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批通鉴辑览》成书

事件: 《禦批通鑒輯覽》成書

國度: 中國

朝政: 清代

國君紀年: 清高宗乾隆三十三年

事件類型: 熱門

日期: 1768年

地點: 中國

《御批通鉴辑览》成书

事件經過:

　　《禦批通鑒輯覽》是清朝官修編年體通史，清高宗直接參與和親撰批語，這些批語又輯錄為《評鑒闡要》一書，當時被視為“萬世君臣法戒”。清高宗的思想理論與政策措施是以係統的歷史認識為依托，正是在批閱本書過程中，他的新正統論、嚴厲的忠節標準、秘密建儲理論等等得以形成和發展成熟，這對於清朝政治與社會有很大影響。本書是研究清史和清高宗生平思想的極重要的史料，史學界應引為重視。
　　關鍵詞《禦批通鑒輯覽》《評鑒闡要》清高宗
　　
　　清乾隆年間，在清高宗的直接參與和裁定下，官方進行了《禦批通鑒輯覽》的修纂。這是一部分綱列目、編年係事並且有皇帝親撰批語的通史著述，在衆多的官修史書中獨具特色，地位突出，對清代歷史思想、政治觀念造成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值得予以專門的考察與評析。
　　一、《禦批通鑒輯覽》的纂修
　　
　　作為一部重要的官修史書，《禦批通鑒輯覽》的始修之年卻沒有明確的記載，《四庫全書總目》在此書提要中稱：“《禦批通鑒輯覽》一百十六捲……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而實際上，乾隆三十二年乃是清高宗為本書撰寫序言的題簽時間。欲知其始撰之年，須據楊述曾生平事跡予以考訂。
　　楊述曾是本書最重要的執筆纂修人，其父楊椿為雍正、乾隆間有名學者，參修《明史》、《明紀綱目》、《大清一統志》等書。楊述曾承其傢學，尤精於治史，乾隆七年中一甲第二名進士（俗稱“榜眼”），任翰林院編修。《清史列傳》捲七十一記述曰：“（乾隆）二十四年，充《通鑒輯覽》館纂修官……三十二年，《通鑒輯覽》書成，將脫稿而卒，年七十。始編《輯覽》時，折衷體例、書法、本末條件，總裁一委之。又詳訂輿地謬訛，匯為《箋釋》。與朱筠、蔣和寧、張霽、王昶諸人，同事發凡起例，齗齗不少假。及卒，大學士傅恆以述曾在事八載，實殫心力入告，奉旨賞給四品職銜”。《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捲一二四載劉綸《楊述曾墓志銘》，記述與《清史列傳》略同，且言“君之於《輯覽》，則直以官與身視成書為始終，其可志也。”既然《禦批通鑒輯覽》一書從發凡起例開始，楊述曾就是主要纂修人，那麽他充任纂修官的乾隆二十四年必然是本書的始修之年。
　　纂修《通鑒輯覽》，清廷專設館局，以大學士傅恆、來保、尹繼善、劉統勳四人為總裁，設副總裁七人、提調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對官十人、總校官十二人，規格、規模均相當宏大。楊述曾名列纂修官之首，其他如朱筠、趙翼、陸錫熊、程晉芳，總校官如畢沅、紀昀等人，或已是文化名人，或在纂修此書中鍛煉為碩學之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禦批通鑒輯覽》捲首所載清高宗御制序，題簽為“乾隆丁亥秋月御筆”，即乾隆三十二年秋，一般目錄之書即據此作為成書之時。然而楊述曾亦卒於本年秋天，是時此書處於“將脫稿”狀況，則清高宗御制序寫於全書告成之前。本書捲首尚載有館臣的《進書表》，所署日期為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而且在《清高宗實錄》中，《進書表》與御制序都載於這一日，可見乾隆三十三年正月纔是本書正式告成之時。
