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占領九江、南昌
| 事件經過:
11月,占領九江、南昌
蔣介石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
江西戰場是北伐時期的三大戰場之一。它由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親自指揮，其對手是直係軍閥的後起頭目孫傳芳。研究這一戰場上的兩軍作戰史，不僅有助於瞭解蔣介石其人及其軍事活動，而且也有助於瞭解北伐戰爭，獲得軍事史上的某些經驗。
一、孫傳芳出師援贛
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嚮為富庶之區，孫傳芳於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成為五省聯軍總司令後，便提出“保境安民”口號，一以杜外人覬覦，保住到口的肥肉，二以迎合東南資産階級的願望。還在北伐軍入湘前，孫傳芳就聲明：“人不犯我，我絶不犯人”，“如貪婪竊發，抉我藩籬”，“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師旅，以遏製之而已”【註：《孫傳芳抵滬後之通電》，廣州《民國日報》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３日。】。１９２６年北伐軍入湘後，孫傳芳又於６月１２日召開軍事會議，宣佈“無論何方軍事，均主以消極眼光應付之”，“不加入任何漩渦”【註：《孫傳芳又開軍事會議》，廣州《民國日報》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６日。】。吳佩孚曾派人到寧，要求孫傳芳援湘，但孫不願意為吳火中取慄，他企圖坐山觀虎鬥，在兩敗俱傷後占領兩湖，坐收漁人之利。７月２７日，孫傳芳接見國聞社記者時，以一付悲天憫人的姿態說：“循環無已之戰爭，國人孰不痛心？天下無可以殺盡百姓之英雄，是以平日持論，治軍必先愛民。”又說：“目下情形，南方實嚴重於北方”，“最好將北方之事，完全交奉方主持”，吳佩孚“尅日南來，對付湘粵”【註：《孫傳芳在南京發表之談話》《晨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２８日，孫傳芳命親信，時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的楊文愷赴長辛店，嚮吳佩孚進言。但吳佩孚正忙於指揮南口之戰，完成包圍國民軍的計劃，無意立即南下。他要求孫“特別設法”，使“討赤軍內部之團结”臻於“圓滿”，對湖南戰事，則請孫“多為幫忙”，“量力予以相當之接濟”【註：《楊文愷將出京赴寧》，《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９版。】。對此，孫傳芳的答復是，“無力遙顧湘戰”【註：《孫傳芳仍持保境安民態度》，《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６日４版。】，他仍然要求吳佩孚“督飭各軍，迅掃西北之敵”，然後“回師南下，坐鎮長江”【註：《孫傳芳緻吳電之真相》，《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７版。】。當北伐軍節節前進之際，孫傳芳卻在南京悠哉遊哉地修明禮樂。８月６日，舉行投壺新儀，聲稱：“吾國以禮樂為文化之精神，今欲發揚文化，非以修明禮樂不可。”【註：《孫傳芳提倡之投壺新儀》《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２日９版。】同時，又組織修訂禮製會，聘請章太炎、瀋彭年、姚文抩、汪東等一批名流為會員，以章太炎為會長。孫傳芳稱：“此次舉行投壺典禮，看似迂闊，實則君子禮讓之爭，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註：《江蘇修訂禮製會成立紀詳》，《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９版。】
當時，江浙地區正在掀起和平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社會成分很復雜。部分紳商既害怕國民革命軍進入東南，也反對孫傳芳出師援助吳佩孚。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産黨在江浙地區的組織及其影響下的進步力量則企圖以此牽製孫傳芳出兵，爭取民衆同情【註：張曙時、侯紹裘：《江蘇最近政治、黨務簡單報告》（油印本）；韓覺民：《上海特別市黨部報告》（油印本）。】。８月初，蘇州、無錫、武進、鎮江、淮陰以及上海縣的商會會長聯名致電孫傳芳，對所謂“援湘”準備表示驚疑。電文稱：“興無名之師，何如以不戰服人？懲異端之攻，何如以自強不息！”電文要求孫傳芳“熟籌全局，慎於一發”【註：《各商會關於時局通電》，《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９日１３版。】。隨後，南京部分紳士和法團領袖聯袂會見孫傳芳，要求他“力顧五省保境安民宣言，勿牽入湘、粵戰爭漩渦”【註：《南京快信》，《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９版。】。１１日，上海全蘇公會召開特別大會，議决七項，其要者為：１．電緻孫傳芳，贊成“消極的增防”；２．警告北伐軍總司令部，請其嚴飭所部，絶對不得越閩、贛省境一步；３．通電本省及浙、閩、皖、贛四省各團體，一致運動和平；４．聯絡上海各法團，共作和平運動；５．通電全國軍事當局，請停止戰爭，共謀國是；６．發表和平宣言【註：《各團體運動和平》，《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１３版。】。９月８日，全浙公會常務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公推蔣尊簋、殷汝驪、瀋田莘三人赴寧，嚮孫傳芳請願【註：《全浙公會請孫蔣維持和平》，《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９日１３版。】。１３日，又决定派蔣尊簋、魏炯（伯楨）二人赴漢口，和蔣介石接洽【註：《全浙公會奔走和平昨訊》《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４日９版。】。其後，江蘇派出袁觀瀾、黃炎培、趙正平，福建派出方聲濤、史傢麟，安徽派出許世英、王竜亭，江西派出徐鶴仙等人，參加和平運動。一時間，各種名目的和平組織紛紛涌現。有一個名為“五省和平祈禱會”的組織，甚至致電張天師，邀清他莅滬“設壇釀醮”【註：《各公團呼籲和平》，《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５日１５版。】
