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批通鉴辑览》成书

事件: 《御批通鉴辑览》成书

国度: 中国

朝代: 清代

国君纪年: 清高宗乾隆三十三年

事件类型: 热门

日期: 1768年

地点: 中国

《御批通鉴辑览》成书

事件经过:

　　《御批通鉴辑览》是清朝官修编年体通史，清高宗直接参与和亲撰批语，这些批语又辑录为《评鉴阐要》一书，当时被视为“万世君臣法戒”。清高宗的思想理论与政策措施是以系统的历史认识为依托，正是在批阅本书过程中，他的新正统论、严厉的忠节标准、秘密建储理论等等得以形成和发展成熟，这对于清朝政治与社会有很大影响。本书是研究清史和清高宗生平思想的极重要的史料，史学界应引为重视。
　　关键词《御批通鉴辑览》《评鉴阐要》清高宗
　　
　　清乾隆年间，在清高宗的直接参与和裁定下，官方进行了《御批通鉴辑览》的修纂。这是一部分纲列目、编年系事并且有皇帝亲撰批语的通史著述，在众多的官修史书中独具特色，地位突出，对清代历史思想、政治观念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值得予以专门的考察与评析。
　　一、《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
　　
　　作为一部重要的官修史书，《御批通鉴辑览》的始修之年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在此书提要中称：“《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而实际上，乾隆三十二年乃是清高宗为本书撰写序言的题签时间。欲知其始撰之年，须据杨述曾生平事迹予以考订。
　　杨述曾是本书最重要的执笔纂修人，其父杨椿为雍正、乾隆间有名学者，参修《明史》、《明纪纲目》、《大清一统志》等书。杨述曾承其家学，尤精于治史，乾隆七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任翰林院编修。《清史列传》卷七十一记述曰：“（乾隆）二十四年，充《通鉴辑览》馆纂修官……三十二年，《通鉴辑览》书成，将脱稿而卒，年七十。始编《辑览》时，折衷体例、书法、本末条件，总裁一委之。又详订舆地谬讹，汇为《笺释》。与朱筠、蒋和宁、张霁、王昶诸人，同事发凡起例，龂龂不少假。及卒，大学士傅恒以述曾在事八载，实殚心力入告，奉旨赏给四品职衔”。《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二四载刘纶《杨述曾墓志铭》，记述与《清史列传》略同，且言“君之于《辑览》，则直以官与身视成书为始终，其可志也。”既然《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从发凡起例开始，杨述曾就是主要纂修人，那么他充任纂修官的乾隆二十四年必然是本书的始修之年。
　　纂修《通鉴辑览》，清廷专设馆局，以大学士傅恒、来保、尹继善、刘统勋四人为总裁，设副总裁七人、提调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对官十人、总校官十二人，规格、规模均相当宏大。杨述曾名列纂修官之首，其他如朱筠、赵翼、陆锡熊、程晋芳，总校官如毕沅、纪昀等人，或已是文化名人，或在纂修此书中锻炼为硕学之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所载清高宗御制序，题签为“乾隆丁亥秋月御笔”，即乾隆三十二年秋，一般目录之书即据此作为成书之时。然而杨述曾亦卒于本年秋天，是时此书处于“将脱稿”状况，则清高宗御制序写于全书告成之前。本书卷首尚载有馆臣的《进书表》，所署日期为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而且在《清高宗实录》中，《进书表》与御制序都载于这一日，可见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才是本书正式告成之时。