　　纂修《禦批通鑒輯覽》的起因，是清高宗閱讀明朝李東陽《歷代通鑒纂要》一書，“以編內采錄尚未精審，特敕重加訂正，並增入明代事跡”。這種因已有之書而修訂增輯，是乾隆朝官方修史活動的常例，最初未必列為要務，況且當時清廷正着力纂修《大清會典》、《續文獻通考》（後發展為“續三通”、“清三通”）、《皇輿西域圖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等等史書，《通鑒輯覽》的纂修恐亦視作泛常之事，連清高宗有關敕令的日期亦缺記載。然而隨着纂修的進展，在認真講求褒貶書法、斟酌義例過程中，其重要性遂被提高，纂修方至五代之際，已有“要之《輯覽》一書非他書之比，既奉朱批，又將頒發士大夫，必傢置一編” 的說法。後來，清高宗在親撰序言內，提起纂修此書的起因，乃從其“皇祖”《禦批通鑒綱目》談起，認為“皇祖”禦批雖可“垂教後世”，但卻未改動舊史之文，“故命儒臣纂《歷代通鑒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這樣一來，似乎纂修此書是秉承清聖祖的未竟之業，一開始就有高標準的政治、學術目的，與李東陽《歷代通鑒纂要》無關。我們註意到：清官書不僅不載清高宗最初的修書敕令，而且把李東陽《歷代通鑒纂要》也弄得無影無蹤，《四庫全書》中未收，甚至《四庫全書總目》也未作為“存目”加以介紹，其中有否忌諱，實為疑案。
　　《禦批通鑒輯覽》成書後，又於乾隆三十六年將書中清高宗的批語錄出另成一書，共十二捲，名為《評鑒闡要》。後收入《四庫全書》史評類。
　　乾隆三十八年開始的編纂《四庫全書》活動，是清官方對思想文化和文獻遺産大規模的、全面的清理，《禦批通鑒輯覽》也再歷一次補充更定。乾隆四十年，清高宗諭令將南明唐、桂二王附記於捲後。五代、北宋時遼國進攻內地政權，原從後晉時起書為“侵”，此前仍書“入寇”，乾隆四十二年於校勘本書中，諭令一律依列國互伐之例書“侵”。乾隆四十七年又命《通鑒輯覽》記載吳三桂攻入緬甸擒南明桂王朱由榔事，提出不應泯沒史實，對吳三桂“又何不可功則功之，而罪則罪之乎？” 此外，尚有其他補充潤色之處，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寫成定本，收入《四庫全書》，亦錄入《四庫全書薈要》。
　　最後定本的《禦批通鑒輯覽》起自遠古伏羲氏，止於明末，一百十六捲，後附南明唐王、桂王事跡本末四捲，即唐王一捲、桂王三捲。仿《資治通鑒綱目》體式，但“綱”與“目”皆用大字書寫，而用雙行小字補敘史事、附記軼事異說、註明人物、詮釋地名、考辯史實、引述前人註釋和評論等等，並間或撰有館臣的考釋評述。正文、《凡例》與批語對包括《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在內的各種史書皆有指摘，而自稱本書“盡善盡美，集史學之大成，實足表裏六經，準式萬世”，成為撰史、評史的圭臬。《禦批通鑒輯覽》在編纂和修訂中，於義例、書法、是非褒貶等極其認真，對史實也不乏精湛的考辯，卻仍未能全脫官修之書衆手不齊之弊，《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兩種版本及《評鑒闡要》所載清高宗的批語數量各不相同、在一些重要內容上互有遺漏，文字也有錯訛，蓋寫定之時各書未能協同校對。書中內容亦有與《凡例》牴牾處，例如《凡例》明確批評賀善等人的史論“文蕪義淺”，要“並加刊消，以省繁文”，而捲二十二卻引賀善評漢光武帝的贊語，稱相信圖讖為其“盛德之纍”，這恰與清高宗在上一捲的批語相違背，可見修纂中亦有嚴重的疏失。但這些問題不妨礙我們評析該書的思想和影響，故在此不詳加校勘和分析。
　　
　　二、《禦批通鑒輯覽》的歷史觀念與史學思想
　　
　　《禦批通鑒輯覽》從外部形式上看有正文和錄於簡端的清高宗批語兩部分，批語均針對正文內容，且清高宗“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是其君臣合作所撰。因此，正文與批語共同反映了以清高宗為主導的官方政治歷史觀和史學思想。
　　（一）以帝王正統論為核心的歷史觀念。本書《凡例》有言：“正統、偏安之辨，其界最嚴”，因而在編纂中極其講求，頗費斟酌，並由清高宗作出裁定，對以往同類編年史書如《資治通鑒綱目》等的更定甚多，也是清廷最為自詡之處。那麽，本書主要在什麽地方作出了新的裁斷呢？其一是於朝代更替之際重新審定興亡時間，核準帝王紀年年號；其二是於政權分立時期斟酌統係，並通過紀年、書法以示黜陟。
