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保路运动兴起
|  保路运动兴起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声称干路均归国有，支路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如有违抗，即照违制论。二十二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正式订立《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项，借款六百万英镑，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人民争回的路权再行出卖。光绪三十、三十一年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后，清政府已定为官督商办。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铁路公司宣统三年已筹集资金四千余万两，除广东全部为商股外，其他三省则募集了大量民股。所谓民股，即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目下附抽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特别是四川、湖南两省，清地方当局还“按亩派捐”，使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许多“无产可破者，至鬻子以相应”，这种捐股在两省股款中，占了很大比重。因此路权的得失，涉及四省持有股票的地主、商人、资产阶级和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利益，致使这四省民众的反清保路斗争愈演愈烈。四月十六日，长沙湘路公司开全体大会，筹议抵制铁路国有。十八日，长沙绅学商民各界一万余人前往巡抚衙门请愿；长沙至株洲沿线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手持铁锺、棍棒，与弹压清军搏斗，击杀清兵二十余人。五月初十日，广东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议决铁路商办。两广总督张鸣岐出示取消股东会议决案。商民遂以不用清政府发行的纸币、挤兑现银的形式进行抗议。地方当局采取高压手段，禁止各报刊刊登反对言论，股东们逃到香港，组织保路会，继续抗争。留日学生也群情激奋，声援国内，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海外华侨则鼓动以“格杀毋论”的办法来对付铁路国有政策的执行者。四川的斗争则更为激烈。五月二十一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当场成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为会长。此后，各县陆续成立同志会，参加者超逾十万。鉴于人民的反抗，各省督抚曾奏请暂缓接收铁路，均不被清廷所允。七月初一日，成都民众开万人大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并举刘声元等为代表，赴京陈情。立宪派连夜赶写《保路同志会公启》，刊发光绪牌位，宣扬“文明争路”。翌日，成都及周围州县纷纷罢市罢课，街道搭席棚，供光绪牌位，引上谕“庶政务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分贴两边，户户举哀号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因势利导，与哥老会联络，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决定乘机发动武装起义。清廷命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严行镇压。赵于七月十五日诱捕蒲殿俊，制造成都血案，遂导致保路运动走上更加激烈的武装斗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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