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赫爾利大使奉命轉達雅爾塔會議關於中國方面的秘密協議
| 事件經過:
6月,赫爾利大使奉命轉達雅爾塔會議關於中國方面的秘密協議
雅爾塔協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英、美、蘇三國巨頭背着主要當事國，重新劃分戰後世界格局的一個秘密協議。此時，中國雖然號稱四強之一，卻完全被置之於外；蔣介石作為中國的國傢元首、盟軍中國戰區司令，不僅事前被蒙在鼓裏，就是在協議簽訂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於條約的內容也毫不知情。雅爾塔協議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並為戰後整個中國和世界的和平帶來深遠的影響。
關於雅爾塔協議簽約的過程及其影響以往有諸多論著提及，還有不少論文專門加以分析，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亦曾公佈了宋子文與蔣介石關於談判經過的往來電報，也有學者撰文敘述蔣介石對於雅爾塔協議的態度，然而最近剛剛公佈的蔣介石日記卻提供了最真實的依據，使我們對於蔣介石在雅爾塔協議簽訂前後的態度及其變化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蔣介石打探雅爾塔協議的內容
1944年10月，駐英大使顧維鈞在華盛頓與美國海軍上將李海交談中獲悉，美國強烈希望蘇聯早日對日作戰，不久美、英、蘇三國首腦將會專門開會討論這一問題；而蘇聯則以取得旅順港作為參戰的條件之一，對此英、美兩國似乎並無異意。作為一個職業外交傢，顧維鈞深知這一情報的意義非同小可，接連致電嚮蔣介石報告。這一消息立即引起蔣的警覺，並開始為此進行準備。
1945年2月3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相繼乘機飛抵蘇聯的剋裏米亞半島，第二天斯大林也趕到，三巨頭立即聚在一個名叫雅爾塔的小鎮進行秘密談判。會談的目的是美、英雙方希望蘇聯盡早落實對日宣戰的時間，蘇聯則為此提出諸多要求，除了要得到日俄戰爭時沙俄失去的利益，還有許多內容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如：保持外蒙古現狀；大連列為國際港，保障蘇聯在該港的特權；蘇聯恢復租藉旅順港為其海軍基地；中長鐵路(包括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兩國合組之公司聯合經營。羅斯福為了盡快讓蘇聯出兵以減輕美軍的傷亡，對於斯大林的要求並未加以拒絶，衹是認為上述涉及外蒙古、大連商港和旅順軍港以及中長鐵路的相關協議需要徵求蔣介石的同意，而斯大林則建議此事應由羅斯福嚮蔣介石通告，並保證獲得其同意。三巨頭還達成一致協議，“蘇聯所提要求於日本被擊潰後必予實現，蘇聯則準備與中國國民政府締結中蘇友好條約，俾以其武裝部隊協助中國，解放中國所受日本之束縛”。然而三方在會談後發表的公告中，卻對這些內容衹字未提。
在此之前蘇方原本要求中國政府外交部長盡快到莫斯科會談，以便解决兩國之間的重大外交問題。對此蔣介石有所考慮，他在日記中寫道：
俄國催促宋部長訪俄之提案須先告彼，擬提：一、歡迎其加入對日戰爭；二、東北鐵路交通與大連自由港問題；三、中俄經濟合作，**包括在內；四、中俄**邊境之協防及履行交換罪犯之舊約；五、外蒙問題；六、重訂互不侵犯或同盟條約；七、朝鮮問題；八、戰後對日處置方針。其中五、六、七各案應慎重考慮，其是否提出及利害如何。
2月6日，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約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和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傑幾人商談有關赴蘇談判前的準備，王世傑主張目前不宜明確提出任何具體問題，但必須對中蘇間的重大問題，如中蘇同盟、東三省及大連旅順港、中東鐵路、中共、**等問題有所準備，預定方案，在談判中視當時情勢及蘇方態度而决定。但此時蘇方又托辭，將中國外長訪蘇的時間嚮後延期，這不禁引起中方的懷疑。蔣介石認為“俄國延展子文訪期，可知羅、邱、史會議已畢，俄國參加對日戰爭又延至五月以後矣”。
2月11日，雅爾塔協定簽字，儘管英、美、蘇三方對密約內容秘而不宣，美方僅將表面上的决議通知中國政府，然而“外交部次長吳國楨辦事粗率，未及詢問明白，遽即以口頭代表政府表示接受”。但蔣介石及國府最高層官員對此則存有戒心，他們已敏惑地嗅出這個協議一定包含涉及到遠東及中國方面的內容。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羅、邱、史會議宣言尚未發表，未知其結果究竟如何。惟此會對我國之影響必大，羅或不致與英、俄協以謀我乎?”不久，駐蘇大使傅秉常亦來電密報他所瞭解到的密約內容，這就更增添了蔣介石心中的懷疑：“閱傅大使秉常來電，以美駐俄大使通知其羅、史談話大意，俄史之對華方針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難言之內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證諸顧大使之言，俄國對東北與旅大特權之要求，當非虛傳也。國勢之危已極，不知何日有濟?”其後他又在日記中寫道：“近日尤感外交之無公理、無情義，而惟以強權與勢力是依。我國若不能自立自強，决不能生存於今後之世界!”