進步力量企圖以和平運動牽製孫傳芳出兵，乖巧的孫傳芳則將和平的口號接過來，作為阻攔北伐軍的口實。８月１１日，他復電各商會，聲稱：“逞能肆態，馳騁角逐，以較一日之勝負，殘民、蠢財、溺國，芳雖愚，絶不為也。”他表示：“金革之聲頻驚，不能不稍事整備，俾固疆圉。”【註：《孫傳芳復各商會電》，《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３日１３版。】９月１０日，他在會見全浙公會代表時說：“破壞和平，在蔣不在我”，“我始終以和平為懷，衹須蔣中正將入贛境之部隊完全退出，我决不追趕一步”【註：《全浙公會奔走和平之趨勢》，《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２日。】。２０日，孫傳芳會見江蘇、上海和平代表時又進一步提出三項條件：１．撤退入贛黨軍，停止湘鄂戰爭；２．組織內閣，各方自由推戴人選，取决多數；３．召集南北和平會議，劃分軍區，勻配財權【註：《南京和平會議消息》，《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２日６版。】
儘管孫傳芳故作從容，高談和平，但是，北伐軍的進軍腳步畢竟不能使他平靜，特別使他係念的是勢力範圍之內的江西。早在７月上旬，就傳出他要派安徽混成旅長王普率部援贛。不過，由於江西總司令鄧如琢拒絶，王普迄未接到動員命令【註：何成緻譚延闓等密函，１９２６年８月６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參見《蕪湖快信》，《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９版。】。鄧雖然是五省聯軍成員，但始終依違於吳佩孚、孫傳芳之間，並非孫的嫡係，不願輕易讓別人插足境內。７月３１日，孫傳芳在南京召開五省軍事會議，决定合力對粵。會後，孫傳芳即調兵遣將，部署援贛。自８月１７日起，謝鴻勳的第四師、楊震東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陸續出發。１９日，孫傳芳通電本省各部隊各機關：此舉純係防禦性質，“我軍此後行動，仍本素日宗旨，堅守疆界，禁暴息爭”【註：《江蘇援贛之先聲》，《申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１日１０版。】。２０日，謝鴻勳部抵達九江，由鄧如琢指定，以贛北修水、銅鼓兩縣為駐紮地點。其後，陸續到達贛境的孫軍有盧香亭第二師、周鳳岐第三師、鄭俊彥第十師、彭德銓第六混成旅等，共五師八旅約１０餘萬人。月底，孫傳芳任命原浙江總司令、第二師師長盧香亭為援贛軍總司令，同時下達援贛進攻計劃：以皖軍王普部為第一軍，進攻通山、嶽州；以蘇軍為第二、第三軍，進攻平江、瀏陽；以鄧如琢部進攻醴陵、株州；同時命閩南周蔭人部進攻廣東潮州、梅縣【註：《孫軍第一目標在瀏陽》《晨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２版。】。９月２日，吳佩孚所派告急使者趙恆惕到寧，孫傳芳爽快地表示：“即日電令各軍火速出發，實行進攻湘、粵。唇亡齒寒，智者皆知。”【註：《孫傳芳世電》，見《蔣中正緻孫傳芳電附錄》，《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９日；參見《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１７册第１９頁。】由於兩湖軍事節節失利，吳佩孚心急火燎地盼望孫傳芳出兵，至此算是得到了一個滿意的答復。
二、孫蔣談判與孫張結盟
孫傳芳的援贛部隊雖然出發了，但他仍然在觀察風色，一面和蔣介石的代表頻頻談判，一面和張作霖、張宗昌結盟。
孫傳芳和廣東國民政府之間早有聯繫。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孫傳芳曾派王季文為代表到粵會見蔣介石【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次年２月、５月，孫兩次派人赴粵與廣東國民政府“修好”。７月，孫傳芳派人赴滬，和粵方代表商洽，並致電蔣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樣，不侵犯閩贛【註：《蘇粵代表會晤》，《晨報》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２版。】。８月１２日，蔣介石致電孫傳芳，要求他不受吳佩孚“偽命”，並稱：“對於全國軍人，力求團结”，“志同道合，直可聯為一體”，倘孫傳芳能“順應革命潮流”，則可代為嚮政府請求，承認孫傳芳為五省總司令【註：《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８月，孫傳芳派人到湘，和蔣介石聯繫，同時運動唐生智，以湖南地盤為條件，誘使唐“拒絶革命軍”【註：《蔣介石日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７日。】。