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光復會
| 事件經過:
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組織革命團體光復會
光復會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團體，清朝入關取代朱明政權後，在長達２６０多年的統治中，中國社會上“反清復明”、“驅滿復漢”的秘密反清鬥爭一直綿延不絶。清兵入關後，曾對江南地區官僚地主的反抗和具有反滿意識的文人士子進行殘酷打擊，在浙江一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呂留良開棺戮屍、捕殺曾靜等事件，企圖以此壓製漢族反抗。所以，許多人誓死要為浙江父老報仇雪恥。章太炎與他同屬浙江的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人大都具有類似的思想。徐錫麟說：“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新建國，……報往日之深仇。”陶成章少時主張救世之學，痛異族之專製誓志反清報仇。
１９０４年秋，光復會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為會長。宗旨為“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這一宗旨與次年成立的中國同盟會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內容十分相近，說明兩者在反滿的立場上是一致的。“光復、同盟，前後離合不一，宗旨固無大異，皆以種族革命為務”，因而在同盟會成立時，在日本東京的部分光復會員加入了同盟會。但同盟會的政綱中還有“平均地權，創立民國”的內容，這是同盟會不同於舊式會黨，成為具有近代政團性質的關鍵。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主張推翻清朝統治後，在中國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在這一點上，光復會不表贊同。光復會主張恢復漢室，建立漢人統治的政權。徐錫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陶成章就說過：“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換代”。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中認為“帝王一人秉政，優於立憲，沒有什麽不好”。在革命宗旨的問題上，光復會與同盟會存在着嚴重分歧和對立。此外，在革命運作的方式上，光復會主張“在宣傳革命之外，主要在於革命之力行及實施”，在“用暴力取得政權後，才能實施民主政治”；認為“同盟會雖也重視武裝革命，但其領導居國外為多，宣傳因之多於力行”，對此不表贊同。由於與同盟會宗旨異趣，“彌隙難縫”，不久光復會就退出了同盟會，仍以光復會的名義獨自進行活動。
在種族革命的宗旨下，光復會在國內的活動主要放在與秘密會黨和新軍的聯絡上。徐錫麟聯絡閩浙會黨；陶成章則“與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諸頭目相結納”，“揚子江流域，無不在其勢力範圍內”。秋瑾自日本回國後，在紹興設立光復會秘密機關，以大通學堂為掩護，設體育專修科，召集金、衢、嚴、處、紹各府及嵊縣會黨骨幹為學堂學生，朝夕訓練，內分八軍，“以光復漢室，大振國權字別之”，“並與趙聲、陳其美、黃郛等人遙通消息”（《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選輯》）。在國外，尤其是在東南亞一帶，陶成章在爪哇、新加坡等地立報館，辦雜志，廣泛“聯絡同志”，發展會員，在一些城市和地區設立分會，開展活動，與同盟會爭搶地盤、爭奪僑民，甚至詆毀孫中山。光復會這些分裂行為，嚴重削弱了革命內部的團结，不利於革命的發展。