為瞭瞭解真相，蔣介石一方面懇請當時正在華盛頓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幫助代為瞭解內情，希望盡早委派宋子文到華盛頓與羅斯福會面，同時還命令駐英大使顧維鈞、駐美大使魏道明想方設法打探雅爾塔協議的內情。
對於赫爾利的詢問，羅斯福先是予以搪塞，說雅爾塔會議中沒有任何關於中國的協議，但赫爾利認為羅斯福是在“真誠地撒謊”，經他再三追問，羅斯福終於同意他查閱並摘錄有關雅爾塔協議的記錄。此刻羅斯福似乎也有所悔悟，他讓赫爾利去倫敦和莫斯科找丘吉爾和斯大林談談，看看有沒有甚麽可以彌補的方法。同時羅斯福又接見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嚮他透露了部分密約的內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蘇聯對於遠東問題的態度：(一)維持外蒙古現狀；(二)南滿鐵路所有權屬中國，業務管理實施委托制度；(三)希望將旅順港作為蘇聯的軍港。羅斯福並進一步解釋：外蒙維持現狀，即表示主權仍屬中國；南滿鐵路主權屬於中國，所謂委托制度是為提高效率，業務由中、蘇、美三國鐵路專傢組成的機構負責；至於軍港則是新提出的問題，可以日後慢慢商談解决，他的意見是，不妨將旅順港長期租藉給蘇聯，但主權仍屬中國。羅斯福還保證，待到時機成熟時，蘇聯軍隊一定會參加遠東的對日作戰。
羅斯福雖然沒有將雅爾塔協議的內容全盤托出，而且他的解釋(如外蒙主權歸屬和南滿鐵路的委托製等)與事後的實情尚有重大的分歧，但亦基本勾勒出蘇方對遠東權益的要求。蔣介石得悉後在日記中記道：“閱此(指魏道明來電)，但有痛憤與自省而已，‘耶爾達’果已賣華乎?惟如此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則此次抗倭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王世傑看到魏道明的來電後也認為：“蘇聯迄今尚未對日作戰，竟先提出如此要求，彼參戰後其態度將益不可測矣。”他並嚮蔣介石建議：“關於史坦林嚮羅斯福所提對滿洲之要求(軍港與鐵路管理)，我政府應堅持領土完整、主權完整之兩原則，不可輕於讓步。”
4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表明了他的態度：
關於旅順問題，寧可被俄強權占領，而决不能以租藉名義承認其權利，此不僅旅順如此，無論外蒙、**或東三省，被其占領不退，則我亦惟有以不承認、不簽字以應之，蓋弱國革命之過程中既無實力，又無外援，不得不以信義與法紀為基礎，而不稍予以法律之根據。如此則我民族之大憑藉之厚，今日雖不能由餘手中而收復，則將來後世之子孫，亦必有完成其領土行政主權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時堅定革命信心，而為外物脅誘，不簽訂喪辱賣身契約，以貽害於民族而保留我國傢獨立自主之光榮可也。
1945年1月，蔣介石在預計本年度國內外可能出現的危機時特別提及“俄國煽動**各地叛亂，乘機侵占全疆；俄國攻占東三省，勾結中共成立偽組織；***在西北叛變；通貨惡性膨脹，經濟情形險惡”。如今瞭解到的結果並沒有預想的那麽壞，儘管蔣介石對於蘇聯的要求極為痛恨，對美國的態度亦十分不滿，但環顧國傢的實力，這樣的條件似乎還是可以接受的。
被激怒的蔣介石
赫爾利受羅斯福委托，準備就遠東問題與斯大林和丘吉爾進一步斡旋，然而就在這時，久患重病的羅斯福於4月12日與世長辭。副總統杜魯門繼任後的態度是“蕭規曹隨”：凡是羅斯福總統做出的决定繼續照辦，凡是已經允諾的國際義務必須遵守。原本想從中調解的赫爾利無計可施，衹能以“私人性質”的方式，私下嚮蔣介石通報了雅爾塔協議中涉及到中國利益的相關內容，此刻中方纔得悉蘇聯的真正意圖。
4月29日，剛從倫敦和莫斯科訪問後回到重慶的赫爾利與蔣介石進行秘密會談，衹有王世傑一人在場。赫爾利根據羅斯福口頭及談話記錄嚮蔣報告了蘇聯對於參戰所提出的要求，其中涉及到中國的利益部分包括：旅順港租給蘇聯；大連灣闢為自由商港；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之股權中蘇各半，中國並應承認蘇聯在該路之 “特殊利益”；外蒙古維持現狀。斯大林並強調，當蘇軍出兵時應由美方負責嚮中國提出上述主張，再由中蘇兩國簽訂條約予以承認，然而目前這一消息不得對外泄露，以免日本先發製人。赫爾利解釋說，蘇方原意是要求中國割讓旅順，經羅斯福勸說後纔改為租藉的。王世傑在日記中並沒有記載蔣介石聽到此事後有何憤怒的表情，衹是提到蔣認為“租藉地”的方式甚不好，但答應日後詳細考慮後再談，因此對上述主張未作任何答復。
蔣介石也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