　　纂修《御批通鉴辑览》的起因，是清高宗阅读明朝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一书，“以编内采录尚未精审，特敕重加订正，并增入明代事迹”。这种因已有之书而修订增辑，是乾隆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常例，最初未必列为要务，况且当时清廷正着力纂修《大清会典》、《续文献通考》（后发展为“续三通”、“清三通”）、《皇舆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等史书，《通鉴辑览》的纂修恐亦视作泛常之事，连清高宗有关敕令的日期亦缺记载。然而随着纂修的进展，在认真讲求褒贬书法、斟酌义例过程中，其重要性遂被提高，纂修方至五代之际，已有“要之《辑览》一书非他书之比，既奉朱批，又将颁发士大夫，必家置一编” 的说法。后来，清高宗在亲撰序言内，提起纂修此书的起因，乃从其“皇祖”《御批通鉴纲目》谈起，认为“皇祖”御批虽可“垂教后世”，但却未改动旧史之文，“故命儒臣纂《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尽去历朝臣各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这样一来，似乎纂修此书是秉承清圣祖的未竟之业，一开始就有高标准的政治、学术目的，与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无关。我们注意到：清官书不仅不载清高宗最初的修书敕令，而且把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也弄得无影无踪，《四库全书》中未收，甚至《四库全书总目》也未作为“存目”加以介绍，其中有否忌讳，实为疑案。
　　《御批通鉴辑览》成书后，又于乾隆三十六年将书中清高宗的批语录出另成一书，共十二卷，名为《评鉴阐要》。后收入《四库全书》史评类。
　　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的编纂《四库全书》活动，是清官方对思想文化和文献遗产大规模的、全面的清理，《御批通鉴辑览》也再历一次补充更定。乾隆四十年，清高宗谕令将南明唐、桂二王附记于卷后。五代、北宋时辽国进攻内地政权，原从后晋时起书为“侵”，此前仍书“入寇”，乾隆四十二年于校勘本书中，谕令一律依列国互伐之例书“侵”。乾隆四十七年又命《通鉴辑览》记载吴三桂攻入缅甸擒南明桂王朱由榔事，提出不应泯没史实，对吴三桂“又何不可功则功之，而罪则罪之乎？” 此外，尚有其他补充润色之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写成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亦录入《四库全书荟要》。
　　最后定本的《御批通鉴辑览》起自远古伏羲氏，止于明末，一百十六卷，后附南明唐王、桂王事迹本末四卷，即唐王一卷、桂王三卷。仿《资治通鉴纲目》体式，但“纲”与“目”皆用大字书写，而用双行小字补叙史事、附记轶事异说、注明人物、诠释地名、考辩史实、引述前人注释和评论等等，并间或撰有馆臣的考释评述。正文、《凡例》与批语对包括《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各种史书皆有指摘，而自称本书“尽善尽美，集史学之大成，实足表里六经，准式万世”，成为撰史、评史的圭臬。《御批通鉴辑览》在编纂和修订中，于义例、书法、是非褒贬等极其认真，对史实也不乏精湛的考辩，却仍未能全脱官修之书众手不齐之弊，《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两种版本及《评鉴阐要》所载清高宗的批语数量各不相同、在一些重要内容上互有遗漏，文字也有错讹，盖写定之时各书未能协同校对。书中内容亦有与《凡例》牴牾处，例如《凡例》明确批评贺善等人的史论“文芜义浅”，要“并加刊消，以省繁文”，而卷二十二却引贺善评汉光武帝的赞语，称相信图谶为其“盛德之累”，这恰与清高宗在上一卷的批语相违背，可见修纂中亦有严重的疏失。但这些问题不妨碍我们评析该书的思想和影响，故在此不详加校勘和分析。
　　
　　二、《御批通鉴辑览》的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
　　
　　《御批通鉴辑览》从外部形式上看有正文和录于简端的清高宗批语两部分，批语均针对正文内容，且清高宗“自述所见、据事以书者十之三，儒臣拟批者十之七，而经笔削涂乙者七之五”，是其君臣合作所撰。因此，正文与批语共同反映了以清高宗为主导的官方政治历史观和史学思想。
　　（一）以帝王正统论为核心的历史观念。本书《凡例》有言：“正统、偏安之辨，其界最严”，因而在编纂中极其讲求，颇费斟酌，并由清高宗作出裁定，对以往同类编年史书如《资治通鉴纲目》等的更定甚多，也是清廷最为自诩之处。那么，本书主要在什么地方作出了新的裁断呢？其一是于朝代更替之际重新审定兴亡时间，核准帝王纪年年号；其二是于政权分立时期斟酌统系，并通过纪年、书法以示黜陟。
