈判的经过。宋子文表示，如果苏联不接受中方的要求，他就不会再赴苏谈判；接着他又提到，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辞职后，其继任人选必须由他来推荐，否则便不能承担行政院长之责。他还说，美国的外交和财政界官员都是他的知交，以此而加以炫耀。蒋介石闻之大怒，他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国人心理，媚外自私如此，而以欺制元首，不问政策，一以个人之名位自保，不知国家与政府为何物，气[?]之可痛心疾首者，莫甚于此也。”第二天蒋介石的气还未平息，“昨日受子文压迫，动以不能负责，以美国外援自眩，其性其气并无一些改变也”。在这之后蒋介石还抄录了一段《圣经·旧约·诗经第二十八首》：“彼辈口如蜜，心中含辛螫，祈主按其行，报彼诸罪孽。”在本周的反省录中他接着写道：“子文自俄回来，其不愿负责签约，是否有意为难，故不能断定，但其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对于独占财政、经济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此实为我一生最痛苦之一事，如何使之彻悟悔改，以期其成也。”蒋介石对宋子文行为的恼怒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宋子文的决心已定，7月24日他单独与王世杰见面，表明自己将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希望他能改任或兼任，下月和他一起再赴莫斯科参加谈判。王听到后感到很突然，他先是加以拒绝，但在宋的一再要求下，王世杰答应再考虑考虑。于是宋子文将所有在苏联的谈判数据(包括与斯大林的六次会谈记录)全部交给他，王世杰当晚研读资料直至深夜。
第二天下午，王世杰特地渡江前去蒋介石的黄山官邸，当晚并留宿未归。大概蒋事先已经知道此事，而且也同意由王兼任外交部长一职，因此他在与王世杰谈话时说，因为中苏谈判牵涉到战后外蒙独立之事，宋子文怕单独承担责任，此次先行返渝正是这个原因。蒋还说，其实外蒙早已不由中国管治，此事不值得顾虑。王世杰则担忧苏方是否真的会按照协议将东北主权交还给中国，“如不实行，则我之承认外蒙独立为单纯的让步；如彼确将东三省照议定办法交我，则此一让步可不受 [当]代人或后代责难”。此时王世杰的心情十分矛盾，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如拒绝，便为畏惧负责之表示。值此中苏情势紧张、关系极大之时，本身之毁誉，不宜在予考虑中也。”
这时美、英、苏三国首脑正在柏林开会，并拟定向日本发表劝降的最后通告。7月26日，赫尔利到蒋介石官邸，出示了杜鲁门总统的来电，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24小时之内签字，否则英、美两国将单独发表对日警告。对于这种蛮横无理的强权做法，蒋介石十分生气，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向赫尔利所表示的态度： “中国为对日战争之重要国家，未得中国同意，则联盟国对日任何言行不能单独发表，而且英、美今后关于此等重要问题之洽商，必须予我以从容考虑时间方可，因开罗会议公报我中国必须参加对日任何行动也。而且来电第一条只说美总统与英首相之商定，而未及中国主席，更为不当，必须增加中国主席在英首相之上也。”蒋介石并说，如果按照这一原则修改，他自然同意。蒋在日记最后写道：“就此可知美国国务院对华蔑视之态度及其成几尢之深矣，故外交姿态不得不重加研究也。”
7月28日，蒋介石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亲自拟定了外交方针：
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故其不能以我国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标，如我能自立自主、中立不倚，则彼当能尊重我中立地位，只[至]少可作一**；否则如我偏重美国或倚赖美国，则彼必不择手段，使我无法建设，甚至承认中共，使我分裂，当在意中。若我用武力强制中共，以期统一，则彼必在满蒙边境收容***，制造傀儡政权；如我因此不惜与俄一战，则在此八年抗战以后，人力物力疲乏万分，政治与宣传几乎为俄共所笼罩之中，万不能如七七对日抗战时之容易把握也。故今日之情势，无论对内对外，惟有用政治与外交方法，求得谅解与解决也。因此对俄政策，惟有妥协与谅解之一途，然亦未始不可能也。
蒋介石在分析了中国有利有弊的各项条件之后接着写道：
今日国际交涉无所谓公理与情感，只有实力与利害关系，更无是非可言。我国今日之势力，除了前条所分析之五端以外，再无其它实力可言，而且思想复杂，人心卑劣，风气浮荡，廉耻道丧，尤其社会散漫，本党纷乱，组织荡然，纪律扫地，至于政治、经济与教育，更无基础，***反叛，异端蜂起，军阀余毒未清，科学幼稚，知识短浅，工业与交通可说尚未开始，最为统一之障碍。军队虽有干部，已形成重心，然离现代化装备甚远。如此国势，既无实力，又无组织，若无正确之政策为之运用指导以补实力之不足，尚有何法持其后也!今日谋国之道，专力组织之健全，人才之培植，以求自强；而在国际，只有运用其矛盾与冲突，一面争取时间，以待有利之时机，求得独立与解放而已。
7月3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行政院改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由王世杰接替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在这之前蒋介石曾单独接见宋子文，向他说明对苏谈判的政策以及交涉方针，宋只好答应重返莫斯科继续交涉。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行为非常不满，认为他“不愿负责任，只知求名邀功，取巧诿过，何以成事，甚为国家忧也”。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蒋介石又写道：“对俄交涉以子文不敢负责，尚未签订协议，而准予外蒙战后独立之决策，实为生平革命史上最重大之一页，于势于理，无不自安也。”
正当宋子文、王世杰赴苏签字之前，蒋介石又重新调阅了中苏谈判的全部文件，没想到竟发现了许多问题，“而其最大者为‘旅顺军港百公里之各海岛非由中俄两国同意不得设防，之件，更为骇异。果尔则蓬莱县海岸至旅顺间渤海海口百公里间，在此三十年间皆成为不设防区域矣”。这么重大的事宋子文不但不与专家进行研究，反倒“认为无关重要，竟与俄商拟稿件，可痛!不知今后国家将如何建设矣”。基于这一理念，蒋介石在宋子文、王世杰启程前特别命令他们，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必须坚决拒绝苏方的这一要求。