晡時哈雷(即赫爾利)報告其與羅斯福及史大林討論其在黑海會議對遠東問題之决議，而將要求餘同意事項，其與我有密切重大關係者： (一)史大林承認朝鮮獨立。(二)史要求旅順與南滿、東清各鐵道恢復其日俄戰爭一九零四年以前之特權，而並未有魏大使前所報告所謂滿洲鐵道由中、美、俄三國共同管理之議案也，數月來所抱之疑問，至此方得明了也。(三)外蒙古現狀不變。
羅斯福去世後，蔣介石原來還表示要親自到華盛頓參加他的葬禮，但當他得悉雅爾塔協議的真相後，對羅斯福的印象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同時他又將希望寄托在羅的繼任人身上。蔣在當月的“反省錄”中寫道：“羅斯福死亡對中國、對世界之影響自巨，但其轉變為利為害，猶不可知，而其畏強欺弱、以我中國為犧牲品之政策，或者隨之消滅乎?惟天佑之。”
5月4日，王世傑奉命與赫爾利討論中蘇問題，王表示，“租藉”旅順和蘇聯對中東、南滿兩路享受“特權”這兩點是中國國民黨政府最不能接受的要求，赫爾利“亦以為然”。兩天後，蔣介石在官邸又嚮王世傑交待了對蘇談判應“在不妨害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則下，可容納蘇聯對東北之合理主張”。對此原則蔣介石還自以為得意，認為這是他外交手段的一大手筆：
旅順問題如我不先表示可與俄共同使用一點，則俄不僅對我絶望，而且對美更不諒解，蓋增其疑慮；故餘一面嚴拒其租藉之謬說，而一面不得不自動允其共同使用以慰之。此種外交與方針，决非尋常外交傢之所能知者也。
6月10日，赫爾利在王世傑的陪同下前往蔣介石官邸，他說奉杜魯門總統的命令，讓他嚮蔣當面報告有關雅爾塔會議中蘇方提出的參戰條件(杜原指示他於 6月15日報告，但他提前了5天)，在涉及到中國的問題上，除了一個多月之前所提到的蘇聯租藉旅順軍港、中長與南滿鐵路由中蘇兩國共同經營、大連闢為商港並保證蘇聯的優越地位幾項外，特別明確提出維持現狀的外蒙指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說外蒙必須脫離中國而獨立。赫爾利還傳達了斯大林的七點聲明，主要內容是贊同促進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之統一，贊同中國之統一與安定，並贊同東北全境為中國的一部分，蘇聯對中國沒有領土的企圖。斯大林還表示希望與中國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以武力協助中國，俾獲自日本勢力下得到解放。赫爾利最後還強調，羅斯福和杜魯門對於蘇方的要求均持贊同的態度。
這下子蔣介石真的被激怒了，斯大林對中國充滿野心他是預料到的，但他沒有想到的是，美國總統居然為了本國的利益，真的會犧牲他國的權益。而王世傑則對斯大林的聲明充滿懷疑，他所反對的是蘇聯“表面上承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而條文實際上則在破壞之”；他更擔心的是斯大林“對於彼之聲明，未必切實履行”。
6月12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正式嚮蔣介石提出了蘇方提出的締結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的五項先决條件，這就更加激起蔣介石心中的憤怒。但此時蔣介石對杜魯門還存在一綫希望，其後他又在林園官邸約見赫爾利，王世傑在座。赫爾利透露雅爾塔會議期間斯大林最先提出的是要在東北由滿洲至旅順大連港之間畫一條走廊割讓給蘇聯，與蘇聯的海濱省和西伯利亞相連，是羅斯福竭力加以反對，斯大林纔退而提出目前這一要求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不是美國從中幫忙，中國的損失還要大。蔣介石聞此氣憤已極，日記清楚地反映了此時他的心情：
昨日心緒結鬱，不解何故。哈雷談話後此亦極誠意，彼且依餘之見解對俄使應付也。餘切屬彼致電杜總統，問明其美國對旅順軍港是否要共同參加使用，望其明確答復，必須參加與不要參加，即“要”與“不要”之中决定一語作答，萬不可以“無可無不可”之“猶豫兩可”之間作不肯定之答復。如其果要參加，則爾對俄乃作堅决態度，提出“中英美俄”四國共同使用旅順軍港之方案，嚮俄國要求。如俄不允，則即使交涉破裂，餘亦所不惜也。故望美國必須有正確政策以告餘也。如其不要參加，則餘亦可另作計議。哈雷允電其政府也。
然而杜魯門的答復卻讓蔣介石徹底失望，他在日記中接着寫道：
上午回渝寓，哈雷來提其總統備忘錄，聞之鬱憤不知所止，甚恐其此尚非耶爾達密約之全文，然僅此亦足置我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而且其美國今後百年內對東亞亦無安定和平之日，夫可(以下有數字不清)此一最黑暗之時代也。