　　《御批通鉴辑览》于秦朝灭亡之后，并不立即作为汉朝的开始，而是有一个过渡的“楚汉”时期，至项羽败亡后方为汉朝正统政权的开始。于隋唐之际，则将隋炀帝大业年号延长至十四年，是年三月隋炀帝死，方于四月起停用“大业”年号，因为其理论是“国之统系于君，《春秋》之义：君在则大统归之”，这比《资治通鉴纲目》长一年，比《资治通鉴》长二年，清高宗以批语辩驳了二书的处置不当。唐高祖李渊虽于此年（618年）以“禅让”方式废除他树立的傀儡而正式称帝，建元“武德”，但清高宗认为唐至癸未年（623年）之后扫平各割据势力方得正统，此前乃为“隋唐”时期。同样，宋、元与元、明之间，清高宗亦作出论断：“宋自建炎南渡，已属偏安，然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凭，朝廷规模未失，犹可比之东晋。至临安既破，帝顯见俘，宗社成墟，宋统遂绝……若昰、昺二王崎岖海岛，虽诸臣殉国苦心，而残喘苟延，流离失据，不复成其为君”。因此，《续资治通鉴纲目》将宋昰、昺二王作为正统是毫无道理的，“即如元自顺帝北迁沙漠，未尝不子孙继立、苗裔履传，然既委弃中原，编年者即不复大书故号，此正也，则知昰、昺之已失中原而仍大书故号之非正矣”。接着，在处理明清之际历史时，清高宗作出更重要的裁断：
　　《通鉴辑览》将成，司事者举《通鉴纲目三编》之例，于甲申岁欲大书顺治元年，分注崇祯十七年于下，且凡胜朝事皆别书“明”，而于李自成陷京师即系以 “明亡”。余曰“不可！”……《通鉴辑览》之书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夫福王设于江南能自立，未尝不可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若夫唐王、桂王穷窜边隅、苟延旦夕，此正与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统属之。用以示万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难谌，凛凛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贻留，为臣民所系属，而不敢谬恃书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几朕纂《通鉴辑览》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统之义乎！
　　自清初以来，官方已将明朝灭亡确定为李自成进占北京之时，并据此声明清之天下取自“流贼”，非夺于明廷。至此，清高宗为了维持整套正统历史观的一致性与系统性，作出重大改变，很有魄力。清高宗后来集中表述了他的正统论历史观，其特点是以帝王大一统观念为核心，即实现全国一统的政权皆为正统，而且“有天下者果能守其统系，即一线仅延，亦不可轻加以贬绝”，同时也结合疆域大小、政权承绪、君主血统等因素作为标准，而坚决摈除了“夷夏”之别。追溯其源，这种正统论就是在编纂《御批通鉴辑览》中形成与系统化的。
　　对于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本书纪年采取“分注”的方式，即首以干支纪年，后注各政权年号，这主要用于南北朝和五代时期，以表示对得国途径不正和守业失道者的贬抑。
　　清高宗的帝王正统论历史观，具有强调人事行为（主要是君主作为）的特点，在本书的批语中，有大量对于五德终始论和图谶之说的批驳、对祥瑞、星变、灾异附会人事的批判，指出“灾异率庸俗谬传，而神怪尤圣人不语，真伪有无更无庸深辩矣”，而五德终始说“始于嬴秦陋妄，后世不察，从而附会之至，纷辩于水土之间，益复无谓”。但他仍相信抽象的天命，不过，“天命”主要表现于帝王的统治地位， “帝王肇兴，本于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数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行之数也。” “本于天命”和“更由人事”，道明了天命与人事相结合而重人事、斥迷信的历史观念，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清高宗的帝王正统论历史观，建立在封建传统思想的基础之上，结合清朝的政治需要而有所发展，是清高宗评论历史的思想根基。
