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善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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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召开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政府被冯玉祥推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政府执政。段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参加善后会议的有各省军阀代表及政客百余人。在全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下，善后会议于同年4月瓦解。
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段执政赐鉴：
东电敬悉。溯自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文发广州，曾对于时局发表宣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和平统一之方法，而以预备会议谋国民会议之产生。迨十七日抵上海，二十一日向神户，三十日向天津，途中在各报电闻栏内，获知执事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召集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之主张，而未得其详。及十二月四日抵天津，为肝病所困，许君世英造访卧榻，出示马电全文及《善后会议条例》，并云此条例已于国务会议通过。当时曾就鄙见所及，竭诚相告，想承转达。自是屡思于入京晤对之际，继续抒其衷曲，无如病久未愈，迁延至今。屈指自接东电至今已逾半月，距善后会议开会之期已近，及今不言，虽欲张皇补苴，亦将无及故强支病体，罄其所欲言，惟垂察焉。
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夫十四年来会议之开屡矣，其最大者有六年之督军会议、八年之南北会议，而皆无良果。揆其原因，实由于会议构成分子皆为政府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过问之权，既不能选举代表参列议席，甚至求会议公开而不可得。坐是会议与人民漠无关系，人民不得不仍守其漠视国事之故习，而人民利害绝不能于会议中求其表现。且政府所指派之人物，类皆为所谓实力派之代表，其各自之利害情感，杂然互殊，往往苦于无调剂之术，故会议之不能得良果，亦固其所。说者谓会议若不为实力派所左右，恐会议之结果不能实行；文则以为会议之能收效与否，全视实力派能听命于会议与否为断。设以巴黎会议言之：法国福煦将军战时统法国之兵不下四百余万，协约国陆军亦归指挥，英国海克将军统兵三百余万，美国巴星将军统兵二百余万，其实力在国内洵无伦比；然一旦战事平息，释兵归伍，对于和平会议绝无干与。其权限分明如此，故能大有造于国家。由是言之，此次共同反对曹吴各军，诚为劳苦功高，苟于会议之际，退处无权，将益增其荣誉。谓必欲左右会议，夫岂其然？惟当国是纷扰期间，不能以欧美先进为例，且当国民革命之初步，有赖于武力与民意相结合，故预备会议，以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与人民团体平等同列，此即求吻合于武力与民意相结合之旨也。
使预备会议而能实现，则国内知识阶级如教育会、大学校学生联合会等，生产阶级如实业团体、农工商会等，皆得与有军事、政治之实力者相聚于一堂，以共谋国家建设之大计，既可使此会议能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复可导国民于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此鳃鳃之虑所为不安者也。固知于善后会议之后，尚有国民代表会议在；然国民代表会议由善后会议所诞生，则善后会议安可不慎之于始，况其所论议者尚广及军制、财政乎？
文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会〕、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良以民国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曹吴祸国，挟持劳〔势〕力压制人民，诚所谓冠履倒置。今欲改弦更张，则第一着当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仆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副其实也。
凡此所陈，固以为国家前途计，亦以执事与文久同患难，敢附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尚祈俯察为幸。
孙文
注释：
据甘乃光编《孙中山先生文集》（广州孙文主义研究社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中的《对善后会议之主张》
这是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的电稿，答复段祺瑞一月一日来电（即东电）。段祺瑞当时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
（来源：《孙中山选集》）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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