鬱憤歸鬱憤，可問題還是得解决。蔣介石先是派其長子蔣經國約見彼得羅夫，告訴他赫爾利已將蘇聯的聲明及要求轉達給蔣介石。彼得羅夫還煞有其事地問道，為甚麽前兩天談論此事時，蔣介石表現得如此不愉快?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决定派遣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蘇聯談判，蔣介石並親自製定了談判的方針。他在一周的反省錄中寫道：
對俄交涉方針研究既畢，决心已定。鐵路交涉當可放寬，而旅順租藉必須嚴拒，以期達成共同使用而不失行政主權之方針也。令子文不可以第三國或國際關係與俄作交涉，應以中俄兩國自動解决，勿使俄國誤解也。
6月24日，蔣介石、王世傑與宋子文一起討論對蘇談判的方案，達成的結論大致是：旅順口在中蘇擬訂之同盟條約期間可與蘇聯共同使用，但主權仍歸中國；中東、南滿鐵路及大連灣的所謂“特殊利益”問題，應明確規定其範圍，並不用“特殊利益”這一名詞；外蒙問題暫不提出討論。王世傑還提出解决旅順口租藉的另一方案，即將朝鮮的一個海港租給蘇聯，中國再以關島之一部讓給朝鮮。宋子文以為目前不宜提出這個方案，但蔣介石則認為不妨將其作為準備。
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詳細地列出了與蘇聯談判的要點：
甲、不得以舊日遼東半島租藉地區之範圍；
乙、衹要行政權不失，則技術人員可聘俄人助理；
丙、中共問題必須明白提出，如其能將軍政權交還中央，則可允其參加政府，否則當視為叛變之軍隊，無論在任何方面，不得聲援；
丁、**問題亦須提出，伊寧、伊犁必須收復，俄國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濟，如此則**經濟乃可與俄國完全合作；
戊、東北鐵路俄國運兵必須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車停留；
己、必須將帝俄時代所訂之過期之條約(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掃除，而根據十三年北京新約協商新約；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國宗主權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權限可予俄國憲法上所規定之各蘇维埃權限相同。
其後蔣介石又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嚮他宣示了有關中方對於蘇方要求的態度，其中主要精神包括：凡涉及到中國的條件必須由中國本身决定，其他任何國傢不能代决；中國今後所有條約都不能再出現租藉與特權的文字；如果蘇方提出不解决租藉旅順問題就不要派代表團赴蘇，那麽中方將拒絶交涉，一切責任均在蘇方。蔣介石還強調：“外蒙不可脫離中國，中國亦不能放棄其宗主權，否則即為中俄兩國將來糾紛之惡因。但我中央政府可與外蒙以高度自治也。”
帶着這樣的談判方案，儘管宋子文極不情願，但他既作為外交部長，還是不得不開始他的蘇聯之行。
宋子文赴蘇談判
1945年6月29日，宋子文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離開重慶，代表團成員包括鬍世澤(外交部次長)、瀋鴻烈(東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秉常(駐蘇大使，已在莫斯科)、錢昌照(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福運(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劉澤榮(外交部駐**特派員)、卜道明(外交部亞西司司長)、萬異 (外交部美洲司代理司長)等，蔣經國也作為代表團的重要成員陪同出訪。6月30日下午3時，宋子文一行抵達莫斯科，“蘇聯歡迎禮節極為隆重，與歡迎丘吉爾首相相等，莫外長、衛戍總司令、重要部長及全體外交團均來機場迎接”。隨後宋子文、傅秉常、鬍世澤便晉見斯大林，開始雙方的第一次談判，但這一次主要是禮節性的拜訪，並沒有涉及實質性的內容。
