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國度: 中國  

朝政: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

事件類型: 熱門

開端時間: 1912年三月10日

終結時間: 1912年  

地點: 北京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事件經過:

　　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與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一樣，既是北洋軍閥集團攫取政府大權的預定步驟，也是資産階級革命黨人再次退讓的結果。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取得了臨時大總統這個民國政府的最高職位。但是，他十分清楚，革命黨人對他並不完全信任。他也知道，孫中山在辭職咨文中提出的設臨時政府於南京、新總統親到南京就任時纔正式辭職以及新總統須遵守《臨時約法》這三個條件，沒有一個不是約束他的。為了鞏固已經取得的權力，並為將來建立專製統治打下基礎，他决心拒絶南下，堅持在北洋派勢力的中心北京就職。早在南北議和期間，他就藉口“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要求唐紹儀對“政府地點，决不可移易”；並公然要挾南京臨時政府說：“北京外交團嚮以凱離此為慮，……若因凱一去，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反復思維，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
　　
　　然而，袁世凱的要挾並未改變孫中山的初衷。他一面再三電促袁世凱南下就職；一面派出以蔡元培為專使，魏宸組、劉冠雄、鈕永建、宋教仁、曾紹文、黃愷元、玉正廷、汪精衛等為歡迎員的代表團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凱見硬抗難以奏效，便轉而采取兩面派策略，表面上不拒絶南下，而在暗中策劃陰謀。2月27日，蔡元培等一行到達北京，袁世凱佈置了隆重的歡迎儀式，並特派趙秉鈞、鬍惟德、周自齊、王樹堂、顔惠慶、範源濂、蹇念益、汪榮寶等十三人為招待員。內外城各商鋪、車站均懸旗結彩歡迎。趙秉鈞組織了六百人的警衛隊，專任“保護”。在與蔡元培等的談話中，袁世凱的腔調也為之一變，聲言“一俟擬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隨後又召集陸軍各統製及民政首領商討留守人員和南下路綫。結果，南方歡迎代表團以及唐紹儀競被袁世凱這番表演所蒙蔽，對他的南下許諾深信不疑，以為衹是時間問題罷了。唐紹儀在與英國公使朱爾典談話時，還滿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凱將在幾天後南下”，“維持北京秩序的任務是無足輕重的”。
　　
　　與此同時，京、津、保各商務總會、議事會、順直諮議局以及各政團，或上書袁世凱，要求“聲明决不南行”，或致電南京臨時政府，指責“爭執都會地點”，“釀此大變”。甚至宣稱：袁如“南行”，“我等敢决數十萬之同胞，必攀轅臥轍，號哭不放”。段祺瑞、薑桂題、馮國璋等北洋將領更聯名致電孫中山，蠻橫叫嚷：“臨時政府必應設於北京，大總統受任暫難離京一步，統一政府必須旦夕組定”。嚮南京臨時政府施加壓力。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對袁世凱妥協的人本來就反對臨時政府設於南京，這時便與北洋派遙相呼應，指責孫中山“一念虛橋”，“置國傢安危於不顧”。黎元洪甚至危言聳聽地說什麽“捨南京不至亂，捨北京必至亡，縱金陵形勢為勝燕京，猶當度時審勢，量為遷就”。
　　
　　如此北呼南應，形勢很快便急轉直下。蔡元培對袁世凱早有所認識，曾指出武昌起義後“彼之出山，意在破壞革命軍，而藉此以自帝”，並斷言此行“必不能達目的”。宋教仁於北京兵變後，也識破“此中隱情，定是手段”。儘管如此，他們由於害怕引起帝國主義干涉，也不再堅持促袁南下的立場。3月2日，蔡元培等憂心忡忡地致電南京臨時政府與參議院說：“北京兵變，外人極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設使再有此等事發生，外人自由行動，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議以為速建統一政府，為今日最要問題，餘盡可遷就，以定大局。”接着，又連電孫中山，請迅即同意臨時政府暫設北京和袁不必南下受職。電文說：“連日袁君內巡各處軍民，外應各國駐使，恢復秩序，鎮定人心，其不能遽離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聲呼籲，即南方聞之，亦當具有同情。”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無可奈何，不得不表示同意。6日，參議院開會議决准許袁世凱以電報嚮參議院宣誓，在北京就職。
　　
　　袁世凱為達到自己在北京就職的目的，不惜縱兵茶毒人民，充分反映了他的陰險狡詐和極端殘忍，也暴露了封建軍閥政治的黑暗。
　　
　　3月10日，袁世凱就職儀式在北京石大人鬍同前清外務部公署舉行。與會者百餘人，“內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辮者，有無辮者，有紅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頭，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英國公使朱爾典也親臨觀禮。下午3時，儀式開始。袁世凱着軍服，佩長劍，面南正立，宣讀誓詞說：“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精神，滌蕩專製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祈達國傢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蔡元培代表參議院接受誓文並代表孫中山緻祝詞後，袁在答詞中再次表示：“世凱衰朽，不能勝總統之任，猥承孫大總統推薦，五大族推戴，重以參議院公舉，固辭不獲，勉承斯乏。願竭心力，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華民國成強大之國傢。”就這樣，袁世凱通過玩弄權術，終於迫使革命黨人再次讓步，實現了他在北京就職的陰謀。事後，他得意洋洋地對一個親信說：“吾生五十三年，今日為妄舉。”說罷狂笑不已。
　　
　　袁世凱就職的當天，以“本大總統”名義頒布“大赦令”和“豁免錢糧令”，宣佈凡民國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強盜外”，一切罪犯“無論輕罪重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華民國元年以前應完地丁、正雜錢糧、漕糧實欠在民者，皆予除免”。但隨後又發佈補充令說：豁免錢糧範圍以宣統二年（1910年）為限，“其辛亥年應完錢糧徵收期限，須至民國元年夏間方行截數，不得謂之實欠，即不在免除之列”。可見“豁免錢糧令”時一些省區“僅屬虛文”，毫無實際意義，同日，袁世凱還發佈了幾道命令，強調“破除私見”，“服從中央命令”，“以期實行統一”，實際上是要革命黨人服從他的“統一”，接受他的統治。為防止革命黨人的反抗和加強對人民的控製，袁命令“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抵觸各條應失效力外，餘均暫行援用”。這就預示着袁世凱與革命黨人的矛盾，並沒有因革命黨人對袁在北京就職問題上的讓步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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