蔣介石估計孫傳芳的內部發生變化，指令駐滬代表何成瀎和孫傳芳接洽，“於此倒吳之時，須要孫有確切表示，或加入國民政府應有其具體條件也”【註：《蔣介石緻何雪竹電》，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８日，臺灣《近代中國》第２３期，１９８７年６月３０日出版。】。何成瀎與孫傳芳原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二人於８月下旬在南京進行了兩次會談。第一次，何成瀎提出：１．由廣州政府委派孫傳芳為東南五省首領，保持五省治安；２．孫傳芳與革命軍一致動作，革命軍自湖南北上，孫軍自江西西進，雙方夾擊湖北，會師武漢。孫傳芳提出：國民革命軍應停戰並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緩衝地”。對此，何成瀎表示：“停戰未始不可，但必須吳軍退出鄂境，以兩湖作緩衝地方能商議。”【註：《何成緻譚延闓密函》，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粵蔣代表何成之談話》，《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１３版；何成：《八十回憶》，《近代中國》第２３期。】第二次，孫傳芳要求國民革命軍在嶽州停止前進，“以和平手段處置國事”。何成瀎則要求孫傳芳先促吳佩孚下野，“擔保吳不復在政治上活動；在嶽停止一節，亦可商議”【註：《何成緻譚延闓密函》，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粵蔣代表何成之談話》，《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１３版；何成：《八十回憶》，《近代中國》第２３期。】。會談中，孫傳芳衹表示，“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亦表贊同，惟共産主義深所反對”【註：《粵蔣代表何成之談話》，《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１３版。】。對何成瀎的具體意見則始終不答復。９月初，張群再次赴寧。孫傳芳強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國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時聲稱：“保持和平，不投入漩渦”【註：《何成緻譚延闓密函》，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孫的左右手楊文愷則提出辦法三條，要求張群轉達蔣介石，其內容為：在現下不犯入其轄境，將來與廣東國民政府立於對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粵方“須表明非共産”等【註：《何成緻譚延闓密函》，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除派代表磋商外，孫傳芳、蔣介石等人之間的函電聯繫也很頻繁，彼此都要求對方撤退。９月６日，孫傳芳致電譚延闓、蔣介石等，聲稱粵軍進攻江西萍鄉，“傳芳已命我軍後退百裏，請粵軍亦迅速撤退，以免誤會”【註：《東南局面將有大發展》，《晨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９日２版。】。７日，再電限２４小時退回粵境【註：《南京孫傳芳通電》，《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９日６版。】。蔣介石則於９月１０復電孫傳芳，建議由原江西軍務督辦、國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軍軍長方本仁主持贛政【註：《蔣介石緻孫傳芳電》，《晨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２版。】。１３日，再電孫傳芳，聲言“執事以保境安民為職志，應速撤退駐贛各軍”【註：《駁復孫傳芳陽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８編。】。此後，蔣介石一直堅持要孫傳芳以此點來表示“誠意”，並稱：“本軍决不擴大戰區，即使占領了江西，亦可如前議歸還。”【註：《蔣介石復張群書》，《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２日９版。】談判一直若斷若續。
孫傳芳和張作霖、張宗昌之間長期存在仇隙，不久前還是生死冤傢。他在出兵援贛之際，不能不調整關係，以免後門失火。
８月１６日，五省聯軍訓練總監王占元由天津到達濟南；９月７日，到達南京。王占元南行的任務是動員孫傳芳與張作霖拋卻前嫌，合作援吳。８日，孫傳芳致電張作霖，表示“備悉我公懇懇關垂之意”，“今赤焰梟張，勢將燎原”，“願追隨左右，共輓頽局”【註：《孫傳芳聯張討蔣電》，《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２日４版。】。９日，張作霖復電：“東南半壁，全賴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為重，微嫌小隙，早付東流。”【註：《奉張電孫表示合作》，《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３日４版。】在王占元南行之後，提倡大北洋主義的靳雲鵬也於１１日接踵而至。靳於８日到奉，參與軍事會議，對張作霖說：“黨軍既以北伐為名，在勢必不止於長江，彼方行步步為營之策，得湘、鄂即窺豫贛，得長江安能保其不窺河北？”【註：《奉寧對南軍事之結合》，《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６版。】靳建議聯孫製蔣。當時，張宗昌也在奉，經靳勸說後表示：“馨遠若能斷然出兵打蔣介石，山東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蘇，算我姓張的不夠朋友！”【註：《奉寧對南軍事之結合》，《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６版。】