在正式談判前應該說中方的感覺還是不錯的，所以宋子文還建議，“如接洽各事一切順利，擬嚮蘇聯提出美金五億元軍火租藉法案，倘能洽成，似對我政府極為有利，但對美國方面有無顧慮”。然而在蘇方表達其強硬立場之後，中國方面纔知道情形並非如此簡單。7月2日晚8時，宋子文率鬍世澤、傅秉常及蔣經國與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蘇聯最高領導人開始正式會談，時間長達三個半小時。事後宋子文在報告中稱，對於東三省的處理方案比較滿意，但在外蒙問題上雙方陷於僵局。斯大林認為外蒙人民不願再受中國政府統治，希望獨立，但蘇聯不會並吞外蒙。斯大林更進一步強調，為國防關係，蘇聯不得不在外蒙駐軍，而且要結成軍事同盟。宋子文提出目前是否不討論外蒙問題，因為不論中國任何政府，若喪失領土完整，必為國人所不諒。斯大林回答說，要是那樣的話，我們就不可能簽訂任何協議，態度十分堅决。關於旅順問題，斯大林說可以不用租藉方式，但旅順軍港、大連商港和中長鐵路由中蘇共管，利益均享，期限為四十五年。斯大林還提出密約可以先予簽訂，內容則可在戰後公佈。其後宋子文又接連嚮蔣介石發去多封密電，對於蘇聯的要求加以補充，同時還為打開外蒙問題僵局，提出他個人的意見：(一)與蘇聯訂約，在同盟期間，準其在外蒙駐兵；(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並準蘇聯駐兵；(三)授權外蒙軍事、內政、外交自主，但與蘇聯各蘇维埃共和國及英自治領性質不同。他還更加急迫地請示，萬一斯大林以中止談判來要挾中國承認外蒙獨立，究應如何處理。
由於蔣介石正在西安視察，未能及時審閱宋子文的報告，待7月5日回到重慶看到電報後，方知問題的嚴重。但此刻蔣介石心目中考慮更多的是東北、**和中共問題，因此他更需要的是蘇聯出兵和合作。當天的日記記錄了他此時矛盾的心情：
接子文鼕亥報告電，乃知史大林對外蒙堅持其獨立之要求，否則有協議無從成立之表示。餘再三考慮，俄對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準其駐兵之方式所能饜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則東北與**各種行政之完整無從交涉，共黨問題更難解决，而且外蒙事實上已為彼俄占有。如為虛名而受災禍，决非誤國之道；若忍痛犧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換得東北與**以及全國之統一，而且統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準外蒙戰後投票解决其獨立問題，而與俄協商東北、**與中共問題為交換條件也。
蔣介石收到宋子文的電報後曾徵求王世傑的意見，王世傑認為：“東三省等問題如確能得到不損領土主權之解决，則承認外蒙人民於戰後投票自决之尚合算，因外蒙實際上已脫離中國二十餘年。”其後蔣介石又召集孫科、鄒魯、戴季陶、於右任、吳稚暉、陳誠等黨內元老議論此事，權衡利弊，最終達成一致意見：“外蒙獨立之事可讓步。”
7月6日清晨4時蔣介石醒後就再也睡不着了，“考慮外蒙與對蘇俄問題甚詳”。5時起身作過晨禱後即親自擬寫緻宋子文的覆電，長達一千餘字，電報的原則是“决照所定方針，决心約其待中國完全統一以後，即可由我政府自動提出外蒙獨立方案，期待正式國會通過後，乃得批準之意示之”。然而來自美國合衆社的一則電訊又使蔣介石極為惱怒，原來是7月4日外蒙總理喬巴山抵達莫斯科時，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率領蘇聯方面軍政長官親自到機場歡迎，“是其待外蒙已與待中國相同之禮節，又加我以侮辱，更對我進逼一步矣，可痛可鄙”!但此刻蔣介石最關心的不是外蒙獨立，而是東北、**和中共問題。7月7日他在緻宋子文的電報中再次強調：“此次我國之所以允外蒙戰後獨立者，實為作最大之犧牲，亦表示對蘇作最大之誠意。以外蒙為中蘇關係最大之癥結所在，如果此一癥結既除，而我之要求目的仍不能達到，則不僅犧牲毫無代價，而且今後必增兩國之惡果，東方更多糾紛矣。務望註意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一、為東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二、蘇聯今後不再支持中共與**之匪亂。此乃為我方要求之交換條件也。”
宋子文接到蔣介石的指示後即與斯大林見面，並再三懇請蘇方能夠對中國政府的立場予以諒解。但斯大林則堅持外蒙必須獨立，而且說這個條件在雅爾塔會談時即已談妥，美、英兩國對此並無異意，對此他可以當面質詢兩國首腦。緊接着，蘇聯又對東北問題提出更為苛刻的要求。對於蘇聯的外交策略蔣介石當然十分清楚，但心中的憤懣卻無法表露，衹能在日記中發泄：
接子文轉來俄國所提要求東三省之條件，甚於一八九六年所訂者之苛刻，明知其為討價，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極矣。
