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日本侵華罪魁近衛文磨自殺
|  日本侵华罪魁近卫文磨自杀
16日，發動對華戰爭的首犯前日本首相近
衛文磨在東京獲窪的荻外莊服氰酸鉀自殺
1945年12月16日晨，發動全面侵華及太平洋戰爭的罪魁近衛文磨為逃避人民的審判，在美軍占領當局剛剛發出對他的逮捕令後服毒自殺，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1891年10月12日，近衛出生在門庭僅次於天皇傢的五攝傢(即藤原豪族的近衛、九條、鷹司、二條、一條等五傢。攝傢是具有擔任攝政、“關白”資格的門弟)之首近衛傢。
近衛文磨作為藤原家庭的嫡流、近衛傢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自出世之日起即被視作掌上明珠，受寵無度。
1917年，近衛從京都大學法學科畢業，同年經西園寺推薦入內務省工作。1919年1月，隨西園寺參加巴黎和會。這一時期，他先後發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義》、《戰後歐美見聞錄》等文章，闡述了對國際政治的看法。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既成的強國”與“要求打破現狀的國傢”間的戰爭，美英壟斷殖民地的現狀，“有悖於人類機會均等原則”，“德國想打破此種現狀，誠為正當的要求”，“日本不能不給予深切的同情”，“領土狹小、原料缺乏的日本”，“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不能不象戰前德國那樣，做出打破現狀之舉”。他確信，日本“嚮外擴張，誠為順乎自然之勢”。可以說，從青年時代起，近衛就樹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礎，並用以指導一生的活動。
1936年，岡田內閣因“二·二六事件”垮臺，元老西園寺推薦近衛組閣，以穩定政局。但近衛對發動這一事件的皇道派軍人持同情態度，對處理善後感到為難，結果以健康原因推辭。其後成立的廣田內閣和林內閣，皆因無法控製局面短命而終。林內閣於1937年6月辭職後，組閣大任再次降到近衛頭上。6月4日，第一次近衛內閣宣佈成立。
無論是元老重臣，還是軍部、政黨、財界、民間右翼勢力，都對近衛登臺一致表示擁護，儘管它們的想法不盡相同。的確，近衛有高尚的血統，46歲的美妙年華，曾因辭掉首相給人留下沒有權力欲的良好印象，對整個統治階級來說，他成了衆望所歸的人物。
近衛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統治階級各階層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進對外擴張。他在組閣當天即表示，“屬於‘非持有國’類型的我國必須確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權力，我國的大陸政策是建立在這個確保生存權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內閣負有實現“國際正義”的使命，而“實現國際正義的較好方法，是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銷路的自由，為開發資源所需勞動力移動的自由”。無異一紙奪取殖民地的宣言。
1937年7月7日，即近衛上臺後的一個月又三天，駐華北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點燃了全面侵華的戰火。7月底，華北日軍與前來增援的關東軍、朝鮮日軍攻占了京津地區，並繼續嚮華北腹地進犯。8月13日，日軍開闢上海戰場。11月12日占領上海，旋即攻占京滬鐵路沿綫城市。12月13日占領南京，進行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遇難的中國軍民超過30萬人。次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和廣州。一年多時間，日本即攻占了半個中國。
但是，與日本法西斯預想相反，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到1938年底，抗日戰爭開始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在軍事上未能滅亡中國，誘降陰謀也未見實效，近衛內閣在侵華對策上已一籌莫展，加之在與德國簽訂軍事同盟上與陸軍發生分歧，遂於1939年1月實行總辭職。
1940年7月22日，近衛再次登臺組閣。
第二次近衛內閣在強化國內法西斯體製上拋出的新花樣，是開展所謂新體製運動，亦稱“近衛新體製”。近衛聲稱，開展新體製運動是“為應付前所未有的內外動蕩局勢，建立強有力的舉國政治體製”，使“一切政黨、派別、經濟團體和文化團體統統歸依於公益優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協同”、“實踐翼贊大政的臣道”。
近衛新體製包含多方面的內容，在政治上是效仿希特勒的納粹黨，由近衛本人發起建立直接輔助天皇的政治組織大政翼贊會。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近衛已開始了籌建新黨活動，組閣前的6月24日，又辭去樞密院議長，全力實施這一計劃。到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後的一個月左右，現存的各政黨和團體，或自動解散，或被強製取締。在“不要誤了公共汽車”的口號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紛紛投入近衛的懷抱。10月12日，大政翼贊會宣佈成立，近衛親自兼任總裁，其他要職分別由宮廷貴族、軍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頭目擔任，並在各都、道、府、縣設立支部，由當地知事任支部長，將居民編入“鄰組”組織，實行嚴密的法西斯主義統治。
1940年12月，近衛內閣通過《經濟新體製綱要》，為實現“國民經濟一體化”，加強國傢的戰時經濟統製，設立鋼鐵統製會等産業統製機構，以保證戰爭物資的生産和調配。同時還設立全國金融協議會，頒布資金運用令，加強對金融業的統製。
此外，近衛內閣製定《確立勞動新體製綱要》，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大規模的産業報國運動，建立各種産業、行業報國會，通過勞務統製，把全國人民驅趕到為戰爭服務的軌道。
偽實現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德意三分天下”的迷夢，近衛內閣在加強中國占領區統治，保持對華軍事優勢前提下，緊鑼密鼓準備“南進”，奪取被英美視為自己勢力範圍的東南亞地區。為實現這一目的，經鬆岡外相斡旋，1940年9月簽訂了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次年4月又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企圖通過外交手段壓美英對日本的“南進”采取綏靖政策。但是隨着德國入侵蘇聯，這一外交陰謀實際宣告破産。
然而日本仍堅持“南進”計劃，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會議上，再次確定“南進”政策，“不辭與美英一戰”。不過在策略上則仍做兩手準備，即一面繼續與美國談判，謀求外交解决問題，一面製造“北進”假象，加緊備戰，一旦談判破裂，即行對美英開戰。為此，1941年7月16日，近衛以內閣總辭職的方式，撤換了對貫徹這一方針不利的外相鬆岡洋右。
繼而成立的第三次近衛內閣，除更換了少數成員外，繼續堅持政府的既定方針。9月6日，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决定以10月上旬為限，如日本的要求“仍無實現的希望，就决心立即對美、英、荷開戰”。對“南進”和御前會議的决定，近衛始終是積極贊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談判仍無進展時，他感到對美開戰尚無“百分之百”的取勝把握，與主張立即開戰的東條發生對立，遂於10月16日嚮天皇提出辭呈。
近衛辭職後，仍作為政府重臣參與製定重大國策，後來也提出過盡早結束戰爭之類的主張。但他最關心的是“保存國體”和防止“共産主義蔓延”。日本戰敗投降後，曾擔任東久邇內閣國務相和幣原內閣“內大臣府御用挂”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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