清末以暗殺滿族權貴和地方大員來推動革命，曾風行一時。光復會的領導也將暗殺作為推動革命的手段。陶成章在１９００年前曾效法唐代駱賓王討伐武則天之例，北上京城，“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又親赴奉天，並遊歷蒙古東西盟，察看地形，以為進行之計”。秋瑾以鑒湖女俠自比，也力主暗殺滿族權貴。尹銳志、尹維俊姊妹亦曾於１９０９年攜帶炸彈，潛伏北京一年，企圖炸死清廷要員，終因清軍防守嚴密，未能得手。光復會的暗殺活動見諸施行是１９０７年徐錫麟在安慶刺殺恩銘。他與秋瑾的反清革命計劃是：先奪取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建府南京，而後再嚮四周各省發展。同年徐錫麟趁安徽撫、藩、臬等參加學堂學生畢業典禮之際，剌死巡撫恩銘，發動起義。但徐氏本人在起義中被捕犧牲。安慶起義失敗後，殃及紹興大通學堂，結果秋瑾被捕遇害。
安慶起義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震動。尤其是秋瑾的被殺對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杭州方面，人心很是憤激；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紹興逸翁．《再續六六私乘》）。此後，“革命風潮日形高漲”，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發展。然而徐錫麟、秋瑾等領導人的犧牲，也給光復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這種以暗殺為手段的俠義型的鬥爭方式使光復會始終不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
光復會的早期領導是蔡元培、章太炎，後期主要是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人。章太炎嗜於國學研究，蔡元培長於教育，他們與會黨新軍沒有直接聯繫。自光復會退出同盟會後，蔡元培與光復會的關係日漸疏遠，並最終脫離了光復會，成為同盟會的要員。徐錫麟、秋瑾犧牲後，光復會的活動幾乎陷於停頓。陶成章雖為領導，但一直在海外活動，直到１９０８年春他回到上海，光復會的鬥爭活動纔重新恢復。光復會組織的軟弱渙散嚴重地影響它深入開展反清革命鬥爭。
在現存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和研究中，人們較多地強調湖北日知會、共進社，科學補習所，以及中部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而往往忽視光復會所起的重要作用。上述革命團體在推動武昌起義及各省區的獨立中確實功不可沒。但光復會的底定東南也是“厥功甚偉”。武昌首義後，湖南等省首先響應之後，上海響應起義。上海的光復又連帶推動了江蘇和浙江的獨立，而江浙聯軍會攻南京的勝利則為日後民主共和政治的實現，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都南京奠定了基礎，而這一切均與光復會分不開。正如日本歷史學家中村哲夫教授指出的：光復會在上海響應鄂省獨立，連帶推動江蘇、浙江的獨立，“直接影響和决定了清朝日後的傾覆”。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武裝起義始終放在兩廣和西南地區。１９１１年４月，“同盟會自廣州起義失敗後，即己趨於渙散，而至武昌起義後，幾乎陷於瓦解狀態”。（吳雲章．《辛亥革命》）以宋教仁為首的一部分同盟會領導人認為“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主張長江革命最力”。廣州起義失敗後，發起成立了中部同盟會，决定以長江中下遊為突破口，爭取革命的勝利。中部同盟會從成立到武昌起義爆發，衹有短短的半年，其間雖然也開展了爭取新軍、發動會黨的不少工作，但當時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尤其是江、浙、皖一帶，革命勢力最大的還是光復會。由於光復會的不懈努力，這一帶革命聲勢最為高漲，為江、浙、滬、皖日後光復創造了有利條件。