8月5日上午8时，宋子文、王世杰率中国政府代表团由重庆白石驿机场起飞，途经加尔各答和德黑兰，于7日下午3时许抵达莫斯科。此时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已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亦开始在远东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发动进攻，战后美苏两国之间的矛盾已日益明显。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对于中国政府的谈判来说似乎相对有利。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最后交涉经过以往论者已有较详细的叙述，当事人王世杰则专门记载了“赴莫斯科日记”，国民党党史会编辑的《战时外交》亦收录了宋、王与蒋往来的大部分电报，本文不拟再予重复。可能是蒋介石已经明确地下达了谈判方针，加上此刻又有许多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并没有过多的关于中苏谈判的记载。然而在宋子文的档案中藏有一份蒋介石致斯大林的密电，《战时外交》并无收录，故抄录于下：
宋院长：蒸亥电刻始收到，请以下列电文由兄正式提出，或派经国以个人关系送交史太林如下：
此次中苏友好协议，不惟为消灭我两国纠纷之症结，亦为建立一两国百年合作之基础，此为余唯一之志愿，想亦为阁下所期许，故特恳切就商于阁下如下： (一)外蒙如希望独立，而对于疆界此[?]不先有一基线之协定，则已往外蒙之症结不惟未能消除，而且反增今后之纠纷，此决非吾人之本意。故外蒙界线此时必须有一基准之图，藉以为将来勘界之依据。(二)旅顺共同使用之机构，吾人既同意共同使用，则无论在事实与名义上，旅顺必须有一中苏军事委员会，以为共同合作之枢纽，否则形式上无异于旧日之租借地，此今日中国国民与政府皆无法承当也。关于此点有关政治性者，余已面告彼得罗夫大使，言之甚切，务望阁下对于政治上特予谅解。以上二者乃为我中国立国条件最低之限度，过此则无以立国于世界，且违反我国民革命之原则。苏联与阁下向来皆以扶助中国之独立平等为宗旨，切盼阁下对我以上之请求，获得友义[谊]之同意，则中国政府与全体人民对苏联友义[谊]与精诚，必永志不忘矣。蒋中正。未侵。
然而此时苏联的百万大军已沿着长达五千公里的战线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尽管蒋介石一再命令必须明确划分外蒙与内蒙的边界线，“否则交涉停顿亦所不惜”，然而此刻苏联已经大举出兵并进入东北，再纠缠于划定疆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宋子文和钱昌照、蒋经国、傅秉常等谈判代表均认为不必理会蒋的命令，虽然王世杰不同意，但说服不了大家。最后他还是与宋子文联名向蒋报告，提醒他“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并要求蒋介石“授予职等权宜处置之权”。在这种形势之下，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只能表示同意。8月14日夜，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正式签字。
“旧耻”与“新耻”
就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的第二天，日本天皇发表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停泊于横滨相摸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美、英、中、苏等九大同盟国代表正式签订了投降书，这不仅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更意味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元首的蒋介石更是百感交集，夜不能寐。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的第三天开始，蒋介石每天就在日记的起始处写有“雪耻”二字，连续十多年，一天都没有间断。如今日本已经投降，但蒋介石仍不改日记中书写“雪耻”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这样解释此刻的心情：
“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中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很明显，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新耻”指的就是在中苏谈判过程中中国所蒙受的种种耻辱，尽管经过中方代表不断力争，苏联在一些问题上稍作让步，如在条约中不采用“租借地”的名词，取消旅顺军港外一百公里岛屿不设防的原议，以及战后由外蒙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与中国之间的隶属关系等，但实际上这些只不过是在文字上给中国政府一些面子，旅顺港依旧是苏联控制的军港，大连港的一半工事和设备规定要无偿租给苏联，中长铁路由中苏两国成立联合公司共同经营管理，而最重要的则是外蒙古自此便正式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独立的国家。面对这些羞辱的条件而又不能不同意，蒋介石能心甘情愿吗?
外交是讲究实力的，虽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废除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开罗会议上，中国还跻身四强。然而这一切毕竟只是表象，一旦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强权就会战胜公理，历来都是如此。蒋介石当然也深知这个道理，他虽然对于苏联提出的那些蛮横的条件愤恨不已，对美国和英国只顾自己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行径极为不满，但他既无实力拒绝，更需要得到这些大国的援助，而此刻他更关心的是东北和** 的主权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既然苏联同意并尊重中国东北与**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同时也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权衡利弊，考虑再三，蒋介石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些条件。
1945年年初，蒋介石曾用八个字来概括当年的对外政策——“忍气吞声，负重致远”。虽然此时雅尔塔会议还没有召开，蒋介石更无从得悉斯大林提出的种种要求，然而他日后对于雅尔塔协议的态度及其转化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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