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ts: 重九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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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昆明革命党人决定奋起响应，推举蔡锷为临时总司令，起义时间定在10月30日午夜12时。当时清政府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督李经羲在总督署内外修筑工事，并下令逮捕革命党人。
10月30日晚，北教场新军第七十四标（团）因搬运子弹，泄露了消息，不得不提前于晚8时40分发动起义。李根源等率部从北教场攻昆明北门，城内讲武堂学生打开城门，迎接义军，两军汇合，进攻军械局。清军占领五华山，战斗形成僵局。蔡锷不知起义提前，直到总督李经羲命令他镇压起义时，才得知城中已经起义。蔡锷当即率巫家坝步、炮两标(团)赶到，与七十四标(团)合兵一处，开挖地道，实行爆破，攻下军械局。
起义之时，朱德被指定为队官(连长)，率部参加进攻昆明东门、南门。接着，朱德又率部参加攻打总督府。当时总督府中机关枪射击猛烈，起义军在南城埂安置大炮，猛轰总督署，炸死炸伤敌军数十。总督李经羲夜半挖墙洞携家眷出逃，总督署卫队放下武器，义军顺利攻占总督署。起义军发动夜袭，攻取五华山南麓的红栅子，炮轰敌阵，终于攻克五华山。
这次起义发生在农历重阳的九月九日，被称为重九起义。昆明重九起义在各省辛亥起义时间上名列第五，居于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之后，但起义战斗之激烈，却仅次于武昌。在重九之战中，起义者战死150余人，负伤300余人，发丧之日，队伍长六七里，送葬者数万人。学术界认为，在辛亥革命中，“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辛亥革命史》)。
昆明重九起义以武装夺取政权，革命较为彻底，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发表檄文，重申同盟会纲领，在全国起义各省中，把“平均地权”写在自己革命大旗上的，唯有云南一家。
起义后建立的云南军都督府在蔡锷的领导下，积极整顿内政外交，社会安定，成效显著，被当时人称赞为“南北各省之冠”。
95年间，昆明重九起义的大事，多为人称道，然而其中不少细节，却渐渐为人淡忘。我们在这里故事重提，看重的正是这些活生生的细节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气节，一种启迪，一种思考……
清朝大员被剪发狼狈逃生
当时清政府云南提学使叶尔恺是死硬派，经常监视革命党人的行动，向总督告密。讲武堂留日归来的教官都没有留发，许多学生受革命影响，也纷纷剪去辫子。这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可不得了。叶尔恺得知，便密报总督李经羲。李经羲被吓得不轻，打算解散讲武堂。李经羲一急之下，就要解散讲武堂。讲武堂监督(校长)、革命党人李根源向李经羲解释说，因为辫发妨碍操练新式兵器和战术，才有学员剪去辫子，并无其它意思，不能认真。讲武堂这才保存下来。
重九起义中，李经羲和叶尔恺都被义军活捉，两人民愤很大，一些官兵要杀，被蔡锷和李根源阻止，把二人“礼送出境”。但起义官兵不甘心，一个叫杨榛的起义者把他们的辫子剪下来扔了，夏伯留更打掉了叶尔恺的三颗门牙。据说两人逃到香港后，都十分狼狈，相互看看，辫子都没有了，于是相互解嘲，说这次全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连辫子都完蛋了。叶尔恺说：“大人恐怕比我好一点。”李经羲心中不快，回答道：“什么叫‘好一点’？你不过比我多损失几颗牙齿罢了！”
但据有关文献，李经羲比叶尔恺多的不仅仅是三颗门牙。被“礼送出境”时，他还带走了在云南搜刮的4万多两银子，并获赠银元4千元，作为路费，甚至还带着总督的关防大印，好让他向清廷交差……
整治政府“政风”
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军政府设在五华山光复楼内。蔡锷办公室后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大书：“鄙人事冗，除公事外，请勿涉及闲谈”。这是蔡锷提高办事效率的自勉之辞，也是对来办事者的忠告。
革命军政府成立后，蔡锷一直关注政府的办事效率。1912年4月27日，他见有人上班迟到，就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要对此实行惩罚，保证纪律。会议决定早上8时10分仍不上班者，罚月资的1%，过20分种则罚2%，以次类推。
在这次会议上，蔡锷还提出，办公时间有客人来访，耽误公事，要专门规定会客时间，其余时间，专心办公，如有紧急事件，随时会商。
蔡锷还对当时公务员的“窝里斗”十分反感，专门发出 “裁制公务员互相攻讦规条”通令，提出“公务员以公务为主，有互相补助之责，不得摭拾瑕庇，互相诋毁，不得彼此攻讦阴私，对上级及同级机关所关之事，人为有过失时，不得肆行掊击，往来公牍若有意见不同之处，只准辩析事理，不得横加漫骂”，若有违犯，必须“制裁惩处”等等。
重九起义后云南出现的新气象，与当时朝气蓬勃的军政府首脑的“人气”不无关系。
蔡锷自减薪俸拿营长工资
