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善後會議
| 事件經過:
善後會議召開
1924年10月直係軍閥政府被馮玉祥推翻後，皖係軍閥段祺瑞被推為臨時政府執政。段為了鞏固其反動統治，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於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與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相對抗。參加善後會議的有各省軍閥代表及政客百餘人。在全國人民的強烈的反對下，善後會議於同年4月瓦解。
復段祺瑞闡述善後會議主張電（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段執政賜鑒：
東電敬悉。溯自去歲十一月十三日文發廣州，曾對於時局發表宣言，主張以國民會議為和平統一之方法，而以預備會議謀國民會議之産生。迨十七日抵上海，二十一日嚮神戶，三十日嚮天津，途中在各報電聞欄內，獲知執事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召集善後會議及國民代表會議之主張，而未得其詳。及十二月四日抵天津，為肝病所睏，許君世英造訪臥榻，出示馬電全文及《善後會議條例》，並雲此條例已於國務會議通過。當時曾就鄙見所及，竭誠相告，想承轉達。自是屢思於入京晤對之際，繼續抒其衷麯，無如病久未愈，遷延至今。屈指自接東電至今已逾半月，距善後會議開會之期已近，及今不言，雖欲張皇補苴，亦將無及故強支病體，罄其所欲言，惟垂察焉。
善後會議於誕生國民代表會議之外，尚兼及於財政、軍事之整理，其權限自較預備會議為寬，而構成分子則預備會議所列人民團體無一得與。夫十四年來會議之開屢矣，其最大者有六年之督軍會議、八年之南北會議，而皆無良果。揆其原因，實由於會議構成分子皆為政府所指派，而國民對於會議無過問之權，既不能選舉代表參列議席，甚至求會議公開而不可得。坐是會議與人民漠無關係，人民不得不仍守其漠視國事之故習，而人民利害絶不能於會議中求其表現。且政府所指派之人物，類皆為所謂實力派之代表，其各自之利害情感，雜然互殊，往往苦於無調劑之術，故會議之不能得良果，亦固其所。說者謂會議若不為實力派所左右，恐會議之結果不能實行；文則以為會議之能收效與否，全視實力派能聽命於會議與否為斷。設以巴黎會議言之：法國福煦將軍戰時統法國之兵不下四百餘萬，協約國陸軍亦歸指揮，英國海剋將軍統兵三百餘萬，美國巴星將軍統兵二百餘萬，其實力在國內洵無倫比；然一旦戰事平息，釋兵歸伍，對於和平會議絶無幹與。其權限分明如此，故能大有造於國傢。由是言之，此次共同反對曹吳各軍，誠為勞苦功高，苟於會議之際，退處無權，將益增其榮譽。謂必欲左右會議，夫豈其然？惟當國是紛擾期間，不能以歐美先進為例，且當國民革命之初步，有賴於武力與民意相結合，故預備會議，以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與人民團體平等同列，此即求吻合於武力與民意相結合之旨也。
使預備會議而能實現，則國內知識階級如教育會、大學校學生聯合會等，生産階級如實業團體、農工商會等，皆得與有軍事、政治之實力者相聚於一堂，以共謀國傢建設之大計，既可使此會議能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復可導國民於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善後會議所列構成分子，則似偏於實力一方面，而於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矯往轍、成新治，此鰓鰓之慮所為不安者也。固知於善後會議之後，尚有國民代表會議在；然國民代表會議由善後會議所誕生，則善後會議安可不慎之於始，況其所論議者尚廣及軍製、財政乎？
文籌思再三，敢竭愚誠，為執事告：文不必堅持預備會議名義，但求善後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如所云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商〔會〕、農會等，其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則文對於善後會議及《善後會議條例》，當表贊同。至於會議事項，雖可涉及軍製、財政，而最後决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良以民國以民為主人，政府官吏及軍人不過人民之公僕。曹吳禍國，挾持勞〔勢〕力壓製人民，誠所謂冠履倒置。今欲改弦更張，則第一着當令人民回覆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僕各盡所能，以為人民服役，然後民國乃得名副其實也。
凡此所陳，固以為國傢前途計，亦以執事與文久同患難，敢附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義，尚祈俯察為幸。
孫文
註釋：
據甘乃光編《孫中山先生文集》（廣州孫文主義研究社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中的《對善後會議之主張》
這是孫中山在病榻上口授的電稿，答復段祺瑞一月一日來電（即東電）。段祺瑞當時任北京政府臨時執政。
（來源：《孫中山選集》）
（編輯：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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