　　《禦批通鑒輯覽》於秦朝滅亡之後，並不立即作為漢朝的開始，而是有一個過渡的“楚漢”時期，至項羽敗亡後方為漢朝正統政權的開始。於隋唐之際，則將隋煬帝大業年號延長至十四年，是年三月隋煬帝死，方於四月起停用“大業”年號，因為其理論是“國之統係於君，《春秋》之義：君在則大統歸之”，這比《資治通鑒綱目》長一年，比《資治通鑒》長二年，清高宗以批語辯駁了二書的處置不當。唐高祖李淵雖於此年（618年）以“禪讓”方式廢除他樹立的傀儡而正式稱帝，建元“武德”，但清高宗認為唐至癸未年（623年）之後掃平各割據勢力方得正統，此前乃為“隋唐”時期。同樣，宋、元與元、明之間，清高宗亦作出論斷：“宋自建炎南渡，已屬偏安，然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朝廷規模未失，猶可比之東晉。至臨安既破，帝顯見俘，宗社成墟，宋統遂絶……若昰、昺二王崎嶇海島，雖諸臣殉國苦心，而殘喘苟延，流離失據，不復成其為君”。因此，《續資治通鑒綱目》將宋昰、昺二王作為正統是毫無道理的，“即如元自順帝北遷沙漠，未嘗不子孫繼立、苗裔履傳，然既委棄中原，編年者即不復大書故號，此正也，則知昰、昺之已失中原而仍大書故號之非正矣”。接着，在處理明清之際歷史時，清高宗作出更重要的裁斷：
　　《通鑒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鑒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註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係以 “明亡”。余曰“不可！”……《通鑒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係，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註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所係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鑒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自清初以來，官方已將明朝滅亡確定為李自成進占北京之時，並據此聲明清之天下取自“流賊”，非奪於明廷。至此，清高宗為了維持整套正統歷史觀的一致性與係統性，作出重大改變，很有魄力。清高宗後來集中表述了他的正統論歷史觀，其特點是以帝王大一統觀念為核心，即實現全國一統的政權皆為正統，而且“有天下者果能守其統係，即一綫僅延，亦不可輕加以貶絶”，同時也結合疆域大小、政權承緒、君主血統等因素作為標準，而堅决擯除了“夷夏”之別。追溯其源，這種正統論就是在編纂《禦批通鑒輯覽》中形成與係統化的。
　　對於政權並立的分裂時期，本書紀年采取“分註”的方式，即首以幹支紀年，後註各政權年號，這主要用於南北朝和五代時期，以表示對得國途徑不正和守業失道者的貶抑。
　　清高宗的帝王正統論歷史觀，具有強調人事行為（主要是君主作為）的特點，在本書的批語中，有大量對於五德終始論和圖讖之說的批駁、對祥瑞、星變、災異附會人事的批判，指出“災異率庸俗謬傳，而神怪尤聖人不語，真偽有無更無庸深辯矣”，而五德終始說“始於嬴秦陋妄，後世不察，從而附會之至，紛辯於水土之間，益復無謂”。但他仍相信抽象的天命，不過，“天命”主要表現於帝王的統治地位， “帝王肇興，本於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行之數也。” “本於天命”和“更由人事”，道明了天命與人事相結合而重人事、斥迷信的歷史觀念，其進步性和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清高宗的帝王正統論歷史觀，建立在封建傳統思想的基礎之上，結合清朝的政治需要而有所發展，是清高宗評論歷史的思想根基。
　　（二）嚴執封建綱常準則的歷史評論。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作出評論，是《禦批通鑒輯覽》的重要內容，而這些評論最顯著的特點，莫過於嚴執綱常準則，其嚴厲的程度超過以往的所有史論，筆鋒所及，幾乎不留一絲罅隙。例如西漢時陳平、周勃，至呂後死後方安定劉氏政權，清高宗斥以“高祖之罪人”，“柔姦自全者流且謂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值一噱”。特別是對武則天時的狄仁傑，清高宗接連用六條批語予以撻伐，指斥其為失節者，“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非倒置，莫甚於此”，因而改變《通鑒綱目》的書法，在《通鑒輯覽》中將狄仁傑一律書為“周”臣，“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其他如南唐亡國而降宋的徐鉉、原為金將而降於蒙古的張柔、原為宋將而降元的劉整等等，均建立功業，史有佳評，但清高宗一概貶斥以“大節已隳，他復何論”、“已不足齒於人類”等激烈批語。