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事件: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国度: 中国

朝代: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事件类型: 热门

开端时间: 1912年 3月10日

终结时间: 1912年

地点: 北京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事件经过: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是北洋军阀集团攫取政府大权的预定步骤，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再次退让的结果。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这个民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但是，他十分清楚，革命党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也知道，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提出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才正式辞职以及新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是约束他的。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他决心拒绝南下，坚持在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要求唐绍仪对“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并公然要挟南京临时政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然而，袁世凯的要挟并未改变孙中山的初衷。他一面再三电促袁世凯南下就职；一面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绍文、黄恺元、玉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见硬抗难以奏效，便转而采取两面派策略，表面上不拒绝南下，而在暗中策划阴谋。2月27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内外城各商铺、车站均悬旗结彩欢迎。赵秉钧组织了六百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在与蔡元培等的谈话中，袁世凯的腔调也为之一变，声言“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随后又召集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结果，南方欢迎代表团以及唐绍仪竞被袁世凯这番表演所蒙蔽，对他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唐绍仪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
　　
　　与此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谘议局以及各政团，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甚至宣称：袁如“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时便与北洋派遥相呼应，指责孙中山“一念虚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
　　
　　如此北呼南应，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蔡元培对袁世凯早有所认识，曾指出武昌起义后“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并断言此行“必不能达目的”。宋教仁于北京兵变后，也识破“此中隐情，定是手段”。尽管如此，他们由于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不再坚持促袁南下的立场。3月2日，蔡元培等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接着，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和袁不必南下受职。电文说：“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可奈何，不得不表示同意。6日，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为达到自己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不惜纵兵茶毒人民，充分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和极端残忍，也暴露了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
　　
　　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下午3时，仪式开始。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誓词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再次表示：“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就这样，袁世凯通过玩弄权术，终于迫使革命党人再次让步，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的阴谋。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对一个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袁世凯就职的当天，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但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说：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其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须至民国元年夏间方行截数，不得谓之实欠，即不在免除之列”。可见“豁免钱粮令”时一些省区“仅属虚文”，毫无实际意义，同日，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命令，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实际上是要革命党人服从他的“统一”，接受他的统治。为防止革命党人的反抗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袁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这就预示着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并没有因革命党人对袁在北京就职问题上的让步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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