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護法運動
| 事件經過:
9月,廣州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護法軍政府成立。
1917-1918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産階級革命黨人為維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聯合西南軍閥共同進行了反對北洋軍閥獨裁統治的鬥爭。又稱護法戰爭。
孫中山先生親自主持製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據此召集的第一屆國會(俗稱舊國會)，一嚮被公認為資産階級共和國的象徵。孫中山在被迫讓出政權後，一直為維護約法和國會而進行着堅持不懈的鬥爭。當1917年5月，國務總理段祺瑞利用督軍團壓迫國會接受對德宣戰案之際，孫中山即與章太炎、岑春煊、唐紹儀聯名致電段祺瑞及參衆兩院，要求他們遵守約法、尊重國會。段被繼任總統黎元洪罷職後，唆使北洋督軍叛變獨立，以武力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孫中山又連續通電(或單獨、或聯名)西南各省，呼籲擁護約法和國會，起兵討伐北洋群逆。7月1日，張勳擁清室復闢，3日，孫中山便在上海召集在滬陸海軍及國民黨要人討論擁護共和、出師討逆大計。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國會，組織臨時政府。4日，孫中山致電參衆兩院議員，號召議員南下護法。當時控製廣東的兩廣巡閱使陸榮廷為首的桂係軍閥為藉助護法聲浪，確保兩廣地盤，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並嚮湖南擴張勢力，表示歡迎孫中山來粵護法。7月6日，孫中山偕章太炎、朱執信、廖仲愷、陳炯明等率海琛、應瑞艦離滬南下，17日到達虎門，19日到達廣州。在廣東各界歡迎會上，孫中山發表演說，指出當今變亂，“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認為“假共和之禍尤甚於真復闢”，衹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設”。最早響應孫中山護法號召的是海軍總長程璧光，他於7月4日發表討賊檄文，痛斥張勳復闢。孫中山南下護法後，程即於21日與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聯名通電，提出擁護約法、恢復國會、懲辦禍首三項主張，率第一艦隊共十艘軍艦，於8月5日到達黃埔，同行者有唐紹儀、汪精衛等。當時控製滇、黔兩省的滇係軍閥頭目唐繼堯也為對抗段祺瑞，確保地盤，並嚮四川擴充勢力，於8月11日通電加入護法行列。由於段祺瑞打敗張勳重新掌握政權後，拒絶恢復約法和國會，采納梁啓超建議，準備另行召集“臨時參議院”，重新製定國會組織法和選舉法，選舉新國會，以達到他取消國民黨議員占優勢的舊國會和廢除臨時約法的目的，從而引起舊國會議員的不滿，他們響應孫中山擇地另開國會的號召，紛紛南下赴粵。至8月中旬，到達廣州的國會議員已達150餘人。
8月18日，孫中山在黃埔公園宴請國會議員，商討召開國會問題。考慮到來粵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决定效法法國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級代表舉行國民議會的先例，召開“國會非常會議”(俗稱“非常國會”)。25日非常國會開幕，31日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13條，規定中華民國為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軍政府設大元帥一人，元帥三人，由國會非常會議分別選舉之。《臨時約法》的效力完全恢復以前，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使，大元帥對外代表中華民國，元帥協助大元帥籌商政務。軍政府設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交通六部。為了適應護法戡亂的戰爭需要，軍政府沒有采納《臨臨時約法》規定的內閣製，而采取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中提出的黨、政、軍權合一的大元帥製方案，實行軍事、內政、外交合一的元首製，體現了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人希望通過護法運動建立本黨單獨執政的資産階級革命政權的意圖。9月1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海陸軍大元帥，陸榮廷和唐繼堯為元帥。10日，孫中山宣誓就職。同日，非常國會通過了軍政府各部總長名單，外交:伍廷芳，財政:唐紹儀，陸軍:張開儒，海軍:程璧光，內政:孫洪伊，交通:鬍漢民，軍政府參謀總長:李烈鈞，大元帥府秘書長:章太炎。