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国民革命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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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建立革命军的工作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的骨干，从而组织一支革命军；一是改造旧式的地方部队，使之为革命服务，成为革命军的组成部分。
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具有革命精神，有主义有理想的军事人才是建立革命军的根本。黄埔军校造就了一批为革命而奋斗的军事人才，为建立革命军打下了基础，当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这期毕业生为骨干，从广东、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一批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于1924年底先后组建了两个教导团。教导团学习苏联红军建制，采取三三制：每团3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26至30名战斗兵。教导团实行党代表制，从连队到团设有党代表。1925年4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秉承孙中山遗愿，通过了建立党军案。随即以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党党军，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23日教导第三团成立。7月，教导团与军校分离。这时教导团已扩大为一个旅，下设三个团。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具体帮助下创建的这支军队，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一支新军。这支新军的建立是组建革命军的开端。
孙中山还致力于改造大元帅府所辖的粤、湘、滇、桂、豫、赣、川、黔、晋、闽、陕等各地方军以及一切杂牌军。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命令取消那些自行扩充的杂牌军，有些“照枪数目，归并正式编制军队，以资整饬。”7月，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以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孙中山还亲目到各军演讲，宣传救国救民道理，宣传整顿军队，建设革命军的必要。为统一各军，10月，将各地方军一律改称建国军。但是，用建国军名称统辖了各军，并未解决这些军队的积弊，许多部队还是“为个人所设，事功为个人所图”；“军官之富者，多积资在万数以上，而士兵则穷至农不蔽体”；“为害地方，更触处皆是”；“人人畏兵，甚为畏匪”。
孙中山改造旧军队的设想，在他生前并未实现。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整饬军队，组建国民革命军。7月3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8人为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北伐前夕，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中设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担任。统一军队，由统一名称开始。军委会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名称，统一称之为国民革命军。8月1日，粤军许崇智公开通电声明：将军队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制。谭延闿、朱培德、程潜等联合发表通电，宣布辞去湘军、滇军、攻鄂军总司令职，以示拥护国民政府统一军队的指令。
1925年8月26日，在黄埔党军一旅和建国各军基础上组成了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共五个军。第一军，由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组成，蒋介石任军长。第二军，由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由谭延闿任军长。第三军，由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编而成，朱培德任军长。第四军，主要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以李福林的粤军第三军为基础扩编组成，李福林任军长。1925年11月至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又相继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至第八军。第六军，以程潜的援鄂军为基础改编组成，程潜任军长。第七军，由李宗仁、黄绍竑的定桂讨贼军改编组成，李宗仁任军长。第八军，由湘军唐生智的第四师改编而成，唐生智任军长。
国共合作创立的革命军，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在部队设置党代表，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这支军队能为打倒北洋军阀而战。国民革命军组成后，公布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条例》规定设置党代表是为了向部队“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扬三民主义之教育”。“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为军中党部之指导人，并施行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须一律执行。”部队“一切命令及发出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等等。由于党代表制度的实行，使军队逐步“由私人工具”，“变为党的武力”，更进而使作为一种工具的军队，成为实现“理想的先锋”。
各军设政治部。政治部是军队组织的一部分，“辅助各部处的工作，进行政治教育”。军队中政治工作，大约可以分为宣传和组织两类。通过部队政治工作，“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使“革命军的行动要依靠党的政策”；“使官佐士兵群众晓得时代的政治”、“遵守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从而使部队：“革命化，由武力与民众合作，进而为人民之武力”；“统一化，而不致有互相侵扎之事”；“成为明瞭主义，认清敌友、懂得斗争方法的很有能力、有经验的战斗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作军队政治工作，比做军事工作责任还重要。因此，国民革命军在努力开展军事训练的同时，加强政治训练。在刚建立起来的各军先后设立了政治部。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的组建，甚为关切。选派自己的优秀党员到各军担任政治工作，和某些军事工作，推动军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当时，所有各军政治部主任，几乎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忘我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中央相继任命了各军党代表。