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國民革命軍組成

國度: 中國  

朝政: 北洋政府

事件類型: 軍事

開端時間: 1925年八月26日

終結時間: 1925年  

地點: 廣州

參與者: 孫中山

事件經過:

  孫中山建立革命軍的工作是從兩方面進行的:一是創辦軍官學校,培養革命軍的骨幹,從而組織一支革命軍;一是改造舊式的地方部隊,使之為革命服務,成為革命軍的組成部分。
  
  創辦軍官學校,培養具有革命精神,有主義有理想的軍事人才是建立革命軍的根本。黃埔軍校造就了一批為革命而奮鬥的軍事人才,為建立革命軍打下了基礎,當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後,以這期畢業生為骨幹,從廣東、浙江、江蘇、湖南等地招募一批青年工人、青年農民,於1924年底先後組建了兩個教導團。教導團學習蘇聯紅軍建製,采取三三製:每團3個營,每營3個連,每連3個排,每排26至30名戰鬥兵。教導團實行黨代表製,從連隊到團設有黨代表。1925年4月6日,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十三次會議上,秉承孫中山遺願,通過了建立黨軍案。隨即以軍校兩個教導團為基礎建立了國民黨黨軍,任命廖仲愷為黨代表。23日教導第三團成立。7月,教導團與軍校分離。這時教導團已擴大為一個旅,下設三個團。在中國共産黨人和蘇聯顧問具體幫助下創建的這支軍隊,是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以打倒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建立民主共和國為奮鬥目標的,具有較強戰鬥力的一支新軍。這支新軍的建立是組建革命軍的開端。
  
  孫中山還致力於改造大元帥府所轄的粵、湘、滇、桂、豫、贛、川、黔、晉、閩、陝等各地方軍以及一切雜牌軍。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命令取消那些自行擴充的雜牌軍,有些“照槍數目,歸併正式編製軍隊,以資整飭。”7月,成立軍事訓練委員會,以加強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孫中山還親目到各軍演講,宣傳救國救民道理,宣傳整頓軍隊,建設革命軍的必要。為統一各軍,10月,將各地方軍一律改稱建國軍。但是,用建國軍名稱統轄了各軍,並未解决這些軍隊的積弊,許多部隊還是“為個人所設,事功為個人所圖”;“軍官之富者,多積資在萬數以上,而士兵則窮至農不蔽體”;“為害地方,更觸處皆是”;“人人畏兵,甚為畏匪”。
  
  孫中山改造舊軍隊的設想,在他生前並未實現。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開始整飭軍隊,組建國民革命軍。7月3日决定成立軍事委員會,以汪精衛、鬍漢民、伍朝樞、廖仲愷、許崇智、蔣介石等8人為委員、以汪精衛為主席。北伐前夕,中央政治委員會决定在軍事委員會中設常務委員會,由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擔任。統一軍隊,由統一名稱開始。軍委會决定取消以省為別的名稱,統一稱之為國民革命軍。8月1日,粵軍許崇智公開通電聲明:將軍隊交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控製。譚延闓、朱培德、程潛等聯合發表通電,宣佈辭去湘軍、滇軍、攻鄂軍總司令職,以示擁護國民政府統一軍隊的指令。
  
  1925年8月26日,在黃埔黨軍一旅和建國各軍基礎上組成了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成立之初,共五個軍。第一軍,由黨軍第一旅和部分粵軍組成,蔣介石任軍長。第二軍,由譚延闓的建國湘軍組成,由譚延闓任軍長。第三軍,由朱培德的建國第一軍改編而成,朱培德任軍長。第四軍,主要由建國粵軍第一師改編而成,李濟深任軍長。第五軍,以李福林的粵軍第三軍為基礎擴編組成,李福林任軍長。1925年11月至北伐前夕。國民政府又相繼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六至第八軍。第六軍,以程潛的援鄂軍為基礎改編組成,程潛任軍長。第七軍,由李宗仁、黃紹竑的定桂討賊軍改編組成,李宗仁任軍長。第八軍,由湘軍唐生智的第四師改編而成,唐生智任軍長。
  
