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进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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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进步党成立
进步党是1913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以旧立宪派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保守政党。
1912年春，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并未立即撕下拥护民主共和的伪装。他在扩充北洋军武装实力的同时，又极力从政治上拉拢立宪派政客和革命派中的蜕化分子，组成拥袁政党，妄图在议会中“以党治党”，操纵政党政治，压迫革命派；资产阶级各派系对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亦充满幻想，纷纷组织政党；其他官僚政客也大投“政党政治”之机，以猎取功名利禄；各派系为在议院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席位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拚命地改组、化分、化合，致使民初政坛呈现党派林立、鱼龙混杂的局面。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政权建立（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共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政党政团300多个。进步党脱胎于立宪派与旧官僚结合而成的政治集团，它的前身是统一、共和、民主三党。统一党系由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团体“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织而成；共和党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和统一党为基础，联合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立宪派团体结合而成；民主党是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团体“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联合孙洪伊（1870―？）为首的共和统一党、国民协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立宪派团体结合而成。1912年底至1913年初，各党派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多获得席位，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在两院全部870个席位中，共获得392席，而统一、共和、民主三党仅得223席。国民党人无不喜形于色，特别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积极活动，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准备一展其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抱负。袁世凯大为恐慌，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刺杀宋教仁，非法进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同时，又极力促成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成一大党，以图在国会中压倒国民党。促成三党合并的主要人物是梁启超。梁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向以袁世凯为政敌，但在武昌起义后，为了共同反对革命派，扑灭革命烈火，他放弃了“反袁”、“倒袁”，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即实行“联袁”政策。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1月），清朝皇族内阁垮台，袁世凯出任清内阁总理大臣，给了梁启超一个法部副大臣的职位，梁虽未就，却从袁的这一任命中看出“联袁”政策的效果，于是又进一步提出“拥袁”政策，试图以袁氏为政治靠山，为立宪派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以便在共和制前提下，实现其多年来追求立宪政治的理想。为此，1912年2月23日，梁从日本给袁世凯写了一封披肝沥胆的长信，为袁设计了一个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统治方案，强调掌握舆论和建设政党的重要性：“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建议袁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党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健全之大党”，与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派作斗争，使“彼自归于劣败”。袁欣然接受。10月，梁回国，袁资助其20万元作建党活动经费。梁认为20万不够，非50万不可。袁世凯便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 万元作为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联合组党的活动经费。1913年4月2日，袁世凯派出马队、宪兵、探访队保护梁启超从天津来到北京，磋商“合党事”。16日三党举行联谊会，由梁启超在演说中强调，为战胜国民党，取得议会之多数，为“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必须谋三党之合并。5月29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三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孙武、王揖唐（1877―1948）、蒲殿俊、王印川（1879―？）9人为理事，冯国璋、蔡锷、汪大燮、熊希龄等23人为名誉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分政务、党务两部，由林长民、丁世峄（1888―1930）分任部长。会议决定在北京设立本部，各省会及蒙、青、藏地区设立支部，各县设分部。从组织成分上看，进步党以“旧立宪党”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而以“旧立宪党”为主体，同时也不拒绝“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入党”，思想领导和党务大权主要掌握在梁启超和汤化龙手中。
