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汉官强烈反对逃人法
| 事件经过:
由于逃人法十分残酷且又危害甚烈，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汉族官吏，出于对满族贵族拥有特权的不满，以及维护封建租佃制、反对农奴制的要求，在朝廷中激烈反对逃人法。还在兵部督捕衙门设立的当月，工科右给事中许作梅就上疏反对该机构的设立。他指出，律令中最重的是谋逆，其次为强盗、人命，但都未设专官；多设一官则多一官之费，多一官之扰，流弊将不可胜言，这表面上是设不设衙门之争，实际上却是以反对设督捕衙门来反对逃人法。顺治十一年（1654），兵部督捕右侍郎魏琯接连向顺治帝上了两份奏疏，以其所见所闻痛陈了窝主及其家属被罚的惨状，强烈要求停家产籍没之令，重定窝逃之法。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五日，兵科右给事中李裀冒死向顺治帝上疏，列举了逃人法由于立法过重，株连过多而带来的七大“可为痛心者”：一是海内无论贫富、良贱、官民，均无法保其身家；二是损害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使封建名分纲常荡然；三是减少了朝廷的供赋和人才的补给；四是立法愈严，逃亡愈多；五是打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生产；六是酷法严刑迫使饥民自毙；七是迫使人民铤而走险。他要求皇帝对逃人的处理“务求宽大”。满族贵族对于汉官中越来越强烈的反对逃人法的呼声极为不满。顺治帝更怒气冲冲地斥责汉官的言行与满洲贵族利益相牴牾，“不克和衷，是何意也？”并警告他们说，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同时，为了彻底压制汉官的异议，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顺治帝将魏琯、李裀革职流徙。这种高压政策，虽然迫使汉官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再谏诤，但并未能压制汉官对于逃人法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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