  國共合作創立的革命軍,學習蘇聯紅軍建軍經驗。在部隊設置黨代表,並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證這支軍隊能為打倒北洋軍閥而戰。國民革命軍組成後,公佈了《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條例》規定設置黨代表是為了嚮部隊“灌輸國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戰鬥力,鞏固紀律,發揚三民主義之教育”。“黨代表在軍隊中,為中國國民黨之代表”,“為軍中黨部之指導人,並施行各種政治文化工作”。“黨代表為所屬軍隊之長官,其所發命令,與指揮官同”,“須一律執行。”部隊“一切命令及發出之公文,凡未經黨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發生效力。”等等。由於黨代表制度的實行,使軍隊逐步“由私人工具”,“變為黨的武力”,更進而使作為一種工具的軍隊,成為實現“理想的先鋒”。
  
  各軍設政治部。政治部是軍隊組織的一部分,“輔助各部處的工作,進行政治教育”。軍隊中政治工作,大約可以分為宣傳和組織兩類。通過部隊政治工作,“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衆曉得黨的——理論、主義、政策”;使“革命軍的行動要依靠黨的政策”;“使官佐士兵群衆曉得時代的政治”、“遵守黨的政策,打倒帝國主義”。從而使部隊:“革命化,由武力與民衆合作,進而為人民之武力”;“統一化,而不致有互相侵紮之事”;“成為明瞭主義,認清敵友、懂得鬥爭方法的很有能力、有經驗的戰鬥員”。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講,作軍隊政治工作,比做軍事工作責任還重要。因此,國民革命軍在努力開展軍事訓練的同時,加強政治訓練。在剛建立起來的各軍先後設立了政治部。
  
  中國共産黨對國民革命軍的組建,甚為關切。選派自己的優秀黨員到各軍擔任政治工作,和某些軍事工作,推動軍隊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當時,所有各軍政治部主任,幾乎都是中共黨員。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忘我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務。國民黨“二大”後,國民黨中央相繼任命了各軍黨代表。軍事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兼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周恩來(後為纓斌)、李富春、朱剋靖、羅漢(後為廖乾五)、李朗如、林伯渠、黃紹竑、劉文島等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軍副黨代表或黨代表。對獨立師、軍事機關及海軍、空隊等也陸續配備了黨代表。1926年北伐開始後,國民革命軍及軍事機關的黨代表增至1000多人,形成一支強有力的政治工作隊伍,影響遍及廣東及東南各省。許多共産黨員擔任了從連到軍的各級黨代表。一、二、三、四、六軍的黨代表周恩來、李富春、朱剋靖、廖乾五、林伯渠等皆為共産黨員。共産黨員擔任師及師以下各級黨代表尤以一、二、三、四、六軍中為多,如曾擔師黨代表的有:周恩來(兼)、魯易、包惠僧、李富春(兼)、方維夏、肖勁光、廖乾五、吳少默等人。北伐戰爭開始後,廣東區黨委軍委派聶榮臻為“軍委特派員”,到北伐軍中做聯絡工作。有許多共産黨員擔任營、團黨代表。第一軍,初期在連、排中建立了共産黨組織。第四軍獨立團的軍事、政治幹部幾乎都是共産黨員,共産黨支部設在團上。
  
  國民革命軍初建時之黨務、政治文化工作,在政治訓練部指導下進行,陳公博為主任。北伐前夕在訓練部基礎上改組成立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不久改稱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隸屬中央軍事委員會,鄧演達為主任。許多共産黨員在總政部任職。北伐戰爭開始後,總政治部在廣州設留守處,其餘都隨軍出發,許多共産黨員、共青團員參加宣傳隊隨軍北上。在改組成立總政治部的同時,國民黨中央增設軍人部,任命蔣介石為軍人部長。軍人部有任免及提名師以下黨代表之權,從此,任免軍中黨代表之權,實際上被蔣介石獨攬。
  