　　（二）严执封建纲常准则的历史评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评论，是《御批通鉴辑览》的重要内容，而这些评论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严执纲常准则，其严厉的程度超过以往的所有史论，笔锋所及，几乎不留一丝罅隙。例如西汉时陈平、周勃，至吕后死后方安定刘氏政权，清高宗斥以“高祖之罪人”，“柔奸自全者流且谓智者俟时，大丈夫观之不值一噱”。特别是对武则天时的狄仁杰，清高宗接连用六条批语予以挞伐，指斥其为失节者，“后世反以复唐之功归之……是非倒置，莫甚于此”，因而改变《通鉴纲目》的书法，在《通鉴辑览》中将狄仁杰一律书为“周”臣，“以为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其他如南唐亡国而降宋的徐铉、原为金将而降于蒙古的张柔、原为宋将而降元的刘整等等，均建立功业，史有佳评，但清高宗一概贬斥以“大节已隳，他复何论”、“已不足齿于人类”等激烈批语。同样，汉代的杨彪、魏晋时以孝闻名的王祥，也因曾仕两朝而被指责；对君主被弑时躲避的晏婴、国亡而寻借口以不死的元好问、危素等人皆加抨击，连苏武也被批评为 “武既娶妇生子，岂得谓非大节之玷？盖武不过不降，不若李陵、卫律之背君。以曰奇节，吾未之信”。可见清高宗评论历史的忠节标准，是十分严苛的。
　　在这部编年通史中，关注的主要是涉及国运兴衰的史事，因而封建主义纲常的“孝道”、“妇道”也纳入政治性评述之中，其根本原则是忠君高于一切，“苟能自尽其忠，实亦无亏于孝”，因此清高宗严斥了因双亲陷于蒙古而投降的金将张柔。《御批通鉴辑览》不仅对吕后、武则天加以贬斥，而且几乎否定历史上所有干政的女后。例如东汉明帝马皇后有为子请封事，清高宗批语曰：“妇人不得预朝政，以是斥之，虽罪后可也”；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称制，清高宗对其批评并提出 “无毁无誉，妇人之道”的原则；对于隋朝，则认为隋文帝受制于妇人独孤氏，“纲常不振”，导致杨广继位而国亡；关于唐肃宗妃张良娣为战士缝衣之事，则批语曰：“先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妇寺类然”，人君须谨防“窃柄宫闱”。因此，清高宗批评唐太宗曾与长孙皇后商议赏罚事，而称赞长孙皇后坚辞议政是“识见卓越，视汉明德尤远过之”；斥责宋光宗政事决于李后甚至受其挟制，乃是“闇懦不振”、“恬不知耻”。这些都是站在君主政治的立场上，严执纲常伦理原则发表的历史见解，明显表露出坚持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倾向。
　　《御批通鉴辑览》特别讲究“书法”，即通过记述史事的遣词用语表达褒贬之意，如晋代贾充奸邪，书“死”而不能书“卒”；唐肃宗自立为帝，未得唐玄宗正式承认之前仍书“太子”；元末各支起事势力除朱元璋之外，一律于起兵时书“作乱”并削其僭号，诸如此类，皆是对《通鉴纲目》及其续编的重大修改。《御批通鉴辑览》和清高宗对历史的评论，乃是更严格地体现了封建纲常伦理准则，将之发挥达于极致。
　　（三）精思善疑的史学见识。在对《御批通鉴辑览》审阅与撰写批语过程中，清高宗不仅发表了历史评论和政治见解，也表现出卓有特色的史学见识。他阅史至记事不合情理处，，不禁感叹“记载家尚奇藻而失真实者，概不可曲指数”，于是形成了精思善疑的治史风格。例如战国时田单用火牛阵破燕军，史书一向载为美谈，而清高宗则提出了疑问：“撮尔一邑，被围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盖亦几稀，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余耶？火牛之事当日谅或有之，史家过为文饰，反启后世之疑矣！” 南宋岳飞大破金兵“拐子马”之事，亦一直脍炙人口，但清高宗以独到的见解指出：“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乌珠(兀术)等传皆不载，惟见《宋史》岳飞、刘錡传，本不足为确据……即所云马被重铠，亦徒束缚而不能骋其腾骧之力，尤理所必无。纪事家狃于兵车驷介之说，强为附会，不足当有识者一哂。千载传讹，耳食之徒无能究其真伪，皆为史册无稽之说所误，不得不明辩之。” 这些分析，可谓思索缜密，善于质疑与审断。对于史书中大量神异离奇及不合常理的记述，清高宗有许多辩驳，反复指责“记载者意在已甚其辞，岂暇复揆事理”、“史氏之多文而鲜实”、“疑信各半，固纪事之常耳”、“纪载家耳食滋讹……而不顾其迹之矛盾”等等，从而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读史者不可不具卓识” 的史学见解。