其後宋子文又與斯大林進行了多次會談，至此中蘇兩國間的底牌均已亮出，談判亦接近尾聲，蘇方主張可以簽字結束會談了，但宋子文卻深知這一條約的簽訂對於國傢的利益將會造成嚴重的犧牲，而他個人的名譽也會蒙受重大的損害。正好此時斯大林要赴德國與美、英兩國首腦舉行最高級會議，宋子文就想利用這一機會抽身而退，他在緻蔣介石的電報中請示：“今晚與史太林會談，空氣極為和諧，但尚有數問題必須當面請示鈞座。擬乘史赴柏林三頭會議時，返國一行，會後再來蘇，作最後决定，史今日表示甚贊成。職定寒(14日)晨與蘇聯大使、經國等同返，約銑日(16日)可抵渝，鬍次長留此。關於與蘇聯交涉一事，務乞鈞座轉飭各報勿加評論，蘇方已同樣通知蘇聯報紙。”
宋子文抽身而退
7月17日，宋子文一行由莫斯科經德黑蘭飛抵重慶，19日上午宋單獨晉見蔣介石，報告與蘇聯談判的經過。宋子文表示，如果蘇聯不接受中方的要求，他就不會再赴蘇談判；接着他又提到，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辭職後，其繼任人選必須由他來推薦，否則便不能承擔行政院長之責。他還說，美國的外交和財政界官員都是他的知交，以此而加以炫耀。蔣介石聞之大怒，他在日記中寫道：“嗚呼，國人心理，媚外自私如此，而以欺製元首，不問政策，一以個人之名位自保，不知國傢與政府為何物，氣[?]之可痛心疾首者，莫甚於此也。”第二天蔣介石的氣還未平息，“昨日受子文壓迫，動以不能負責，以美國外援自眩，其性其氣並無一些改變也”。在這之後蔣介石還抄錄了一段《聖經·舊約·詩經第二十八首》：“彼輩口如蜜，心中含辛螫，祈主按其行，報彼諸罪孽。”在本周的反省錄中他接着寫道：“子文自俄回來，其不願負責簽約，是否有意為難，故不能斷定，但其重身輕國之行動，昭然若揭；對於獨占財政、經濟之心思，更不可自製矣。此實為我一生最痛苦之一事，如何使之徹悟悔改，以期其成也。”蔣介石對宋子文行為的惱怒之情躍然紙上。
然而宋子文的决心已定，7月24日他單獨與王世傑見面，表明自己將辭去外交部長的兼職，希望他能改任或兼任，下月和他一起再赴莫斯科參加談判。王聽到後感到很突然，他先是加以拒絶，但在宋的一再要求下，王世傑答應再考慮考慮。於是宋子文將所有在蘇聯的談判數據(包括與斯大林的六次會談記錄)全部交給他，王世傑當晚研讀資料直至深夜。
第二天下午，王世傑特地渡江前去蔣介石的黃山官邸，當晚並留宿未歸。大概蔣事先已經知道此事，而且也同意由王兼任外交部長一職，因此他在與王世傑談話時說，因為中蘇談判牽涉到戰後外蒙獨立之事，宋子文怕單獨承擔責任，此次先行返渝正是這個原因。蔣還說，其實外蒙早已不由中國管治，此事不值得顧慮。王世傑則擔憂蘇方是否真的會按照協議將東北主權交還給中國，“如不實行，則我之承認外蒙獨立為單純的讓步；如彼確將東三省照議定辦法交我，則此一讓步可不受 [當]代人或後代責難”。此時王世傑的心情十分矛盾，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如拒絶，便為畏懼負責之表示。值此中蘇情勢緊張、關係極大之時，本身之毀譽，不宜在予考慮中也。”
這時美、英、蘇三國首腦正在柏林開會，並擬定嚮日本發表勸降的最後通告。7月26日，赫爾利到蔣介石官邸，出示了杜魯門總統的來電，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在24小時之內簽字，否則英、美兩國將單獨發表對日警告。對於這種蠻橫無理的強權做法，蔣介石十分生氣，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了他嚮赫爾利所表示的態度： “中國為對日戰爭之重要國傢，未得中國同意，則聯盟國對日任何言行不能單獨發表，而且英、美今後關於此等重要問題之洽商，必須予我以從容考慮時間方可，因開羅會議公報我中國必須參加對日任何行動也。而且來電第一條衹說美總統與英首相之商定，而未及中國主席，更為不當，必須增加中國主席在英首相之上也。”蔣介石並說，如果按照這一原則修改，他自然同意。蔣在日記最後寫道：“就此可知美國國務院對華蔑視之態度及其成幾尢之深矣，故外交姿態不得不重加研究也。”
7月28日，蔣介石在分析了國內外形勢之後，親自擬定了外交方針：
俄國已視美國為其假想敵，故其不能以我國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標，如我能自立自主、中立不倚，則彼當能尊重我中立地位，[至]少可作一**；否則如我偏重美國或倚賴美國，則彼必不擇手段，使我無法建設，甚至承認中共，使我分裂，當在意中。若我用武力強製中共，以期統一，則彼必在滿蒙邊境收容***，製造傀儡政權；如我因此不惜與俄一戰，則在此八年抗戰以後，人力物力疲乏萬分，政治與宣傳幾乎為俄共所籠罩之中，萬不能如七七對日抗戰時之容易把握也。故今日之情勢，無論對內對外，惟有用政治與外交方法，求得諒解與解决也。因此對俄政策，惟有妥協與諒解之一途，然亦未始不可能也。