軍政府的人事安排，體現了中華革命黨人主動與西南實力派以及國民黨穩健派合組護法軍政府的願望。但是陸榮廷與唐繼堯等追求的是建立護國戰爭時期軍務院那樣的合議製政府，按各方實力排定座次，實現他們稱霸西南的野心。而軍政府卻采取了元首製，樹立了孫中山在護法政權中的領導地位，他們反而成了配角。所以陸榮廷與唐繼堯對軍政府的組織原則及選舉結果都非常不滿，均不肯就元帥職。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李烈鈞等國民黨穩健派人士為求得與西南實力派的合作，也贊成合議製，故這四人也不肯就職。於是孫中山任命了一批中華革命黨的骨幹和原同盟會或國民黨的激進分子代理各項工作。這樣，軍政府實際上成為中華革命黨力圖領導護法運動的資産階級政府，從而决定了它必遭西南軍閥的反對而難以長期存在下去。
軍政府的成立，標志着護法運動高潮的到來，也標志着南北對峙局面的形成。段祺瑞繼承袁世凱武力統一中國的衣鉢，决心以北洋武力鎮壓西南護法，挑起第二次南北戰爭。其軍事戰略有兩個重點:一是對湖南用兵以製兩廣，一是對四川用兵以製滇、黔。8月6 日，段派出心腹大將傅良佐(?-1926)代替譚延闓為湖南督軍；派其內弟吳光新(1881-?)為長江上遊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9月9日傅良佐率北洋軍到湘後，即下令免除原同盟會會員、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和駐衡陽湘軍旅長林修梅的職務。18日，劉、林二人聯名通電，宣告“自主”，與海軍和西南護法各省一致行動。西南護法各省將湘督易人看作是北洋派進軍西南的信號，桂係决定派出桂、粵聯軍80營援助湖南。10月3日孫中山正式下令討伐段祺瑞等民國叛逆。湘省護法軍組成以程潛為首的湘南總司令部，粵、桂、湘三省護法軍的總目標是會攻長沙。此時，段祺瑞也嚮北洋軍下達了討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為湘南司令、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為副司令，分三路討伐湘南。 10月6日，北洋軍和湘南護法軍在湘潭西倪鋪接戰，護法戰爭正式爆發。南北兩軍在湘南激戰了一個多月。11月14日，直係軍閥王汝賢和範國璋不願為皖係賣命，徑直通電議和，撤離衡山前綫。20日護法軍輕取長沙。段祺瑞對湘用兵以製兩廣的計劃宣告失敗，桂係控製了湖南。與此同時，唐繼堯為首的滇係為對抗吳光新率領的入川北洋軍，也組成滇、黔聯軍，與孫中山派往四川的中華革命黨組織的四川國民軍(後改四川靖國軍)相配合，與北洋軍交戰，於12月3日攻占重慶，趕走了段祺瑞新任命的四川督軍周道剛(1875-?)和四川查辦使吳光新。在其它各省，由中華革命黨和國民黨人領導組建的護法武裝也相繼而起，紛紛宣佈與西南各省一致行動。規模較大的有湖北襄鄖鎮守使、鄂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等組織的“湖北靖國軍”，在襄陽宣佈“自主”；前陝西警備軍統領郭堅組織“陝西護法軍”，在鳳翔宣佈“獨立”。此外，在山東、河南、浙江、江蘇、安徽、福建、甘肅，乃至東北等省區，都先後組織了“護法軍”、“靖國軍”，宣佈“獨立”或 “自主”，護法戰爭的烽煙席捲了全國大部分省區。這種形勢使孫中山非常振奮，他多次召集軍事會議，製定了護法北伐的進兵戰略:令桂、滇兩軍肅清湘、川北軍，出師合擊武漢，其他各路護法軍、靖國軍也與桂、滇軍會師武漢，然後占領南京，大舉北伐，會攻北京。
北洋軍在湖南的失敗是直、皖兩係矛盾分裂的結果，同時又進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直係首領、代總統馮國璋一直同皖係首領段祺瑞爭奪北洋派正統地位及北京政府中央大權。護法戰爭打響後，馮企圖藉助西南軍閥勢力對抗皖係，因而暗中主和；且對皖係利用直係軍隊打頭陣的部署深為不滿，正因此，王汝賢、範國璋二將在前綫擅自停戰撤兵，打亂了皖係奪取湖南的戰略部署。對此，段祺瑞極為惱火，憤而嚮馮國璋提出辭職。馮索性暗示號稱“長江三督”的湖北督軍王占元(1861-1934)、江西督軍陳光遠、江蘇督軍李純於18日發表聯名通電，主張南北雙方罷兵休戰，和平解决南北問題。11月22日，馮免去國務總理段祺瑞，任王士珍為國務總理，段祺瑞內閣再次倒臺，直皖兩係公開分裂。25日馮國璋頒布南北停戰令。此舉在護法陣營內部引起不同的反響。孫中山始終堅持護法，反對南北調和，在11月18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捨恢復約法及舊國會外，斷無磋商餘地。”以程潛為首的湘軍將領則要求乘勝攻取嶽陽，鞏固護法軍在湖南的勝利。然而以擴張實力和地盤為目的的桂、滇兩係，在分別控製了湘、川兩省後，便不顧孫中山護法運動的宗旨，很快和直係軍閥妥協。陸榮廷在11月24日，即馮國璋頒布停戰令的前一日，就表示贊成“長江三督”的主和通電，帶頭髮起南北停戰。28日又授意廣西督軍譚浩明(1871-1925)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名義通令響應馮國璋的停戰令，命護法軍前敵各軍停戰。滇係軍閥則采取兩面派手法，一面慷慨陳詞，表示堅决護法，敷衍孫中山；一面又與陸榮廷沆瀣一氣，彼此呼應，下令駐川滇軍停戰。
