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五四運動
| 事件經過:
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的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
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綫，控製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權益。1918年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絶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竟準備在“合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過程
1919年的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和會拒絶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傢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天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絶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製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行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傢樓”事件。隨後，軍警進行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註，各界人士給予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洋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
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嚮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涌嚮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着大批軍警，戒備森嚴。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同時，上海各界商人也罷市，堅决不進日貨，對五四運動也起到了推進作用。
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意義
五四運動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次年改稱《新青年》，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隨後，還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中國人民中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産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傢命運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代表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新文化運動不僅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同時隨着這次運動而更加深入發展，使社會主義思潮逐漸代替資産階級思潮而成為運動的主流，並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産黨的建立作了準備。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國務院於1949年12月正式宣佈以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中國工人階級從此登上了政治舞臺，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顯示了中華民族的進一步覺醒。有學者指出，“這個新政治是從對政治的拒絶中、在“思想戰”的硝煙之中産生的。文化和倫理居於新政治的核心。這是現代中國的第一輪“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我們將在“短促的二十世紀”一再聽到它的回響。”
大事記
4月12日 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日本堅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並以退出和會為要脅。30日，和會議决德國在山東之權利，概讓日本。
4月24日，梁啓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發佈歸還青島通電。
4月29-30日，巴黎和會代表參加會議，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條款【第156、157、158條】，德國在山東權益讓與日本。
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員會（總統府智囊機構）召開緊急會議，决定不簽約。上海《大陸報》“北京通訊”：“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藉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外交委員會事務長林長民在《晨報》、《國民公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衆誓死圖之。”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學生。
5月3日，北京各界緊急磋商對策。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决定於4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綫。下午1時，北京學生3000餘人從匯集天安門，現場懸挂北大學生“還我青島”血書。隊伍嚮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絶接受。隨後發生學生大規模遊行。後到達趙傢樓鬍同，火燒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之後軍警趕到，搜捕學生，被捕者共32人。
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總罷課。清華學生宣佈“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
5月7日，經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斡旋，被捕學生返校，學生復課。上海60多個團體舉行國民大會。
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走。上海各學校全部罷課。
5月11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 北京各大專學校教職聯合會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遞交辭呈。
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學生再次總罷課，之後開展演講、抵製日貨、發行愛國日刊等活動，組織“護魯義勇隊”。
6月1日，政府查禁聯合會。
6月3日，北京學生因政府為曹、章、陸辯護，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名學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學生出動比3日多一倍的人數上街演講，當日700多名學生被捕。
6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800餘名被監禁的學生獲釋。
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6月6－9日，罷工規模擴大。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銷曹、章、陸職務。
6月11日，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總統提出辭職。
6月12日，商人開市。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電專使在和約上簽字。
6月23日，徐世昌會見山東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電令陸徵祥從緩簽字。
6月27日，京津學生，留日留美學生請願。
6月28日，北京商學界代表再次請願，中國全權代表陸徵祥拒絶在和約上簽字。
學生代表
羅傢倫（1896-1969），《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五四遊行總指揮。浙江紹興人，字志希。倡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首任校長。逝世於臺北。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字孟真。研究歷史語言。逝世於臺北。
段錫朋（1897-1948），北京大學學生會會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江西永新人，字書貽。逝世於上海。
許德珩（1890-1990），江西省九江市人。創立九三學社，任主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病逝於北京。
於方舟（1900-1928），原名蘭渚，又名芳洲，生於河北省寧河縣（現為天津寧河縣）。五四運動天津領導者之一。
鄭振鐸（1898-1958），作傢。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
聞一多（1899-1946），詩人，學者，民主戰士。湖北省蘄水縣（今浠水縣）人。
陳潭秋（1896-1943），湖北黃岡人，原名澄，字雲先。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
張國燾（1897-1979），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江西萍鄉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者之一。中共一大成員。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曾擔任中國共産黨主要領導人。
周恩來（1898-1976），天津覺悟社領導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産黨重要領導人。
張太雷（1898-1927），江蘇常州人，北洋大學學生，天津學生聯合會評議會評議長。中國共産黨創建人之一。後來領導了廣州起義。
馬駿（1895-1928），天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
孫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
何葆仁（1895-1978），復旦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會長。
《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羅傢倫]