蔣介石在分析了中國有利有弊的各項條件之後接着寫道：
今日國際交涉無所謂公理與情感，衹有實力與利害關係，更無是非可言。我國今日之勢力，除了前條所分析之五端以外，再無其它實力可言，而且思想復雜，人心卑劣，風氣浮蕩，廉恥道喪，尤其社會散漫，本黨紛亂，組織蕩然，紀律掃地，至於政治、經濟與教育，更無基礎，***反叛，異端蜂起，軍閥餘毒未清，科學幼稚，知識短淺，工業與交通可說尚未開始，最為統一之障礙。軍隊雖有幹部，已形成重心，然離現代化裝備甚遠。如此國勢，既無實力，又無組織，若無正確之政策為之運用指導以補實力之不足，尚有何法持其後也!今日謀國之道，專力組織之健全，人才之培植，以求自強；而在國際，衹有運用其矛盾與衝突，一面爭取時間，以待有利之時機，求得獨立與解放而已。
7月30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行政院改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由王世傑接替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在這之前蔣介石曾單獨接見宋子文，嚮他說明對蘇談判的政策以及交涉方針，宋衹好答應重返莫斯科繼續交涉。蔣介石對宋子文的行為非常不滿，認為他“不願負責任，衹知求名邀功，取巧諉過，何以成事，甚為國傢憂也”。在當月的反省錄中蔣介石又寫道：“對俄交涉以子文不敢負責，尚未簽訂協議，而準予外蒙戰後獨立之决策，實為生平革命史上最重大之一頁，於勢於理，無不自安也。”
正當宋子文、王世傑赴蘇簽字之前，蔣介石又重新調閱了中蘇談判的全部文件，沒想到竟發現了許多問題，“而其最大者為‘旅順軍港百公裏之各海島非由中俄兩國同意不得設防，之件，更為駭異。果爾則蓬萊縣海岸至旅順間渤海海口百公裏間，在此三十年間皆成為不設防區域矣”。這麽重大的事宋子文不但不與專傢進行研究，反倒“認為無關重要，竟與俄商擬稿件，可痛!不知今後國傢將如何建設矣”。基於這一理念，蔣介石在宋子文、王世傑啓程前特別命令他們，在中蘇談判過程中必須堅决拒絶蘇方的這一要求。
8月5日上午8時，宋子文、王世傑率中國政府代表團由重慶白石驛機場起飛，途經加爾各答和德黑蘭，於7日下午3時許抵達莫斯科。此時國際形勢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已嚮日本投放了第一顆原子彈，蘇聯亦開始在遠東調集大批軍隊，準備發動進攻，戰後美蘇兩國之間的矛盾已日益明顯。國際形勢的這一變化，對於中國政府的談判來說似乎相對有利。
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最後交涉經過以往論者已有較詳細的敘述，當事人王世傑則專門記載了“赴莫斯科日記”，國民黨黨史會編輯的《戰時外交》亦收錄了宋、王與蔣往來的大部分電報，本文不擬再予重複。可能是蔣介石已經明確地下達了談判方針，加上此刻又有許多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處理，所以他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並沒有過多的關於中蘇談判的記載。然而在宋子文的檔案中藏有一份蔣介石緻斯大林的密電，《戰時外交》並無收錄，故抄錄於下：
宋院長：蒸亥電刻始收到，請以下列電文由兄正式提出，或派經國以個人關係送交史太林如下：
此次中蘇友好協議，不惟為消滅我兩國糾紛之癥結，亦為建立一兩國百年合作之基礎，此為餘唯一之志願，想亦為閣下所期許，故特懇切就商於閣下如下： (一)外蒙如希望獨立，而對於疆界此[?]不先有一基綫之協定，則已往外蒙之癥結不惟未能消除，而且反增今後之糾紛，此决非吾人之本意。故外蒙界綫此時必須有一基準之圖，藉以為將來勘界之依據。(二)旅順共同使用之機構，吾人既同意共同使用，則無論在事實與名義上，旅順必須有一中蘇軍事委員會，以為共同合作之樞紐，否則形式上無異於舊日之租藉地，此今日中國國民與政府皆無法承當也。關於此點有關政治性者，餘已面告彼得羅夫大使，言之甚切，務望閣下對於政治上特予諒解。以上二者乃為我中國立國條件最低之限度，過此則無以立國於世界，且違反我國民革命之原則。蘇聯與閣下嚮來皆以扶助中國之獨立平等為宗旨，切盼閣下對我以上之請求，獲得友義[誼]之同意，則中國政府與全體人民對蘇聯友義[誼]與精誠，必永志不忘矣。蔣中正。未侵。