　　除了纠摘旧史中纪事不实之处，《御批通鉴辑览》也不乏对史实的正面考订，书中多以双行小字载有馆臣对人物、地名、史事的考释，特别是关于地名，皆注出清朝当时之地并追述沿革，订正谬误。清高宗也亲撰批语进行历史考据，如关于“回鹘”，他引证《唐书》、《五代史》、《元史》记载，认为“回鹘”即其前的“回纥”、后来的“回回”，惟民族有迁徙、译音有变化而已。在关于黄河之源问题上，不仅馆臣有详细考订，清高宗亦以批语指出“昔之论河源者众喙纷如，然皆未尝亲履其地，徒为纸上空谈。又奚足据？”他肯定汉代张骞、更盛赞清圣祖曾进行的实地考察。后来，清高宗下令对河源大规模地考察测定，并撰成《河源纪略》一书，当得自于此次批语的启示。在地理问题上立足于实地考察，是一种科学的见解、正确的方法，这远远优于当时许多仅仅爬梳文献的考据学家。
　　清高宗对史书纪事的取舍也有自己的见解，除了反对妄载怪力乱神之外，还主张摈弃离奇之事，例如史载汉代李广将箭射入石内，清高宗指出此事只能以资名谈， “不宜入正史”；《宋史•徐积传》记述其父名“石”，徐积于是不用石器并且行路不敢踩石，清高宗认为：“史笔非难，史识尤难。夫以父名石而子不践石为孝，则公子地之子当舟居而不履地乎？……彼遇石而怵然伤心，虽亦出于至性，而作史者于不合经常之行，则当从删”。这些见解，现在看来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清高宗的史识受其帝王立场的制约，往往苛责历代史家，如抨击司马迁“则以刑余愤激，助淫词而裂名教矣”，更攻击《汉书•西域传》“剽窃失真”，均为不合事实的偏见。在怀疑与辩驳史书所载史事之时，清高宗一般仅为“理证”，这定然受其知识结构的局限，例如他怀疑汉文帝时“除田之租税”事，提出“国家经费将何取给？” 这似乎忘记汉代有数额很大的人口税；怀疑西汉向将相赐金动辄几十斤的记载，而不知西汉所谓“赐金”，乃是赐铜。可见清高宗治史虽然有精思善疑的优点，寡陋、失误之处亦常常出现，但作为皇帝，能具备很高的史识，实属难能可贵。
　　总之，《御批通鉴辑览》的历史观念，既建立在封建传统思想体系之上，又作出一些适应本朝统治的修补，并且将之更坚决地贯彻于史学的清理和改造，得出不少新的具体的历史见解与史学见识，在当时确有一新耳目之效，使官方历史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峰，在思想史与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资料价值。
　　
　　三、《御批通鉴辑览》的地位和影响
　　
　　《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及其成书，在清朝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该书在官方史学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地位，分析其地位和影响，对于考察清乾隆朝及其后的政治演变是十分必要的。
　　（一）清修前代之史的至尊地位。《御批通鉴辑览序》经精心结撰，对清以前的历史作一系统的清理，成为官方述史、论史的的圭臬，而居于尊崇的地位。清高宗自诩其书“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将此书看成为万世君臣的政治教科书。而辑录清高宗批语的《评鉴阐要》，《四库提要》称其“圣鉴精详，无幽不烛……斥前代矫诬之行，辟史家诞妄之词，辨覈舛讹，折衷同异，其义皆古人所未发而敷言是训，适协乎人心天理所同然”，是“读史之玉衡”、“传心之宝典”，甚至认为此书一成，起到“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言，原可无存”的作用。按照这个说法，清以前的任何历史名著，均无法与之相比。
　　同是清朝官修前代之史如《明史》、《明纪纲目》等，在《御批通鉴辑览》成书之后亦相形见绌，而且有时要按《御批通鉴辑览》进行修订。清高宗在批语中多次指摘本朝官修《明史》，如批评其中记载明宪宗万贵妃嫉妒狠毒，前后事语自相矛盾；批评书中对明英宗的赞称；批评其中记述史可法由其母梦文天祥而生，是“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乾隆四十年，清高宗指摘《明纪纲目》之误，承认纂修时“朕鉴阅尚不及近时之详审”，决定将之修改，“若《通鉴辑览》一书，其中体例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此次改编‘纲目’自当仿照办理”，同时又令将《明史》亦加修订。此外，清高宗还多次在批语中指出宋、辽、金、元史内人名、地名译音鄙俚，从而发起大规模修订正史的活动，其契机亦出于《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