羅傢倫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並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徵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原載《每周評論》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註：本文是由北京大學的學生（羅傢倫）擬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學學生印刷，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門前集會時散發，故又稱“當日大會傳單”。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大會宣言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祈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天暗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倚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衝，實南北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於亞魯撤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傢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姦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五四”現代應用文發展簡述
中國古代應用文發展到清末民初，已經山窮水盡，走投無路。這是因為以公文為主體的古代應用文體作為國傢機器的附屬物隨着封建專製政權的解體，失去了生存的條件。進入近代之後，有太平天國農民政權對舊式公文的衝擊，有黃遵憲、梁啓超新文體運動對舊的語言表達模式的挑戰和反叛，但總的說來，不足以觸動舊式應用文體的根基。徹底地變革舊式應用文體的使命歷史地落在五四時期新一代學人的身上。下面，對這場變革的大體情況作一概括的介紹。
語言表達模式的變革是文體變革的先聲，與思想觀念的更新密切相關。1915年9月《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第二年3月改名《新青年》，當時還衹有鬍適的詩文使用白話。至1918年1月《新青年》編輯部改組，全部改用白話。這是當年最早的一份白話雜志。由於《新青年》同仁采取凌厲的攻勢，將廢除文言與反對封建專製制度，批判孔孟之道結合了起來，將推行白話與推行民主科學精神結合了起來。
1916年10月鬍適發表了著名的文學革命八事說(正式寫成文章時，改稱“文學改良”)。圍繞八事的討論，陳獨秀提出新的文體分類學說：
鄙意文學之文必與應用之文區而為二，應用之文但求樸實說理紀事，其道甚簡。(《答鬍適之》1916年10月5日)對於文學與應用之文的不同特點，陳氏還有更重要的申述：
且文學之文，與應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倫理學，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視者，修辭學耳……其美感與伎倆，所謂文學、美術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是否可以輕輕抹殺，豈無研究之餘地？(《答鬍適之》1916年10月1日)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衝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謂也，並非無價值。文章區別於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綫。應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的虛偽的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魏晉以後，應用之文駢化傾嚮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傢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應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應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緻，更加失去了應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應用文體引嚮健康發展的方向。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志，極量稱物，讀者决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啓事，首尾恆有種種諛詞。居表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啓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傢，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
劉半農“以‘不貴苟同’之義”和陳獨秀商榷，“分一切作物為文字與文學二類”。文字“衹取其傳達意思，不必於傳達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工夫也”。“凡科學上應用之文字無論其為實質與否，皆當歸入文字範圍”。並指出，“吾國舊時科學書，大部並藝術為一談……吾國原有學術之所以不能發達與普及，實此等自命淵博之假名士有以致之。”“不濫用文學，以侵害文字，斯為近理耳。”(《我之文學改良觀》)在我們看來，“文字”與應用之文實無二緻，勉強加以區別，文字偏重於語體，應用之文偏重於文體而已。文字衹取“傳達意思”，不容許藝術去侵害它，以文字作為科學記載的唯一手段，為應用文體的現代化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這正如辛亥革命之後，人們剪掉拖在腦背後的辮子一樣，從此與舊的文章觀念割斷了聯繫，義無反顧了。
理論的研究有了突破，新的觀念深入人心，跟着而來就是實行了。劉半農的“文學與文字之作法之異同”論值得引起我們的充分註意：
作文字當講文法，在必要之處，當兼講論理學。
文字為無精神之物，非無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記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記帳，衹須應有盡有，將所記之事物，一一記完便了，不必矯揉造作，自為增損。
文字重邏輯思維，即文中的論理學，與文學重形象思維(劉半農稱之為“修辭學”)顯然不同。“作文如記帳”，“不必矯揉造作，自為增損。”文字寫作的成功與否，第一位的標準自然是所記事物面貌的準確，而文字本身怎麽樣，尚應退居其次。有了這樣嚴格的區分，以文學為文章，自然衹能判為不合格；以文章為文學，也沒有必要。劉半農的觀點如果得以實行，中國現代的文學事業與文章事業都可以得以進一步發展。
甚為可惜的是，五四運動一過，對應用文體的研究突然沉寂，傳統的雜文學觀念又占住了人們的頭腦。本來纏繞不清的文章現象，由於復雜的社會生活又造出了衆多的新文體，從而變得更加難解難分了。
全盤規劃應用之文的建設的，當時以錢玄同最有氣魄，而且考慮得最為周詳。《新青年》35號在緻陳獨秀的信中，錢玄同草擬了應用之文“改革大綱十三事。陳獨秀在復信中贊賞說：“先生所說的應用文改良十三樣，弟樣樣贊成。”
所以在1919年以後稱現當代文學，1919年以前稱古代文學。（《應用寫作》1994年第4期）
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概括地講，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精神”。
我們應該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了國傢的繁榮和富強，前仆後繼，英勇奮鬥，積極進取，勤奮工作。
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於探索、敢於創新、解放思想、實行變革是民主與科學提出和實現的途徑，理性精神、個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與科學的內容。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因此，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應該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努力奮鬥。
總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統一體。
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華了的愛國精神。
歸結起來是，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宣傳民主科學的進步精神，追尋時代潮流、把握時代命運的偉大精神。
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的現代知識分子，是近代中西文化衝突導致文化轉型的産物。如果將康有為、梁啓超、嚴復等為代表的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稱之為中國第一代的現代知識分子，那麽，以陳獨秀、鬍適、魯迅等為代表的，則可以稱之為中國第二代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些由文化衝突而獲得主體高度自覺，並勇敢地挑起“嚮西方學習”重擔的現代知識分子，亦被稱之為“先進的中國人”。 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體，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獨立的人格、獨立的身份和獨立的價值標準，藉助知識、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來表現自身對於社會、歷史、文化的獨特思考和鮮明的“公共關懷”，體現一種公共良知、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並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文化人。在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魯迅無疑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傑出代表。他的思想、意識、觀念、學說、主張和人格等，都典型地反映出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精神特徵，尤其是他的現代意識的構成和心路歷程及所反映出來的精神特徵，可以說，正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縮影。
五四運動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問題，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對解决這個歷史主題的主體能夠産生強大推動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運動不同於前此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時期那一代時代先鋒的嶄新的人格特徵。它表現為以下四個統一：
一是啓蒙與救亡的自覺廣泛的統一；二是知識分子與勞動群衆的統一；三是刻苦耐勞的精神與進取創新的精神的統一；四是獨立自主的精神與無私奉獻精神的統一。五四精神五四運動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問題，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對解决這個歷史主題的主體能夠産生強大推動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運動不同於前此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時期那一代時代先鋒的嶄新的人格特徵。
作為跨越世紀的一代人有責任將自己即將送走的世紀中所積纍的精神遺産帶進新世紀，五四精神就屬於這樣的精神遺産。因此，我們不但應當繼承五四精神，而且應當弘揚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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