进步党宣布的组党宗旨有二：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具体政纲有三：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实质是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中央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逐步确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体现了进步党既欲投靠袁世凯，以对抗革命派；又欲改造袁世凯，引其走上资产阶级宪政轨道的双重政治目的。它表明进步党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保守政党。进步党以“国权主义”（20世纪初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理论的变种）和“政党政治”为理论基础，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又以英国式的“完全之政党内阁”为最理想的政府，为政党政治之极轨。但又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实行完全政党内阁的条件，只能实行议会各政党的联合，建立包括袁世凯官僚势力在内的混合内阁。这种混合内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盟的一种政权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妥协性。在进步党看来，当时的中国，有两种政治势力阻碍社会进步：一种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指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一种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称“暴烈派”）。进步党欲改造社会，必须与这两种势力作战，而同时战胜此两敌，实为该党力所不能及，只得“急其所急”、“先战其一”。按照“国权主义”的理论，认为“暴烈派”“祸国最烈”，妨碍国家统一，故以“暴烈派”为第一敌，必须先倾全力与之对抗；“腐败势力”则为第二敌，须于战胜 “暴烈派”之后再与之对抗；同时可借助它的权势发展己党势力。数年之后，“暴烈派”排除了，己党势力壮大了，成为影响全国政治的大政党，到那时，即可对袁世凯施加影响，迫使他走上资产阶级宪政轨道，逐步实现理想的政党政治――完全政党内阁。这就是进步党人企图先联袁，后改造，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如意打算，实质上表明他们试图在与地主阶级联盟的形式下，完成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任务。正因此，进步党对袁世凯在不抛弃共和政体形式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及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切倒行逆施，都给予了支持和合作，成了袁世凯镇压革命派的帮凶。就在进步党成立不久，6月18日，梁启超主持该党讨论时局问题，会后发表了《进步党之大方针》，主要内容为：一、拟推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主张改组内阁，宣称该党“有掌握政权之雄心”，并以为“非本党掌握政权，不足以产生强善政府”；三、认为“宋案”应以“法律解决”，反对法庭传讯赵秉钧到案；四、支持善后大借款，惟主张对“借款须严督用途”。二次革命爆发后，梁启超连续发表《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梁曾一度参加共和党）和《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攻击国民党为“乱暴势力”，谓“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认为革命后接着革命，只能造成“生灵涂炭”，“国事日非”，告诫袁世凯政府必须防范“乱暴势力”。7月23日进步党发表通电，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汤化龙还致电黄兴，斥责其参与发动二次革命为“覆雨翻云”、“ 倒行逆施”，规劝黄兴“敛兵效顺”，否则“声名俱败，家国随之”。袁世凯投桃报李，在7月底任命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组织内阁，几经讨价还价，熊自兼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组成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这些“第一流人才”首先要办的一件大事是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宝座。袁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急不可待地要在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当上正式大总统。他等不及履行先制定宪法、再根据宪法制定总统选举法据以选举总统的正常法律程序，于8月5日唆使北洋派19省军事长官发表联名通电，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进步党最初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时改变初衷，附和 “先选后宪”的主张，并操纵国会通过此议，使袁如愿以偿。此后，袁便不再需要国会，当年11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议员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这一切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违法命令，都是熊希龄内阁副署的。当有的议员对此事提出质问时，熊竟辩解说：这是大总统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的紧急措施，是为了“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甘当袁世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副署工具，这将永远是进步党历史上可耻的记录。
然而，有一点不容埋没，即进步党确曾试图在拥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图将袁引上宪政轨道。这表现在熊希龄内阁上台后，曾发表由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规划了进步党人改造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蓝图。在政治上，主张贯彻资产阶级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实行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整顿财政；发展实业；制定工商法规等等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计划，体现了浓重的资产阶级色彩，表明进步党人试图通过与地主阶级联合政权的阶梯，登上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但是这些计划因与袁世凯军事独裁统治的利益相抵触而根本不能实现，而且即连熊希龄内阁本身也因完成了副署袁氏一系列违法命令的历史任务，而再没有存在的意义了。1914年初，袁唆使其亲信党徒，在报纸上大肆攻击熊希龄。2月12日，熊希龄宣布辞职，熊内阁垮台，进步党被袁世凯遗弃，从此在政治上陷于彷徨。直到1915年袁氏悍然抛弃民国招牌，暴露出复辟帝制的真面目时，进步党人才又在绝望中奋起，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响了讨袁护国的号角。当年12月，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进步党又联络国民党及其他各方面反袁爱国人士，在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的支持下，结成护国讨袁的联合战线，最后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狂想，迫使洪宪帝制丑剧收场，此即成为进步党最重要的历史功绩。然而护国战争只争回了一块民国的招牌，以后进步党人重又与袁世凯的继承者段棋瑞携手，继续维持以共和其名、军事独裁其实的封建军阀统治。进步党的历史也到此结束。1916年8月国会重新召开，再没有打出进步党的旗号。以后便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研究系后来虽有重建进步党的意图，但终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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