　　由于《御批通鉴辑览》极严格地贯彻了要求臣下忠贞不二的纲常准则，将之推拓至明清之际，遂导致乾隆四十年在国史中特立《贰臣传》的举措，随之又在《续通志》中也照此办理，一时声势颇大。溯其思想源流，亦得自《御批通鉴辑览》的编纂。总之，无论清廷的自我评价还是该书的实际影响，《御批通鉴辑览》当时都处于官方史学中的尊崇地位。
　　（二）对清朝官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为契机，清高宗在评断历史中总结政治经验，推动了官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发展。全书及其批语中，强调臣下无条件忠于君主，朝廷要建立严格的“纪纲”，主张行政“宽而有制”，认为人主应牢牢掌握用人之权，勤于政事而使权不下移，并且针对具体史事提出许多具体的见解，这些都发展了康雍以来的统治思想，维护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清高宗反对史书滥载五行灾异等怪诞之事，斥其不实，而更加痛恨“左道”妖言，认为这是政治上倡乱之阶。他在关于刘邦斩蛇之事的批语中，指出往往有借怪异惑众煽乱者，在王莽借符命篡汉事的批语中明确提出：“左道之诛，其可贷耶！” 他还赞同苏轼“大乱起于小奸”的说法，认为如果对“左道惑众者流不能早除”，会导致“自贻噬脐之祸”。清高宗鉴于历代多有东汉张角等借“左道”起事造反，得出不能“养痈滋蔓”见解，于是对民间宗教采取不分情况、极其严厉的镇压手段，使社会矛盾激化。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连绵数十年，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重大的政治动荡，部分地由于清高宗的决策不当，而批阅《通鉴辑览》与此相关焉。
　　清高宗认为“世殊代异”，分封、井田、均田制等皆不可行，而强调保持满洲礼制、风俗，这种反对复古却主张“法祖”的观念，与其父清世宗略同。所不同的是：他从“法祖”观念引出反对一切变法的政治见解，则是在批阅《通鉴辑览》中形成的。清高宗抨击王安石变法，将之与王莽改制等同，认为是“宋室致病之由”。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变法，尤其加以贬斥，如攻击北魏“孝文变其祖宗之法……不德孰甚焉”；斥责金章宗“尽变金源旧风，国势日就孱弱”等等。正如他在一项谕旨中所说：“迩来批阅《通鉴辑览》，于北魏、金、元诸朝，凡政事之守旧可法、变更宜戒者无不谆切辩论，以资考鉴”，可见“守旧可法、变更宜戒”已成为清高宗政治思维的定式。这种守旧思想，给清朝政治以深远的消极影响。
　　在《御批通鉴辑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储贰问题的论断。清世宗鉴于康熙后期嗣位之争，创秘密建储之法，但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几千年以来关于册立储贰、早定“国本”观念根深蒂固，储君又有立嫡、立长的原则，这充斥于经史典籍，影响极大。是恢复传统儒学的立储方法，抑或将传统方法视为井田制一样不可行于今时，还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立储制度？三者必取其一。清高宗经过一度犹豫徘徊，选择了最后一项，而这种选择是通过批阅《通鉴辑览》作出的。他在批阅殷商帝乙立嫡子辛（即后来的纣王）为储君时，就意识到“立嫡之论”的舛误，“观此犹不悟者，非愚而何？” 随后以批语批评了汉高祖、唐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拘于立嫡立长而导致动乱的举措，明确提出“神器当择贤而畀”的主张。在唐朝裴休请早立太子事的批语中，清高宗详论了册立太子之弊：“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论，即有英贤之姿，谀之者献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迹章章可考也。，则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间均选贤而教之之为愈乎！是不亟亟于册立者，实所以保全之也……故悉而论之，以破千载之惑。” 乾隆四十八年，清高宗下令编纂《古今储贰金鉴》，搜集从西周至明朝因册立储贰招致祸乱的事例，附加评论，冠以有关谕旨，彻底否定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传统制度，使清代秘密建储的理论系统化、成熟化。这个理论的贯彻实施，使清朝宫廷政局始终比较稳定，而其基本思想见解，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即已提出，事例也有所准备，《古今储贰金鉴》的编纂乃是水到渠成之举。