同樣，漢代的楊彪、魏晉時以孝聞名的王祥，也因曾仕兩朝而被指責；對君主被弒時躲避的晏嬰、國亡而尋藉口以不死的元好問、危素等人皆加抨擊，連蘇武也被批評為 “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之玷？蓋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以曰奇節，吾未之信”。可見清高宗評論歷史的忠節標準，是十分嚴苛的。
　　在這部編年通史中，關註的主要是涉及國運興衰的史事，因而封建主義綱常的“孝道”、“婦道”也納入政治性評述之中，其根本原則是忠君高於一切，“苟能自盡其忠，實亦無虧於孝”，因此清高宗嚴斥了因雙親陷於蒙古而投降的金將張柔。《禦批通鑒輯覽》不僅對呂後、武則天加以貶斥，而且幾乎否定歷史上所有幹政的女後。例如東漢明帝馬皇后有為子請封事，清高宗批語曰：“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後可也”；漢安帝時鄧太後臨朝稱製，清高宗對其批評並提出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的原則；對於隋朝，則認為隋文帝受製於婦人獨孤氏，“綱常不振”，導致楊廣繼位而國亡；關於唐肅宗妃張良娣為戰士縫衣之事，則批語曰：“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寺類然”，人君須謹防“竊柄宮闈”。因此，清高宗批評唐太宗曾與長孫皇后商議賞罰事，而稱贊長孫皇后堅辭議政是“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斥責宋光宗政事决於李後甚至受其挾製，乃是“闇懦不振”、“恬不知恥”。這些都是站在君主政治的立場上，嚴執綱常倫理原則發表的歷史見解，明顯表露出堅持封建主義思想體係的傾嚮。
　　《禦批通鑒輯覽》特別講究“書法”，即通過記述史事的遣詞用語表達褒貶之意，如晉代賈充姦邪，書“死”而不能書“卒”；唐肅宗自立為帝，未得唐玄宗正式承認之前仍書“太子”；元末各支起事勢力除朱元璋之外，一律於起兵時書“作亂”並削其僭號，諸如此類，皆是對《通鑒綱目》及其續編的重大修改。《禦批通鑒輯覽》和清高宗對歷史的評論，乃是更嚴格地體現了封建綱常倫理準則，將之發揮達於極緻。
　　（三）精思善疑的史學見識。在對《禦批通鑒輯覽》審閱與撰寫批語過程中，清高宗不僅發表了歷史評論和政治見解，也表現出卓有特色的史學見識。他閱史至記事不合情理處，，不禁感嘆“記載傢尚奇藻而失真實者，概不可麯指數”，於是形成了精思善疑的治史風格。例如戰國時田單用火牛陣破燕軍，史書一嚮載為美談，而清高宗則提出了疑問：“撮爾一邑，被圍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蓋亦幾稀，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餘耶？火牛之事當日諒或有之，史傢過為文飾，反啓後世之疑矣！” 南宋嶽飛大破金兵“拐子馬”之事，亦一直膾炙人口，但清高宗以獨到的見解指出：“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卻。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纍，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兀術)等傳皆不載，惟見《宋史》嶽飛、劉錡傳，本不足為確據……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驤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傢狃於兵車駟介之說，強為附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真偽，皆為史册無稽之說所誤，不得不明辯之。” 這些分析，可謂思索縝密，善於質疑與審斷。對於史書中大量神異離奇及不合常理的記述，清高宗有許多辯駁，反復指責“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豈暇復揆事理”、“史氏之多文而鮮實”、“疑信各半，固紀事之常耳”、“紀載傢耳食滋訛……而不顧其跡之矛盾”等等，從而提出“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具卓識” 的史學見解。