靳、孫會談結果，孫傳芳表示，將親率１３萬大軍進駐江西。１１日，孫傳芳致電張宗昌稱：“效帥忠勇奮鬥，肝膽照人，請聯合出兵，共同討赤”，“傳芳誠意與奉魯合作，此心可質天日。”【註：《奉魯蘇聯合對粵之形勢》，《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４版。】１４日，靳雲鵬、王占元聯翩到濟，轉達孫傳芳的“合作”之意，請奉魯軍速由京漢路進攻武漢，孫方將由贛進攻黨軍側面，同時保證孫軍在蘇魯交界不駐重兵【註：《奉魯蘇聯合對粵之形勢》，《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４版。】。當日晚，張宗昌即派潘復、文和、吳傢元三人為代表赴寧會見孫傳芳，潘復表示：“效帥為直接了當之人，非爾虞我詐者可比”，“一俟蘇魯妥協，即行出兵”【註：《孫傳芳出發有待》，《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８日９版。】。１６日夜，雙方協議：江蘇徐州、山東兗州雙方駐兵不過一旅；遇必要時，魯軍得假道徐州隴海東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勢力圈之軍事，魯方决不幹預【註：《蘇魯合作問題》，《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４版。】
經過王占元、靳雲鵬的斡旋，蘇孫、魯張、奉張之間的聯盟初具雛形。９月１９日，張作霖派人赴寧答謝，攜帶共同出兵計劃及解决內閣方案，徵求孫傳芳意見。同日，楊文愷等赴濟，代表孫傳芳和張宗昌交換了蘭譜【註：《楊文愷、張學良先後抵濟》，《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４版。】。２０日，匆匆返寧報命。
在和張作霖、張宗昌結盟的同時，孫傳芳還於９月１４日派出密使會見英國駐滬領事，以“中國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國利益同樣受到威脅”為理由，要求英國給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衹要能消滅布爾什維剋的威脅”，孫傳芳準備冒奉軍賴在長江一帶，以及被指責嚮外國人出賣祖國的風險”【註：Ｓｉｒ，Ｒ·Ｍ ａｃｌｅａｙ ｔｏ Ｓｉｒ Ａｕｓｔｅ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Ｎｏ．３７４，Ｔｅ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１９２６．ＦＯ４０５／２５２Ａ，Ｐ．２１８．】。１５日，英國公使麻剋類嚮外交部建議，由駐滬領事嚮孫傳芳保證，視孫軍與廣州軍隊作戰情形，予以“最適當、最有效的援助”【註：Ｓｉｒ，Ｒ·Ｍ ａｃｌｅａｙ ｔｏ Ｓｉｒ Ａｕｓｔｅ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Ｎｏ．３７４，Ｔｅ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１９２６．ＦＯ４０５／２５２Ａ，Ｐ．２１８．】。但是，英國政府對沉浮變幻的中國軍閥不放心，擔心孫傳芳的失敗會使英國的處境“更為難堪”【註：Ｓｉｒ Ｗ．Ｔｙｒｒｅｌｌ ｔｏ Ｓｉｒ Ｒ．Ｍａｃｌｅａｒｙ，Ｎｏ．２６９，Ｍｏｓｔ Ｓｅｃｒｅｔ，Ｔｅ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１９２６．ＦＯ４０５／２５２Ａ，Ｐ．２２３．】，因此仍持觀望態度。
儘管如此，楊文愷的濟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孫傳芳的後顧之憂。２１日晨，孫傳芳乘江新輪赴贛。在船上，他發表談話說：“予此次出師，抱定三愛主義，曰愛國，曰愛民，曰愛敵。”“誓本此旨，為此次作戰主義。大局定後，即以三愛為我黨之黨綱。”【註：《孫傳芳三愛主義》，《晨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７日２版。】到九江後，即以江新輪為總部，指揮江西戰事。同時命皖軍陳調元部駐紮於湖北武穴，準備上窺武漢。
三、蔣介石决策進軍江西與程潛首攻南昌
北伐最初的戰略是各個擊破，集中力量首攻吳佩孚，因此軍中有“打倒吳佩孚，妥協孫傳芳，放異張作霖”的口號。８月５日，蔣介石與蘇聯軍事顧問加倫討論攻鄂攻贛戰略，加倫主張先攻武漢，“對贛暫取守勢”，蔣介石贊同加倫的意見【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８月５日；參見《北伐陣中日記》（油印本），１９２６年８月６日。】。１２日，長沙軍事會議再度肯定了在攻剋武漢後乘勝入贛的方針，决定以第二、第三、第六各軍監視江西，防禦後方。但會後不久，蔣介石即企圖改變這一决定，提前入贛。１４日，電告何應欽、賴世璜、譚道源第二期作戰計劃：對江西暫取“攻勢防禦”，如偵知敵有嚮我攻擊之企圖時，即以第二、第三軍進占萍鄉，並相機進取南昌、九江，同時，以南雄第五師及贛東獨立第一師協同攻取贛州，進占吉安【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三，第８９頁。】。２６日，再電何應欽，聲稱“武漢或不日可下”，催促賴世璜速占贛州【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三，第１３０頁、第１３３頁。】。２７日，電告程潛，我軍决於９月１日，對江西實行攻擊，先取贛州【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三，第１３０頁、第１３３頁。】。２９日，蔣介石决定親自指揮江西戰事，並於３１日和加倫商量，加倫當時在攻剋武漢後是進取河南還是回兵江西問題上方針未定【註：《中央局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第６８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因此有猶豫之意，但蔣介石則决心已下【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８月３１日。】。９月１日，决定攻贛計劃。２日，他下達了二、三、六軍協同動作，三天後進攻的命令。