直係的主和政策引起皖係與北洋主戰派的強烈不滿。在段祺瑞及其心腹徐樹錚的策動下，吉、黑、奉、直、魯、晉、陝、豫、甘、新、皖、浙、閩13省督軍代表分別於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連續召開兩次天津會議，強烈要求馮國璋明令討伐西南。馮被迫讓步，於1917年12月15日任命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分別為第一、二路軍總司令南下伐湘。18日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皖係幹將段芝貴為陸軍總長，讓皖係重掌中央軍事指揮大權。1918年1月10日，又以參謀部、陸軍部名義下達局部討伐令，令北洋軍進攻湖北荊州和襄陽。1月 14日，吳光新率北洋軍攻占荊、襄。桂係與湘軍看到直係屈從主戰派，也嚮嶽陽發動進攻。1月27日護法聯軍攻剋嶽陽，俘敵1300餘人。如聯軍乘北洋軍兵力集中荊、襄之機直搗武漢，將會使護法戰爭出現重大轉機。但桂係以保守湘境為滿足，按兵不動，並提出“北不攻嶽，南不攻鄂”為議和條件，從而喪失攻取武漢、會師北伐的大好時機。南軍奪取嶽陽後，北洋主戰派氣勢更兇，脅迫馮國璋於1月30日下達對整個西南的討伐令，命曹錕、張懷芝和張敬堯統率所部分路進兵。2月中旬，各路北洋軍約10萬人分別嚮湘鄂、湘贛邊界進軍。3月18日，北洋軍“後起之秀”、署理第三師師長吳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東蓬萊人)率部攻占嶽陽。3月23日，馮國璋被迫重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立即組織北洋軍大舉南攻，護法軍在湖南戰場接連失利。26日，吳佩孚占領長沙。北洋政府旋即任命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命吳佩孚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嚮湘南進軍。4月24日，吳佩孚率中路軍占領衡陽，湖南大部分地區淪於北洋軍之手。進攻湖南的第一路總司令曹錕及其部下、署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本為直係軍人，揮師南下後連剋嶽陽、長沙、衡陽，戰功最大，而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長一職授予皖派嫡係張敬堯，使曹、吳大為不滿，直、皖矛盾再度尖銳。吳佩孚秉承曹錕意旨，占領衡陽後即停步不前。5月底，曹錕擅自回師天津。6月15日直係與桂係代表簽訂停戰協定，息戰言和。8月，吳佩孚通電主和，公開攻擊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實亡國之政策”。直係將領紛紛響應。8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綫各軍暫取守勢。
桂、滇兩係軍閥不僅在護法戰爭中勾結直係罷兵議和，破壞孫中山護法宗旨，而且還拉攏國會中的政學會分子和國民黨穩健派破壞護法軍政府，排斥孫中山，企圖攘奪護法運動的領導權。1918年1月，由桂係軍閥發起，成立護法各省聯合會議，試圖成為與軍政府抗衡的另一政權機關。2月，又由國民黨穩健派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組軍政府的主張，並擬定《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七條，其中心用意在於改大元帥單獨首領製為若幹總裁合議製，以排擠孫中山。4月10日，滇係軍閥唐繼堯率先通電西南各省支持這一主張，提出護法各省現宜遙戴黎元洪或馮國璋為大總統，推岑春渲為國務總理，至於孫中山，“則宜遊歷各國，辦理外交”。5月4日，在政學係及益友社操縱下，不顧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議員的堅决反對，非常國會竟強行通過了《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當日孫中山即嚮非常國會提出辭呈，並發表大元帥辭職通電。他在電文中回顧護法以來的艱難歷程，憤然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20日非常國會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政務總裁，以岑春煊為主席總裁。改組後的軍政府完全由桂、滇軍閥及其附庸政學會所控製，護法成為空名。孫中山看透了西南實力派名為護法、實為爭奪地盤的面目，認識到依靠軍閥不可能達到護法救國的目的，遂於次日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護法運動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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