　　除了糾摘舊史中紀事不實之處，《禦批通鑒輯覽》也不乏對史實的正面考訂，書中多以雙行小字載有館臣對人物、地名、史事的考釋，特別是關於地名，皆註出清朝當時之地並追述沿革，訂正謬誤。清高宗也親撰批語進行歷史考據，如關於“回鶻”，他引證《唐書》、《五代史》、《元史》記載，認為“回鶻”即其前的“回紇”、後來的“回回”，惟民族有遷徙、譯音有變化而已。在關於黃河之源問題上，不僅館臣有詳細考訂，清高宗亦以批語指出“昔之論河源者衆喙紛如，然皆未嘗親履其地，徒為紙上空談。又奚足據？”他肯定漢代張騫、更盛贊清聖祖曾進行的實地考察。後來，清高宗下令對河源大規模地考察測定，並撰成《河源紀略》一書，當得自於此次批語的啓示。在地理問題上立足於實地考察，是一種科學的見解、正確的方法，這遠遠優於當時許多僅僅爬梳文獻的考據學家。
　　清高宗對史書紀事的取捨也有自己的見解，除了反對妄載怪力亂神之外，還主張擯棄離奇之事，例如史載漢代李廣將箭射入石內，清高宗指出此事衹能以資名談， “不宜入正史”；《宋史•徐積傳》記述其父名“石”，徐積於是不用石器並且行路不敢踩石，清高宗認為：“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彼遇石而怵然傷心，雖亦出於至性，而作史者於不合經常之行，則當從刪”。這些見解，現在看來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清高宗的史識受其帝王立場的製約，往往苛責歷代史傢，如抨擊司馬遷“則以刑餘憤激，助淫詞而裂名教矣”，更攻擊《漢書•西域傳》“剽竊失真”，均為不合事實的偏見。在懷疑與辯駁史書所載史事之時，清高宗一般僅為“理證”，這定然受其知識結構的局限，例如他懷疑漢文帝時“除田之租稅”事，提出“國傢經費將何取給？” 這似乎忘記漢代有數額很大的人口稅；懷疑西漢嚮將相賜金動輒幾十斤的記載，而不知西漢所謂“賜金”，乃是賜銅。可見清高宗治史雖然有精思善疑的優點，寡陋、失誤之處亦常常出現，但作為皇帝，能具備很高的史識，實屬難能可貴。
　　總之，《禦批通鑒輯覽》的歷史觀念，既建立在封建傳統思想體係之上，又作出一些適應本朝統治的修補，並且將之更堅决地貫徹於史學的清理和改造，得出不少新的具體的歷史見解與史學見識，在當時確有一新耳目之效，使官方歷史理論發展到新的高峰，在思想史與史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學術資料價值。
　　
　　三、《禦批通鑒輯覽》的地位和影響
　　
　　《禦批通鑒輯覽》的纂修及其成書，在清朝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響，該書在官方史學發展中也具有極高的地位，分析其地位和影響，對於考察清乾隆朝及其後的政治演變是十分必要的。
　　（一）清修前代之史的至尊地位。《禦批通鑒輯覽序》經精心結撰，對清以前的歷史作一係統的清理，成為官方述史、論史的的圭臬，而居於尊崇的地位。清高宗自詡其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係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麯徇於其間。觀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係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將此書看成為萬世君臣的政治教科書。而輯錄清高宗批語的《評鑒闡要》，《四庫提要》稱其“聖鑒精詳，無幽不燭……斥前代矯誣之行，闢史傢誕妄之詞，辨覈舛訛，折衷同異，其義皆古人所未發而敷言是訓，適協乎人心天理所同然”，是“讀史之玉衡”、“傳心之寶典”，甚至認為此書一成，起到“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傢讕言，原可無存”的作用。按照這個說法，清以前的任何歷史名著，均無法與之相比。