這一决策的改變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孫傳芳的出師援贛。孫軍謝鴻勳師、楊鎮東旅入贛後，即嚮贛西北的武寧、修水一帶進軍，其目的在於進擾瀏陽、平江、通城等地，威脅國民革命軍的側背，阻止其進取武漢。為此，蔣介石會同朱培德製訂了一項迎戰計劃，以第二、第三軍入贛，進攻萍鄉、萬載、袁州等地，在將該地區之敵撲滅後，以必要兵力協同第六軍夾擊修水方面孫軍【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四，第８頁。】
其二是和唐生智矛盾的進一步發展。蔣介石入湘以後，即與唐生智不和，其日記稱：“入湘以來，為其當道懷疑抱恐，拒之不得，迎又不願。”【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８月７日，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９日。】這裏所說的“當道”，即指唐生智。長沙軍事會議後，由唐生智指揮主力第四、第七、第八軍奪取武漢的局面已經形成。這一路節節勝利。８月２２日剋嶽州，２７日剋汀泗橋，出現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勢，蔣介石急於另闢戰場並迅速取勝，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２９日的日記說：“餘决心親督江西之戰，以避名位”【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８月７日，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９日。】，正是這一心情的麯折表現。
其三是對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猜忌。這一方面，他的日記多有記載。８月２０日雲：“得粵電，知後方有迎汪之謀，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圖，以為倒蔣之伏綫。”【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０日，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３日。】同月２３日雲：“閱《嚮導報》，陳獨秀有誹議北伐言論，其用意在減少國民黨信仰，而增進共産黨地位也。此後入於四面楚歌之境，惟有奮鬥自強耳。”【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０日，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３日。】這種情況，也增強了他另圖表現的决心。
當時，第二、第三軍集中醴陵，第六軍集中通城，為了加強力量，蔣介石並調第一軍第一師至瀏陽，為總預備隊。９月２日，蔣介石電告程潛，在他本人未入贛以前，第六軍暫歸朱培德指揮【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四，第９頁。】。５日，國民革命軍開始進攻。鄧如琢本來和孫傳芳有矛盾，又新遭父喪，曾於８月２０日致電吳佩孚、孫傳芳辭職，吳、孫不允，孫並授以第一方面軍司令之職，於是鄧便“墨絰”出師。他采取誘敵深入策略，節節撤退【註：參見《孫傳芳魚電》，《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９日４版；《浙中所得盧香亭捷電》，《申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８日４版。】，國民革命軍進展迅速。９月６日，第二、第三軍占領萍鄉。７日，新近歸附北伐軍的賴世璜部及第二軍第五師潭道源部收復贛州。１１日，第六軍占領修水。在勝利的鼓舞下，蔣介石急匆匆地於１２日電令朱培德，要求他從速督軍，“猛進南昌”【註：《民中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四，第２９頁。】。由於敵軍主力正在樟樹佈防，與第二、第三軍相持，南昌城內衹有鄧如琢的騎兵團和少數警察部隊，不過６００人左右，因此，程潛决定變更原定攻擊德安和涂家埠的計劃，搶在朱培德之前奇襲南昌。蘇聯顧問康奇茨勸他等一等，與朱培德協調行動【註：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中譯本第４７８頁。】。但程潛本來和朱培德有矛盾，不願受其指揮【註：蔣介石１９２６年９月５日日記雲：“少頃，程潛又來辭職，以不願受益之指揮，且入他人萋菲（斐）耳。”】。他聽從總參議楊傑的建議，命令第十九師等部星夜兼程前進，搶先占領南昌【註：吳宗泰：《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參加北伐及其被解體經過》，《廣東文史資料》第３１輯第１８４頁。】。
９月１９日，第十九師便衣隊２００餘人潛入南昌城內，在工人、學生和省長公署警備隊的響應下，嚮鄧如琢的騎兵團發動攻擊。同時，五十六團張軫部爆破惠民門，進入市區。南昌警備司令劉煥臣、省長李定魁聞訊後越墻逃跑。
南昌既剋，程潛在凱歌齊奏中躍馬入城，受到市民熱烈歡迎。２２日，召開群衆大會，到會１萬餘人。第六軍政治部李世璋在會上宣講了北伐軍的政策，對人民的支援表示感謝。江西群衆也登臺發言，控訴軍閥、官僚的罪行。當時，正值中秋前兩天，市民殺豬宰羊，擡着月餅勞軍。中秋之夜政治部派出宣傳隊，挂起煤油燈在街頭演出，南昌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動人場景。