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兼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周恩来（后为缨斌）、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后为廖乾五）、李朗如、林伯渠、黄绍竑、刘文岛等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军副党代表或党代表。对独立师、军事机关及海军、航空队等也陆续配备了党代表。1926年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机关的党代表增至1000多人，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影响遍及广东及东南各省。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从连到军的各级党代表。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等皆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担任师及师以下各级党代表尤以一、二、三、四、六军中为多，如曾担师党代表的有：周恩来（兼）、鲁易、包惠僧、李富春（兼）、方维夏、肖劲光、廖乾五、吴少默等人。北伐战争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派聂荣臻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营、团党代表。第一军，初期在连、排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第四军独立团的军事、政治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支部设在团上。
国民革命军初建时之党务、政治文化工作，在政治训练部指导下进行，陈公博为主任。北伐前夕在训练部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不久改称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隶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邓演达为主任。许多共产党员在总政部任职。北伐战争开始后，总政治部在广州设留守处，其余都随军出发，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宣传队随军北上。在改组成立总政治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增设军人部，任命蒋介石为军人部长。军人部有任免及提名师以下党代表之权，从此，任免军中党代表之权，实际上被蒋介石独揽。
以共产党员为革命核心的政治工作，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在军队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宣传工作方面：对军队，进行政治的、纪律的、知识的宣传教育，经过教育，不仅使官兵懂得了为什么要打仗、打倒谁；而且增加了组织纪律性。对群众，深入乡村，宣传部队的宗旨和政策，密切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在组织工作方面：对军内，组织国民党小组，俱乐部，图书馆，抚恤调查委员会等，以加强部队纪律，活跃文化、娱乐生活；对地方和革命群众，帮助建立政权，组织国民党部，成立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人民团体，因而深得群众的拥护。
为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国民政府聘请苏联军事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顾问。顾问的工作，不仅促进部队本身的进步；而且协助军委和各军制定正确的军事路线、战术和作战计划。苏联政府派遣了大批优秀军事干部来华。最先担任国民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是巴甫洛夫。他不幸去世后，布留赫夫（加伦）继任军事总顾问。古比雪夫（季山嘉）曾在加伦回国养病期间代理总顾问职。在军事委员会各机关任职的有：政治训练部顾问拉兹贡，总参谋长罗加觉夫。在他们两人离开广州后担任加伦将军参谋长的，先是斯涅戈夫，后是勃拉戈达托夫（罗兰）。
总政治部顾问泰依罗尼（铁罗尼）。此外，在炮兵、海军、空军和国民革命军各军以及军以下主力部队皆聘有苏联顾问。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尽力深入研究军事状况，熟悉指挥员和士兵群众，积极指导部队军事训练，经常给军官进行政治、军事演讲，组织示范教学，直至参与作战指挥等等。军事总顾问加伦和总政部顾问铁罗尼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加伦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的决策和指挥。苏联政府还多次给予革命军以武器支援。这些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正是由于在国民革命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聘请苏联军事人员为顾问，推动了这支军队的改造和进步，使它成为一支有革命理论为指导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较强的，为打倒北洋军阀而战的革命武装。
但是，这支军队除第一军以外的各军多为原地方军阀部队改编而成，军官多属地主阶级。第一军军官虽多由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调任，他们也多是出身于旧的军事学校。这些军官参加国民革命的动机不一，固然不乏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但更多的是为了给自身寻找出路，或为升官发财而来。他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而或多或少的倾向革命，但是这时实行的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但不足以改变他们视军队为其私人所有的观念，也不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监督。军队的领导权仍完全控制在指挥官手里。党代表实无兵权，是不可能使主管官的命令不执行，政治工作人员更没有监督指挥官行使其权力的可能。此外，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成分复杂，除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外，还有国民党右派、旧军官、政客等，这后一类人一般都与主管官关系密切，声息相通，更不可能对主管官起任何监督作用。这时，中国共产党对于独立地掌握正规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认识，没有注意争取军队的领导权，以彻底改造这支军队。苏联政府只要求他们派来的顾问充当中国将领的“拐棍”。而“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因而，他们对这支军队的改造所起的作用很有限。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国民革命军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造。大批军官仍视其控制的军队为私人所有，并利用革命口号提高自己的威信，使部队继续忠于他们；还利用职权任用亲信，培植私人势力。当革命深入发展到触及其阶级利益时，他们就有可能利用其掌握的军队危害革命。国民革命军的这种状况，使革命发展潜伏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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