　　同是清朝官修前代之史如《明史》、《明紀綱目》等，在《禦批通鑒輯覽》成書之後亦相形見絀，而且有時要按《禦批通鑒輯覽》進行修訂。清高宗在批語中多次指摘本朝官修《明史》，如批評其中記載明憲宗萬貴妃嫉妒狠毒，前後事語自相矛盾；批評書中對明英宗的贊稱；批評其中記述史可法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是“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乾隆四十年，清高宗指摘《明紀綱目》之誤，承認纂修時“朕鑒閱尚不及近時之詳審”，决定將之修改，“若《通鑒輯覽》一書，其中體例書法皆朕親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為法則，此次改編‘綱目’自當仿照辦理”，同時又令將《明史》亦加修訂。此外，清高宗還多次在批語中指出宋、遼、金、元史內人名、地名譯音鄙俚，從而發起大規模修訂正史的活動，其契機亦出於《禦批通鑒輯覽》的纂修。
　　由於《禦批通鑒輯覽》極嚴格地貫徹了要求臣下忠貞不二的綱常準則，將之推拓至明清之際，遂導致乾隆四十年在國史中特立《貳臣傳》的舉措，隨之又在《續通志》中也照此辦理，一時聲勢頗大。溯其思想源流，亦得自《禦批通鑒輯覽》的編纂。總之，無論清廷的自我評價還是該書的實際影響，《禦批通鑒輯覽》當時都處於官方史學中的尊崇地位。
　　（二）對清朝官方政治思想的影響。以《禦批通鑒輯覽》的纂修為契機，清高宗在評斷歷史中總結政治經驗，推動了官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發展。全書及其批語中，強調臣下無條件忠於君主，朝廷要建立嚴格的“紀綱”，主張行政“寬而有製”，認為人主應牢牢掌握用人之權，勤於政事而使權不下移，並且針對具體史事提出許多具體的見解，這些都發展了康雍以來的統治思想，維護和強化了君主專製的政治體製。
　　清高宗反對史書濫載五行災異等怪誕之事，斥其不實，而更加痛恨“左道”妖言，認為這是政治上倡亂之階。他在關於劉邦斬蛇之事的批語中，指出往往有藉怪異惑衆煽亂者，在王莽藉符命篡漢事的批語中明確提出：“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他還贊同蘇軾“大亂起於小姦”的說法，認為如果對“左道惑衆者流不能早除”，會導致“自貽噬臍之禍”。清高宗鑒於歷代多有東漢張角等藉“左道”起事造反，得出不能“養癰滋蔓”見解，於是對民間宗教采取不分情況、極其嚴厲的鎮壓手段，使社會矛盾激化。乾隆中期以後，民間秘密宗教組織的武裝鬥爭此起彼伏，連綿數十年，成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重大的政治動蕩，部分地由於清高宗的决策不當，而批閱《通鑒輯覽》與此相關焉。
　　清高宗認為“世殊代異”，分封、井田、均田製等皆不可行，而強調保持滿洲禮製、風俗，這種反對復古卻主張“法祖”的觀念，與其父清世宗略同。所不同的是：他從“法祖”觀念引出反對一切變法的政治見解，則是在批閱《通鑒輯覽》中形成的。清高宗抨擊王安石變法，將之與王莽改製等同，認為是“宋室致病之由”。對少數民族政權的變法，尤其加以貶斥，如攻擊北魏“孝文變其祖宗之法……不德孰甚焉”；斥責金章宗“盡變金源舊風，國勢日就孱弱”等等。正如他在一項諭旨中所說：“邇來批閱《通鑒輯覽》，於北魏、金、元諸朝，凡政事之守舊可法、變更宜戒者無不諄切辯論，以資考鑒”，可見“守舊可法、變更宜戒”已成為清高宗政治思維的定式。這種守舊思想，給清朝政治以深遠的消極影響。
　　在《禦批通鑒輯覽》中，最值得註意的是關於儲貳問題的論斷。清世宗鑒於康熙後期嗣位之爭，創秘密建儲之法，但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論證。幾千年以來關於册立儲貳、早定“國本”觀念根深蒂固，儲君又有立嫡、立長的原則，這充斥於經史典籍，影響極大。是恢復傳統儒學的立儲方法，抑或將傳統方法視為井田製一樣不可行於今時，還是從根本上否定傳統的立儲制度？三者必取其一。清高宗經過一度猶豫徘徊，選擇了最後一項，而這種選擇是通過批閱《通鑒輯覽》作出的。他在批閱殷商帝乙立嫡子辛（即後來的紂王）為儲君時，就意識到“立嫡之論”的舛誤，“觀此猶不悟者，非愚而何？” 