繼第十九師之後，指揮總預備隊的王柏齡也率領第一軍第一師部分人員進入南昌，同時嚮總部報功。朱培德指揮的第二軍、第三軍本已離南昌不遠，因聽說南昌已下，便勒兵不前，在原地休息了一天【註：方之中：《回憶北伐——南昌之役》，《天津文史資料》第１４輯第４６頁；李世璋：《關於北伐前後的第六軍》，《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２輯第４１頁；切列諾潘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中譯本第４７９頁；《中央局報告》（十、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集》第１０８頁。】。這樣十九師便成了深入敵巢的孤軍。
按程潛原計劃，當第十九師奇襲南昌之際，王柏齡所率第一軍第一師王俊部應嚮城西南潯鐵路上的牛行車站急進，奪取該站，嚮北警戒；第十七師應嚮城南靠近贛江西岸的生米街急進，並由該處渡江，嚮南警戒。但直至２０日晚，第一師僅有兩營到達。次日，進攻牛行站，守敵為維持交通綫，頑強抵抗。第一師因為中山艦事件後即將共産黨人排斥出去，戰鬥力不強，幾乎無法支持，靠了第六軍第十七師、第十九師的支援，至２２日纔逐漸得手【註：程潛對蔣介石的報告，見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上捲１７５頁。】。
鄧如琢獲悉南昌失守，即由豐城嚮師。盧香亭也命鄭俊彥率第十師及楊賡和獨立旅約兩萬人，由九江南下馳援【註：馬葆珩：《孫傳芳五省聯軍的形成和消滅》，《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下册第３０９頁。】。孫軍以優勢的兵力、火力反撲。王柏齡在進入南昌後，就到妓院作樂，軍中無主【註：《李宗仁回憶錄》第４０８頁；韓梅村：《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片斷回憶》，《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第３５頁；吳宗泰：《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參加北伐及其解體的經過》，《廣東文史資料》第３１輯第１８６頁。】。程潛感到孤城難守，下令撤離南昌。２３日晨，第十九師在萬河一帶被鄧如琢部包圍。經苦戰，２４日突圍，渡過贛江。２５日，在萬壽宮附近收容殘部。其間，王柏齡及一軍黨代表繆斌不知去嚮，程潛因失去部隊掩護，衹好疏散隨員，剃須化裝，靠了江西老俵的領路，纔得以擺脫敵人。事後，白崇禧譏笑程潛的這次遭遇為“曹孟德潼關遇馬超”【註：《李宗仁回憶錄》第４０８頁。】。此次戰鬥，第六軍第十七師、第十九師、第一軍第一師損失了大部分兵力。
孤軍深入嚮為兵傢大忌。程潛首攻南昌失利，其原因即在於此。
鄧如琢軍入城後，閉城大搶三日，任意殺人，以殺取樂。因為學生曾歡迎北伐軍入城，所以凡學生裝打扮者，均有性命之憂。據記載：“數齡小兒，亦被其砍作多塊，滿挂街衢”【註：《平贛右翼軍總指揮部政治部行軍通訊》，廣州《民國日報》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９日。】。南昌一時陷入了白色恐怖中。
四、蔣介石入贛與再攻南昌
蔣介石於９月１９日到達江西萍鄉。此前，他雖然早就下了親自指揮贛戰的决心，但還是於９月３日到了武昌城下。在進攻武昌過程中，他的嫡係部隊第二師的腐敗暴露得更加明顯，他本人和趾高氣揚的唐生智之間的矛盾也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４日蔣介石日記雲：“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難堪，如此奇辱，豈能忍受乎？”８日日記雲：“接孟瀟總指揮函，其意不願餘在武昌，甚明也。”他自悔不能早出江西，將武漢交給唐生智。１４日日記雲：“餘决離鄂嚮贛，不再為馮婦矣，否則人格掃地殆盡。”【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這樣，他終於在１７日離開湖北前綫。２５日，指令李宗仁率第七軍由鄂東南的興國乘虛猛攻九江，斷敵歸路，並設法與程潛取得聯繫【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四，第８６頁。】。但李部遵命進入贛境後，卻不知六軍去嚮。李宗仁感到，如繼續嚮九江進軍，將處於敵人重重包圍中。他决定改變戰略，捨棄九江，移師南嚮，找尋六軍。蘇聯顧問馬邁耶夫堅决反對，聲言“在蘇聯，指揮官如擅改作戰計劃或不聽命令，是犯死罪的”，但李宗仁執意不變。結果，在箬溪與孫軍謝鴻勳部相遇。９月３０日，李宗仁下令全軍出擊，鏖戰近一日，謝軍全綫崩潰。李部俘獲２０００餘人【註：《李宗仁回憶錄》第３９２——３９６頁。】，謝鴻勳受重傷，不久在上海死去【註：《謝鴻勳昨晨傷重逝世》，《申報》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３版。】。謝本人是孫傳芳的心腹，謝部是孫傳芳的精銳，此役為國民革命軍入贛後的第一個大勝仗。１０月３日，第七軍乘勝進攻德安。德安位於南潯路中心，是敵人補給要站，有重兵駐守，且構築有堅固工事，經激戰後於當日攻剋。
第三軍自第六軍退出南昌後，即駐紮於萬壽宮附近。朱培德與程潛等會議决定，各軍後退，誘敵前進，相機聚殲【註：雄鷙：《平贛後翼部指揮部行軍通訊》，廣州《民國日報》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６日。】。９月３０日，孫軍第二方面軍鄭俊彥部１萬餘人挾南昌戰勝餘威，嚮第三軍陣地進攻。朱培德以第七師王均部任正面防禦，以第八師朱世貴部迂回敵後，攻擊側背，並以預備隊第九師作為增援力量，激戰至１０月２日，占領萬壽宮。孫軍江西總司令鄧如琢由於近在樟樹，坐視不救，被孫傳芳於１０月３日撤職，以鄭俊彥繼任【註：《本館要電》，《申報》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５日３版。】