辛亥革命前，光復會在浙江的紹興、杭州和上海均設有秘密指揮機關。秋瑾犧牲後，紹興的機關被破壞。杭州的機關設在西湖邊上的白雲庵內。因浙江新軍第二標標統蔣尊簋是同盟會員，其部下多為光復會員，所以，杭州的光復會員與同盟會合作得較好。浙江的光復會員除來自會黨外，相當數量是新軍中的官兵。他們是後來浙江獨立的主要力量。光復會在上海的秘密機關設在法租界平濟利路良善裏的銳俊學社內。銳俊學社是以光復會員尹銳志和尹維俊姊妹二人的名字命名的，是丁未起義失敗後實際負責光復會對外通訊聯絡和偵查工作的總機關，
１９１１年６月，陶成章去南洋募款，光復會的日常工作實際由尹氏姊妹主持。１０月武昌起義爆發，尹氏姊妹力謀響應，以陶成章名義運動滬上各界人士，聯絡滬軍管帶陳某、吳淞海軍朱庭燎、陸軍黃漢湘參加光復會，共同策劃革命。不久，李燮和從南洋回到上海，任光復軍總司令。上海製造局的滬軍反正後，同盟會員陳其美提出擁有製造局所存槍械的大部分、平分製造局存銀、在製造局設立滬軍都督府、由他任滬軍都督、光復軍總司令部移駐吳淞等要求，尹銳志都一一答應。（周亞衛．《辛亥革命親歷記》）
上海、吳淞光復後，尹銳志等又派人前往蘇州，遊說江蘇都督程德全，程權衡形勢後表示同意，江蘇遂宣告獨立。上海、江蘇獨立後，浙江巡撫增韞仍負隅頑抗，尹銳志率部親往杭州，會同朱瑞、呂公望等商謀浙省光復，發動起義。起義中年僅１７歲的尹維俊手持炸彈、帶領敢死隊率先衝進巡撫衙門。至此，江、浙、滬連為一片，不僅鞏固了上遊湖北的獨立，而且推動了長江沿岸安徽、江西及其他省區的獨立，從而將反清革命推嚮高潮。
南京是兩江總督駐節之地。上海、江蘇光復後，兩江總督張人駿命令提督張勳在城內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對抗革命。革命黨人潛入南京，聯絡第9鎮統製徐紹禎和巡防營、督署衛隊起義失利。徐氏前往上海乞師求援。光復軍派出黎天才所部，會同浙軍、滬軍、蘇軍，組成江浙聯軍，以徐紹禎為總司令，從東、南、北三面嚮南京清軍守軍發起進攻，於１２月１０日攻下南京。在攻奪南京的戰鬥中，光復軍“在諸軍中最號稱能戰者矣”。南京光復後，革命勢力完全控製了長江下遊地區。其時，適逢漢陽失守，武昌形勢孤危；黃興急至上海，要求江浙派兵增援武昌。經江、浙、滬三都督協商，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受命為援鄂軍總司令，統兵四標，炮隊二營，前往武昌，為保衛武昌作出了重大貢獻。南京光復後，南北議和在上海進行。因袁世凱堅持帝製，清帝遲遲不肯退位，革命黨人决定揮師北伐，武力推翻清朝統治。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２日，南京臨時政府任命李燮和為北伐軍總司令。３月初，李燮和設兵站於青島。正當光復軍揮師北伐，這時傳來南北和議告成的消息，北伐行動遂即中止。
縱觀光復會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動，不難看出它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底定東南、鞏固武漢和推進北伐，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５日，陶成章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廣慈醫院被剌身亡。這是民國建立後發生的第一起謀殺事件。
陶成章的被暗殺與革命團體之間的矛盾衝突有關。光復會脫離同盟會前，陶成章與同盟會的關係，尤其與孫中山的關係就已經非常緊張。１９０８年陶成章前往南洋嚮華僑募集活動經費，行前請孫中山“作函介紹”，遭到孫中山拒絶。在爪哇，《中興報》編輯陳威濤因平時對孫中山不滿，遂從中挑撥，更增加了陶成章對孫中山的惡感。其後他在英、荷各屬宣傳光復會主張。孫中山、鬍漢民得知後，作函製止，陶成章不予理會。雙方關係日趨緊張。李燮和對孫中山也多有不滿，認為孫中山以“詐術待人”，於是聯絡在南洋各埠的江、浙、湘、楚、閩、廣、蜀七省的華僑華人，“羅列孫文罪狀十二條，善後辦法七條”，並將孫中山“往來信札”一並交陶成章帶至東京同盟會總部面交黃興，要求撤銷孫中山的同盟會總理職務。