  以共産黨員為革命核心的政治工作,發揮了極大作用。他們在軍隊內外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在宣傳工作方面:對軍隊,進行政治的、紀律的、知識的宣傳教育,經過教育,不僅使官兵懂得了為什麽要打仗、打倒誰;而且增加了組織紀律性。對群衆,深入鄉村,宣傳部隊的宗旨和政策,密切了軍隊與群衆的關係。在組織工作方面:對軍內,組織國民黨小組,俱樂部,圖書館,撫恤調查委員會等,以加強部隊紀律,活躍文化、娛樂生活;對地方和革命群衆,幫助建立政權,組織國民黨部,成立工人、農民、婦女、學生等人民團體,因而深得群衆的擁護。
  
  為學習蘇聯紅軍建軍經驗,國民政府聘請蘇聯軍事人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軍事、政治顧問。顧問的工作,不僅促進部隊本身的進步;而且協助軍委和各軍製定正確的軍事路綫、戰術和作戰計劃。蘇聯政府派遣了大批優秀軍事幹部來華。最先擔任國民政府首席軍事顧問的是巴甫洛夫。他不幸去世後,布留赫夫(加倫)繼任軍事總顧問。古比雪夫(季山嘉)曾在加倫回國養病期間代理總顧問職。在軍事委員會各機關任職的有:政治訓練部顧問拉茲貢,總參謀長羅加覺夫。在他們兩人離開廣州後擔任加倫將軍參謀長的,先是斯涅戈夫,後是勃拉戈達托夫(羅蘭)。
  
  總政治部顧問泰依羅尼(鐵羅尼)。此外,在炮兵、海軍、空軍和國民革命軍各軍以及軍以下主力部隊皆聘有蘇聯顧問。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盡力深入研究軍事狀況,熟悉指揮員和士兵群衆,積極指導部隊軍事訓練,經常給軍官進行政治、軍事演講,組織示範教學,直至參與作戰指揮等等。軍事總顧問加倫和總政部顧問鐵羅尼始終和部隊在一起,加倫參與了許多重大戰役的决策和指揮。蘇聯政府還多次給予革命軍以武器支援。這些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正是由於在國民革命軍中實行黨代表制度,建立了以共産黨人為骨幹的政治工作制度,聘請蘇聯軍事人員為顧問,推動了這支軍隊的改造和進步,使它成為一支有革命理論為指導的、組織紀律性和戰鬥力較強的,為打倒北洋軍閥而戰的革命武裝。
  
  但是,這支軍隊除第一軍以外的各軍多為原地方軍閥部隊改編而成,軍官多屬地主階級。第一軍軍官雖多由黃埔軍校軍事教官調任,他們也多是出身於舊的軍事學校。這些軍官參加國民革命的動機不一,固然不乏有志於革命事業的,但更多的是為了給自身尋找出路,或為升官發財而來。他們在國民革命軍中,受到革命潮流的影響而或多或少的傾嚮革命,但是這時實行的黨代表製和政治工作制度還很不完善,不但不足以改變他們視軍隊為其私人所有的觀念,也不能對他們實行有效的監督。軍隊的領導權仍完全控製在指揮官手裏。黨代表實無兵權,是不可能使主管官的命令不執行,政治工作人員更沒有監督指揮官行使其權力的可能。此外,黨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員成分復雜,除中共黨員、青年團員和國民黨左派外,還有國民黨右派、舊軍官、政客等,這後一類人一般都與主管官關係密切,聲息相通,更不可能對主管官起任何監督作用。這時,中國共産黨對於獨立地掌握正規革命武裝的極端重要性還缺乏認識,沒有註意爭取軍隊的領導權,以徹底改造這支軍隊。蘇聯政府衹要求他們派來的顧問充當中國將領的“拐棍”。而“不應承擔任何直接領導軍隊的職責”。因而,他們對這支軍隊的改造所起的作用很有限。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國民革命軍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造。大批軍官仍視其控製的軍隊為私人所有,並利用革命口號提高自己的威信,使部隊繼續忠於他們;還利用職權任用親信,培植私人勢力。當革命深入發展到觸及其階級利益時,他們就有可能利用其掌握的軍隊危害革命。國民革命軍的這種狀況,使革命發展潛伏着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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