第七軍、第三軍先後告捷，蔣介石估計殲滅孫軍約過半數，便於１０月中旬，以自己的嫡係第一軍第二師為主力，會同第二軍、第三軍，第二次進攻南昌。
第二軍原處贛江西岸，與駐守樟樹的鄧如琢部隔江對峙。９月底，各部陸續渡江。３０日，蔣介石親赴清江督師。１０月５日，第一軍第二師占領樟樹【註：《第二師劉師長報告》，《北伐陳中日記》（油印本），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８日。】。６日，占領豐城。９日，第一軍第二師與第二軍五、六兩師到達南昌城下，綫軍退入城內固守，使守城部隊達到五六千人之數。為了使北伐軍在城外失去進攻屏障，嶽思寅、唐福山、張鳳岐等賞洋兩萬元，命令工兵營在城外縱火，延燒了兩天。惠民門、廣潤門、章江門、德勝門外不少繁華地區成為焦土，著名名勝滕王閣也在這次大火中被毀。１２日晨，國民革命軍各師同時開始攻擊，第六師各團並組成了以共産黨員為骨幹的奮勇隊架梯登城【註：肖勁光：《北伐紀實》，《歷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１７９頁。】，守軍憑藉城防固守，進攻受挫。同日，蔣介石趕到南昌，與白崇禧、魯滌平會商。南昌城垣堅固，白崇禧反對圍城硬攻，但蔣介石求勝心切，親往北門第二師陣地，决定夜１２時爬城。
當夜，第二師第六團正在作攻城準備之際，敵軍敢死隊從城下水閘中破關而出，襲擊攻城部隊。時值黑夜，不辨虛實，第六團秩序大亂。蔣介石幾次抓住白崇禧的手問：“怎麽辦？怎麽辦？”白崇禧事先已在贛江上遊搭了兩座浮橋，便下令全軍沿贛江東岸南撤，由浮橋渡江，退往西岸【註：《李宗仁回憶錄》第４０９頁。】。蔣介石自感指揮無方，既煩惱，又緊張，“終夜奔走，未遑寧息”【註：《蔣介石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混戰中，第二師第五團團長文志文等陣亡，部隊及裝備受到很大損失。１３日，蔣介石下令撤圍。他在日記中寫道：“因餘之疏忽鹵莽，緻茲失敗，罪莫大焉，當自殺以謝黨國；且觀後效如何。”【註：《蔣介石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３日。】在損兵折將的嚴酷現實面前，蔣介石多少表現了一點自我責備的意思。
蔣介石進攻南昌失利，孫軍小勝。１０月１５日，孫傳芳在九江的聯軍總部參謀處通電雲：“據俘虜及百姓均稱，蔣中正在南昌附近受傷甚重，聞係子彈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鮑羅廷、加倫等亦受傷，均抱頭鼠竄而去雲雲。”【註：《孫軍總部捷報》，《晨報》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９日。】緊接着孫傳芳、吳佩孚等紛紛通電慶賀，聲稱“伫看樓蘭將滅，痛飲黃竜”，他們忘記了這條消息衹是“俘虜及百姓均稱”，並未核實，就急急忙忙地宣傳起來了【註：參見拙作《北伐中蔣介石負傷身死的風傳》，《團结報》１９８８年２月２日】。
五、三攻南昌與江西戰場的勝利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蔣介石冷靜了下來。１０月１４日，他通知各軍暫取守勢，同時，决定調在兩湖戰場上屢建功勳的第四軍及賀耀組的獨立第二師來贛。
這時，蔣介石的威望更為降低。唐生智多次嚮蘇聯顧問鐵羅尼表示：“蔣介石太纍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還是休息，假如我來指揮，將不僅奪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話下。”【註：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４４，Ｗｉｌｂｕｒ ａｎｄ Ｈｏｗ：《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Ａｄｖｉ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Ｐ４１５。】１０月中旬，加倫親赴武漢求援，說明江西戰場的失敗將威脅湖南、廣東，北伐甚至可能因此垮臺【註：《張國燾回憶錄》第１５３頁，現代史料編刊社１９８０年版。】。中國共産黨人也極力嚮各方陳說利害，希望他們放棄目前的小衝突，迅速集中力量消滅孫傳芳【註：《中央局報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第１０９頁。】。結果圓滿。２０日，第四軍第十二師張發奎部自武昌乘輪東下。蔣介石得到有關消息後“如獲至寶”【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１８册第９２頁。】
第二次進攻南昌失利之際，第七軍又在贛北打了一次勝仗。攻剋德安後不久，孫傳芳命盧香亭等以重兵反攻。第七軍因補給中斷，並探悉敵人有包圍之勢，為避免腹背受敵，於１０月７日退至箬溪休整。孫軍第八混成旅旅長顔景宗因此被升為第六方面軍司令。１２日，李宗仁在王傢鋪一帶發現皖軍陳調元部。陳部依山布守，七軍自下仰攻，進展艱難。李宗仁考察地形後，改取中央突破，反撲兩側辦法，又經第一師增援，於次日攻剋王傢鋪。
第七軍入贛後，進攻孫軍側翼，三戰連捷，對於江西戰場形勢的轉變，有很大作用。後來，陳調元曾表示佩服，稱之為“鋼軍”【註：《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下册第８２０頁。】
除王傢鋪之役外，江西戰事一時處於沉寂狀態。