重九起义以后，“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在昆明成立，蔡锷被公推为首任云南军都督。云南从来都是穷省，政府开支要靠中央接济和各省“协饷”，还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独立以后，中央和各省“协饷”全都断了，光复后全省百废待兴，还要援黔、援川、援藏，用钱全靠自己筹措。军政府采取了不少办法，增开财源，节省开支，整顿税收，点滴归公，开办银行，检查会计，举办公债，裁撤机关，遣散军队等等。与此同时，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节俭奉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削减公务人员的工资。
所谓“节俭奉给”，这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一时阻力不小。于是蔡锷如同上战场一般，“身先士卒”，两次减自己的薪。第一次从每月600两(元)减到120两(元)，后来又减到每月60元，仅为原来薪俸的十分之一，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薪俸，在全国开了先例。此时蔡锷“公费收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蔡锷带头，其它人自然无话可说，削俸减薪进行顺利，增收节支颇见成效。
蔡锷又努力革除清代官场奢华之风，崇尚俭朴，规定不得请客送礼，兼差人员不得兼薪，不得受贿和侵吞缺额饷银，“公务员不得滥行宴会”，不到星期日不准宴客，而一席宴之费用不得超过五元，违者惩罚。偏偏警察厅长拿这不当回事，还真在星期天宴客，并请蔡锷首座。请帖送来，蔡锷在上面批道：“违背功令，罚薪半月”。大家听说蔡锷当真，“莫不诧异发噱”，从此不敢违令。
由于蔡锷以身作则，戒奢倡俭，辛亥革命以后，云南政界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当时人称数年之间，云南盗匪全无，可称奇迹。据说当时节流“节”下了不下百万，开源又“开”出了两百万之款，于是云南财政尽可自立，稳定了重九起义后的革命局势。
宁负亲弟 不负天下
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军政府改革人事制度，制定《云南文官试验暂行制度》，规定官吏一律要经过初、高等两级考试，择优录取。初等考试内容有国文、外语、中外历史地理、文牍等，高等考试内容主要是法律，有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学、财政学、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商法、国际法等。至于任用官员，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定。
重九起义胜利，蔡锷身居高位，他的弟弟从湖南老家赶来，想谋个职位。不料蔡锷坚持不肯破例，说：“这里没有位置安置你。”他让弟弟快回湖南，仅给了弟弟20元钱作为旅费，要弟弟“徒步回乡”。蔡锷曾对人说：“吾辈做事，不惟不怕死，不要线，并宜不好名。一有好名之心，则瞻徇顾忌，不足以成大事。”
唐继尧“不成功 便沉塘”
重九起义之前，10月28日，蔡锷等起义领导人在昆明洪化桥唐继尧家开会，从晚7时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时，决定了起义的最后部署、起义时间和攻击目标等等。会上还决定了起义口令为“军”，回令为“总”。“军”指军械部，“总”指总督府，都是起义要攻击的重要目标。
当时唐继尧为讲武堂监督(教育长)，会上决定起义时唐到七十四标第一营任管带(营长)，率部参加战斗。唐继尧慷慨激昂地说：“誓师响应，光复祖国。成败利钝，非所宜计。若俳徊瞻顾，趋利避危，非志士所为。”
临走前，唐继尧嘱咐家人，事若成功，国家民族有幸，若事失败，则全家到黑龙潭投珍珠池，仿效明忠义之士薛尔望一家以身殉国，“为天下明大义”。据唐家后人回忆，重九起义枪声打响之后，唐家女眷整夜跪在佛龛面前，有的女眷甚至紧张得小便失禁。
薛尔望是明末诸生，名大观。清顺治十七年(公元 1661年)，南明永历帝自昆明撤退之后，又从滇西败走缅甸，薛尔望闻之，率全家七口投黑龙潭而死。辛亥革命前，讲武堂总办李根源曾率师生到黑龙潭谒墓，以爱国之情激励师生，曰：“我们为什么参拜薛尔望先生墓呢？可惜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不然，我们中国就不会像这样！”
谢汝翼隐忍“胯下之辱”
重九起义前，同盟会员谢汝翼为炮兵第十九标三营管带 (营长)，积极准备起义，由于言辞激烈，风声外泄，清官镇统(师长)钟麟同召集官兵训话，先威胁了大家一番，说广州、四川革命党造反，都被消灭殆尽，如今又有人散播谣言，捕风捉影，蛊惑人心，也难逃法网等等。没想说到最后，钟麟同竟点着谢汝翼的名大骂说，国家送你到日本留学，回国又优予委用，你却受乱党蛊惑，散布流言，真是一个造粪机，一付猪大肠，烂泥巴抹不上墙！
谢汝翼自知当时万万不能暴露，于是只有隐忍，唯唯喏喏，应付过去。事后营中北洋派军官对谢汝翼大加嘲笑讥讽，相见言必称“造粪机”、“猪大肠”。谢汝翼为起义大计，佯作不知，泰然处之。但起义前夕，风声日紧，谢汝翼被总督李经羲扣押起来，后被保出，终得率部参加起义，于战斗陷于胶着之时，炮轰敌军械局、总督府、五华山阵地。战斗中，钟麟同被俘，被带来见谢汝翼。左右士兵见之，痛恨不已，举刀便刺。谢汝翼阻拦不及，钟麟同终被刺死，头又被割下，悬于大东门外，以震慑清顽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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