隨後以批語批評了漢高祖、唐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拘於立嫡立長而導致動亂的舉措，明確提出“神器當擇賢而畀”的主張。在唐朝裴休請早立太子事的批語中，清高宗詳論了册立太子之弊：“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論，即有英賢之姿，諛之者獻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跡章章可考也。，則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間均選賢而教之之為愈乎！是不亟亟於册立者，實所以保全之也……故悉而論之，以破千載之惑。” 乾隆四十八年，清高宗下令編纂《古今儲貳金鑒》，搜集從西周至明朝因册立儲貳招致禍亂的事例，附加評論，冠以有關諭旨，徹底否定幾千年以來的這個傳統制度，使清代秘密建儲的理論係統化、成熟化。這個理論的貫徹實施，使清朝宮廷政局始終比較穩定，而其基本思想見解，在《禦批通鑒輯覽》中即已提出，事例也有所準備，《古今儲貳金鑒》的編纂乃是水到渠成之舉。
　　時至清代，中國封建社會已是末期，而乾隆朝卻是一個“盛世”，作為這一時代的代表者清高宗，其思想也呈現出兩重特徵。他以宏大氣魄、淵博學識而雄視千古，高屋建瓴地評析歷史，對歷代帝王和名臣幾乎皆有所指摘，從中總結政治經驗，在政治措施與政治理論上有所創新。《禦批通鑒輯覽》纂成階段正是乾隆朝由盛轉衰之際，社會矛盾日趨尖銳，他在評析歷史中表現出政治思想的守舊性和極端專製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由編纂《禦批通鑒輯覽》而成熟起來的這些官方的政治歷史觀，如新的正統論思想、嚴執綱常倫理原則、臣民的絶對“忠節”標準、反對變法的守舊意識、秘密建儲的政治理論等等，對此後清廷的思想、政策、制度有着深遠的影響，使之成為一個保守、專製而又比較能有效運轉的政府，一定程度上製約了中國社會形態的發展。
　　（三）《禦批通鑒輯覽》的歷史命運。依照既定計劃，《禦批通鑒輯覽》“將來書成時亦必頒賜講習”，是為極重要之書。修成後清高宗自己也常常重新閱覽，乾隆五十六年閱後還曾寫詩，並以自註再次稱此書提供“萬世君臣法戒”。至嘉慶朝，《禦批通鑒輯覽》和《評鑒闡要》確實被奉為思想法戒，尊崇至極。清仁宗將之敬謹研讀，並寫出《恭讀評鑒闡要》詩七十五首，首首贊頌清高宗的思想與見識，重申清高宗的歷史論斷。道光後期以降，資本主義列強的步步侵入，社會輿論仍倡行着以“忠節”思想，以加強“攘夷”意識，但中國面臨的畢竟是一個亙古未有的新問題，舊的封建思想體係已顯得蒼白少力，《禦批通鑒輯覽》的“法戒”作用有所淡化。到同治朝，西太後垂簾聽政，當然不會再宣揚極力反對女後幹政的《禦批通鑒輯覽》。清穆宗（同治帝）雖青年早逝，卻也撰有不少經史之論，而其史論多有與《評鑒闡要》相抵牾之處，例如清高宗認為商高宗用傅說為相，“恐人望未厭，託之夢賚圖形，所為神道設教而已”，而清穆宗《商高宗夢得傅說論》則言：“高宗之夢真也，非託也，要之積誠之所感而已”；清高宗認為史載“商山四皓”使漢高祖不廢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而清穆宗《四皓安儲論》則對此津津言之，决不懷疑；清高宗斥陳平、周勃為“高祖之罪人”，而清穆宗則稱“平、勃雖有安劉之功，亦僥幸成事而已” 清高宗認為唐玄宗焚珠玉錦綉之事恰見其“情偽”，而清穆宗則盛贊唐玄宗“此舉猶有古人慎乃儉德之遺風焉”。如此等等，可推斷清穆宗不曾閱讀《評鑒闡要》和《禦批通鑒輯覽》，在西太後掌實權時期，《禦批通鑒輯覽》等書已被束之高閣。
　　清朝滅亡之後，近代學者多持貶斥清廷情緒，對清朝官方所修史書不予重視，其影響波及至今，史學界研究清史甚至研究清高宗本人，亦未註意到《禦批通鑒輯覽》一書，這就不能全面反映清官方和清高宗的政治思想、歷史觀念和史學見解。清高宗的思想理論和政策措施是以係統化的歷史認識為依托，這種係統歷史認識得自《禦批通鑒輯覽》的纂修與批閱，其書藴含着豐富的思想史資料，尚有待從學術上予以發掘，本文不過略啓其端、謹呈一孔之見而已。
　　
　　(史學理論研究室喬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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