然而此時蘇聯的百萬大軍已沿着長達五千公裏的戰綫嚮日軍發起全面進攻，儘管蔣介石一再命令必須明確劃分外蒙與內蒙的邊界綫，“否則交涉停頓亦所不惜”，然而此刻蘇聯已經大舉出兵並進入東北，再糾纏於劃定疆界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宋子文和錢昌照、蔣經國、傅秉常等談判代表均認為不必理會蔣的命令，雖然王世傑不同意，但說服不了大傢。最後他還是與宋子文聯名嚮蔣報告，提醒他“中蘇條約必須締立，倘再遷延，極易立即引起意外變化”，並要求蔣介石“授予職等權宜處置之權”。在這種形勢之下，蔣介石也無可奈何，衹能表示同意。8月14日夜，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中國外交部長王世傑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正式簽字。
“舊恥”與“新恥”
就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簽訂的第二天，日本天皇發表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停泊於橫濱相摸灣的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嚮美、英、中、蘇等九大同盟國代表正式簽訂了投降書，這不僅標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結束，更意味着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在反抗外來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全面勝利。在這舉國歡慶的日子裏，作為國民政府最高元首的蔣介石更是百感交集，夜不能寐。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嚮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之後的第三天開始，蔣介石每天就在日記的起始處寫有“雪恥”二字，連續十多年，一天都沒有間斷。如今日本已經投降，但蔣介石仍不改日記中書寫“雪恥”的習慣。他在日記中這樣解釋此刻的心情：
“雪恥”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國最大的敵國日本已經在橫濱港中嚮我們聯合國無條件的投降了，五十年來最大之國恥與餘個人歷年所受之逼迫與污辱，至此自可湔雪淨盡。但舊恥雖雪，而新恥又染，此恥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後之雪恥，乃雪新恥也，特志之。
很明顯，蔣介石這裏所說的“新恥”指的就是在中蘇談判過程中中國所蒙受的種種恥辱，儘管經過中方代表不斷力爭，蘇聯在一些問題上稍作讓步，如在條約中不采用“租藉地”的名詞，取消旅順軍港外一百公裏島嶼不設防的原議，以及戰後由外蒙人民通過投票來選擇與中國之間的隸屬關係等，但實際上這些衹不過是在文字上給中國政府一些面子，旅順港依舊是蘇聯控製的軍港，大連港的一半工事和設備規定要無償租給蘇聯，中長鐵路由中蘇兩國成立聯合公司共同經營管理，而最重要的則是外蒙古自此便正式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成為獨立的國傢。面對這些羞辱的條件而又不能不同意，蔣介石能心甘情願嗎?
外交是講究實力的，雖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不僅廢除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府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在開羅會議上，中國還躋身四強。然而這一切畢竟衹是表象，一旦涉及到國傢的利益，強權就會戰勝公理，歷來都是如此。蔣介石當然也深知這個道理，他雖然對於蘇聯提出的那些蠻橫的條件憤恨不已，對美國和英國衹顧自己不惜犧牲他國利益的行徑極為不滿，但他既無實力拒絶，更需要得到這些大國的援助，而此刻他更關心的是東北和** 的主權以及蘇聯對中共的態度。既然蘇聯同意並尊重中國東北與**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同時也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中央政府，權衡利弊，考慮再三，蔣介石最後還是不得不接受這些條件。
1945年年初，蔣介石曾用八個字來概括當年的對外政策——“忍氣吞聲，負重致遠”。雖然此時雅爾塔會議還沒有召開，蔣介石更無從得悉斯大林提出的種種要求，然而他日後對於雅爾塔協議的態度及其轉化用這八個字來形容，卻是再貼切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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