　　时至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末期，而乾隆朝却是一个“盛世”，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者清高宗，其思想也呈现出两重特征。他以宏大气魄、渊博学识而雄视千古，高屋建瓴地评析历史，对历代帝王和名臣几乎皆有所指摘，从中总结政治经验，在政治措施与政治理论上有所创新。《御批通鉴辑览》纂成阶段正是乾隆朝由盛转衰之际，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他在评析历史中表现出政治思想的守旧性和极端专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由编纂《御批通鉴辑览》而成熟起来的这些官方的政治历史观，如新的正统论思想、严执纲常伦理原则、臣民的绝对“忠节”标准、反对变法的守旧意识、秘密建储的政治理论等等，对此后清廷的思想、政策、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之成为一个保守、专制而又比较能有效运转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
　　（三）《御批通鉴辑览》的历史命运。依照既定计划，《御批通鉴辑览》“将来书成时亦必颁赐讲习”，是为极重要之书。修成后清高宗自己也常常重新阅览，乾隆五十六年阅后还曾写诗，并以自注再次称此书提供“万世君臣法戒”。至嘉庆朝，《御批通鉴辑览》和《评鉴阐要》确实被奉为思想法戒，尊崇至极。清仁宗将之敬谨研读，并写出《恭读评鉴阐要》诗七十五首，首首赞颂清高宗的思想与见识，重申清高宗的历史论断。道光后期以降，资本主义列强的步步侵入，社会舆论仍倡行着以“忠节”思想，以加强“攘夷”意识，但中国面临的毕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新问题，旧的封建思想体系已显得苍白少力，《御批通鉴辑览》的“法戒”作用有所淡化。到同治朝，西太后垂帘听政，当然不会再宣扬极力反对女后干政的《御批通鉴辑览》。清穆宗（同治帝）虽青年早逝，却也撰有不少经史之论，而其史论多有与《评鉴阐要》相抵牾之处，例如清高宗认为商高宗用傅说为相，“恐人望未厌，託之梦赉图形，所为神道设教而已”，而清穆宗《商高宗梦得傅说论》则言：“高宗之梦真也，非託也，要之积诚之所感而已”；清高宗认为史载“商山四皓”使汉高祖不废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而清穆宗《四皓安储论》则对此津津言之，决不怀疑；清高宗斥陈平、周勃为“高祖之罪人”，而清穆宗则称“平、勃虽有安刘之功，亦侥幸成事而已” 清高宗认为唐玄宗焚珠玉锦绣之事恰见其“情伪”，而清穆宗则盛赞唐玄宗“此举犹有古人慎乃俭德之遗风焉”。如此等等，可推断清穆宗不曾阅读《评鉴阐要》和《御批通鉴辑览》，在西太后掌实权时期，《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已被束之高阁。
　　清朝灭亡之后，近代学者多持贬斥清廷情绪，对清朝官方所修史书不予重视，其影响波及至今，史学界研究清史甚至研究清高宗本人，亦未注意到《御批通鉴辑览》一书，这就不能全面反映清官方和清高宗的政治思想、历史观念和史学见解。清高宗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是以系统化的历史认识为依托，这种系统历史认识得自《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与批阅，其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尚有待从学术上予以发掘，本文不过略启其端、谨呈一孔之见而已。
　　
　　(史学理论研究室乔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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