黃興力持不可，並從革命大局出發，堅决維護孫中山革命領袖的形象，親自復函李燮和等人，澄清有關事實真相，希望陶、李消除誤會。就在此前後，陳威濤在爪哇，也將所謂孫中山的“罪狀”印刷數百張，郵寄中外各報刊登。這種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作法，對革命非常不利。孫中山對此非常憤怒，他緻函中外各機關報對陶成章、李燮和、陳威濤的分裂行為進行批駁。１９０９年陶成章等人反孫失敗後，便另起爐竈，重組光復會，以章太炎為會長，陶為副會長，李燮和、瀋鈞益、魏蘭為執行總部成員。此後全力經營南洋各埠，與同盟會抗衡，爭搶地盤和華僑，對同盟會在南洋的革命活動造成了嚴重幹擾，因而引起了同盟會對光復會，尤其是對陶成章的不滿。
陶成章與滬軍都督陳其美的關係也很緊張。陳其美是“同盟會在上海的主幹”，他很不喜歡光復會。陳曾幾次勸尹銳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離開上海，使光復會在上海無人辦事，尹未中其計。１９１１年６月２６日，陶成章與光復會員在上海嵩山路瀋鈞益傢開會，陳其美聞訊，“欲擊斃陶成章”。陶知不為陳氏所容，被迫離滬，再赴南洋活動。１９１１年９月，上海獨立，陳其美任滬軍都督。雖然光復會曾在起義過程中一度與陳其美合作，甚至支持過陳其美，但上海與吳淞近在咫尺，李燮和坐鎮吳淞，任吳淞軍政分府都督、光復軍總司令，一山容不得二虎，這是陳其美不願看到的。不過李燮和是湖南人，在上海無根基，好對付，所以陳一直利用攻寧、援鄂、北伐等機會，想方設法將他擠走。但陶成章則不同，江、浙、滬地區光復會勢力很大，他又是光復會的實際領導人，浙江獨立後又當上了浙江都督府參謀。江、浙、滬雖都建立了都督府，但三地的光復會員仍聽命於他。儘管他曾致電部下，勸他們“日後一切事宜商之各軍政分府”，但他的部下並沒有去做。上海的光復會總部實際上成為上海另一個權力機構。陶成章的實力地位和威望，對將江、浙、滬視為禁臠的陳其美來說是絶對不能容忍的。“其所以必欲置陶於死地而後快，乃因此時光復會係統軍事力量過盛”。於是派人於１月２５日在法租界的廣慈醫院將他剌死。
陶成章被剌身亡，除了上面的原因外，還有一種情況也是往往為人們所忽略的，那就是他當時也不為地方官紳所容。據尹銳志回憶：當年秋瑾遇害，紳士湯壽潛力贊之。秋瑾與陶成章都是光復會的領導人，他對秋瑾被殺內幕瞭然於心。１９１２年１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湯出任交通總長，按例不得兼都督。光復會員力薦陶成章繼任，湯氏對此不能不有所顧忌，擔心陶成章出任都督後秋後算帳，對他進行報復。幸好陶氏繼任都督未成事實，儘管如此，但從感情上講，湯氏等一批浙江紳士是不願看到陶成章和他領導的光復會主宰浙江的。所以，陶的被剌雖與浙、滬士紳無直接關係，但他們不喜歡他的存在也是事實。此外，在浙江光復不久，一些對陶成章不滿的人就散布陶的謠言，說他私吞了前浙江巡撫增韞存在杭州的銀行存款。急得他不得不在《民立報》上闢謠。這些謠言雖不屬實，但在當時對陶成章來說是很不利的。
陶成章的死，標志着光復會革命鬥爭時代的終結。他死後，會員星散，活動停止。由於此後執政的國民黨是從同盟會演化而來，昔日同盟會與光復會恩怨難消，光復會員倍受排斥擠壓，所以，在此後的漫長歲月裏，光復會連同它的革命鬥爭活動漸漸被淡化，乃至被湮沒。
光復會在清末存在了８年，從它８年的鬥爭歷史來看，它無愧為清末著名的革命團體。其宗旨雖有缺陷，但始終以推翻滿族建立的封建統治為己任；其領導人如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的鬥爭活動雖存在一些不足，但大節無虧，為了推翻封建統治他們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因而他們是愛國者。和所有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作出犧牲和貢獻的團體一樣，光復會亦將永載中華民族的史册，為後人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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