早在國民革命軍第一次進攻南昌失利之後，孫傳芳便提出雙方於１０月３日停戰，恢復原狀。１０月１４日，蔣介石復電孫傳芳代表葛敬恩、徐培根，要求孫傳芳先行確定撤退援贛軍隊日期，同時邀請江浙和平代表蔣尊簋、史傢麟、趙正平、魏炯諸人到前方面商。２３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會見蔣介石，聲稱孫傳芳“可放棄閩贛，惟須保江、浙、皖，暗中結約，共同對奉，商妥後，即由贛撤兵”【註：《特立同志由漢口來信》，《中央政治信訊》第１０期。】。加倫主張“表面答應，實則準備總攻擊”。蔣介石與鄧演達商量之後提出：１．浙江歸國民革命軍；２．江蘇、安徽作為孫傳芳的勢力範圍，但應允許國民黨自由宣傳；３．孫傳芳撤退援贛之兵前一日為停戰之期【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參見蔣介石緻張靜江、譚延闓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１８册，第１０９、１１７頁。】。２８日，蔣尊簋自南昌抵達蔣介石行營所在地高安，表示衹要保持孫傳芳的五省總司令的頭銜，其餘皆可商量。蔣介石答以孫傳芳確定撤兵之期再言其他，限於１１月１日前用無綫電話答復【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９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日。】。１１月１日，蔣介石讀到蔣方震復葛敬恩函。當時，蔣方震正在孫傳芳軍中參贊軍事，蔣介石對他的態度極為不滿，在日記中寫道：“敷衍油滑，是誠軍閥走狗不若矣，其人之肉不足食也。”【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９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日。】同日，戰事再起。
國民革命軍自放棄南昌後，主力集結於南潯路以西地區整頓，同時，白崇禧、加侖、蔣介石等積極製訂計劃，準備第三次進攻。
鑒於孫軍主力集中在南潯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時轉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進攻以截斷南潯路，殲滅孫軍主力為主，而不急於奪取南昌。在兵力配備上則分為三路：１．右翼軍，由第二、第三軍等組成，朱培德指揮。其中又分左、右縱隊。２．中央軍，由第六軍組成。３．左翼軍，由第七軍及新近調贛的第四軍與獨立第二師等組成。此外，另設總預備隊，由第一軍的第一、二師及炮兵團組成，劉峙任指揮。總攻擊時間訂為１１月１日拂曉前。１０月２０日，由第十四軍組成的右翼軍右縱隊攻剋撫州。３０日，蔣介石下令各軍將士，“務將孫之勢力迅速撲滅”，“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能為最後之犧牲，始博最後之勝利”【註：《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五，第１４１頁。】。１１月２日，第二軍第四、五兩師從東、南兩面進逼南昌郊區，陳兵城下。
右翼軍左縱隊以蛟橋為進攻目標。１１月３日，第二軍第六師和第三軍第七師、第八師等聯合攻占該地。４日，圍攻瀛上、牛行，孫軍自樂化來援。５日，第三軍左翼陣地動搖，蔣介石命補充第四團警衛團加入戰綫，仍感不足，又緻函程潛、劉峙，調第二師增援，加倫認為不必要。在加倫的鎮定面前，蔣介石“甚慚自信力薄弱”【註：《蔣介石日記類鈔·軍務》，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５日。】。果然不出加倫所料，陣地迅速穩固下來。據蘇聯顧問回憶：當時，“蔣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對他來說成敗在此一舉，一旦失利，他的整個前程就將成為泡影。蔣介石三番五次地當着總軍事顧問的面，真正地大發歇斯底裏，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說要開槍自殺。布留赫爾（指加倫——筆者）每次都是好不容易纔讓這位神經脆弱的總司令平靜下來”【註：阿基莫娃：《中國大革命見聞》第２０４——２０５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７日，右翼軍占領瀛上、牛行，切斷了南昌地區孫軍的陸上主要退路。
中央軍以樂化為進攻目標。１１月３日，占領蘆坑車站，並將鐵道破壞。４日，蔣介石致電張發奎、李宗仁等，指出涂家埠為敵軍主力所在，要求他們迅速南下，與第六軍一起夾擊孫軍。當晚，第六軍在總預備隊第一、第二兩師與炮兵團支援下，占領樂化【註：關於占領蘆坑和樂化的時間，《六軍參加江西戰爭記》認為分別在１１月４日與５日，見中央檔案館編《北伐戰爭》第１５頁。按：此說誤，本文所述，據《呈報攻剋蘆坑、李莊、樂化作戰經過狀況文》（歐振華：《北伐行軍日記》，１９３１年版第６９——７０頁）及蔣介石緻李宗仁、白崇禧電（《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第１９册第７頁）。】。隨即分東西兩路嚮涂家埠攻擊前進。５日晚，第六軍與南下的第七軍聯合攻占涂家埠。殘敵嚮鄱陽湖畔的吳城潰退。６日，第二師追擊至吳城。
左翼軍以德安、涂家埠為進攻目標。１１月２日，第七軍西路逼近德安，與孫軍第六方面軍的３０００餘人發生激戰，占領該城。同日，獨立第二師賀耀組部在德安北部的馬回嶺與孫軍交火，馬回嶺駐有重兵，戰況劇烈。在第四軍第十二師張發奎部及第七軍第一旅增援下，於３日占領馬回嶺。４日，孫傳芳乘决川艦赴武穴，意在促使陳調元進攻武漢，以解九江之危。但陳按兵不動，孫又返航九江【註：楊文愷：《孫傳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資料》第２輯第９１頁。】。５日，賀師乘勝北上，占領九江、瑞昌。孫軍見敗局已定，失去鬥志，衹圖逃竄。孫傳芳見不可收拾，６日，鼓輪東下，返回南京。周鳳歧部不戰退回浙江，陳調元、王普部退回安徽。
至此，南潯綫及南昌城郊的孫軍已全部被擊潰，城內僅餘唐福山等殘部兩三千人。他們表示要歸方本仁收編，企圖遷延時間。１１月７日，蔣介石至南昌車站與朱培德商量監視城內敵人計劃。８日，下令攻城，城內殘敵投降，退出城外。革命軍入城後，“民衆歡騰，往日蕭條寂寞景象陡變為熱鬧市場，男女老幼，擁擠道途，爭相瞻仰革命軍旗幟之飄搖”【註：《朱培德電》，廣州《民國日報》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９日６版。】。同日，白崇禧率領由第二、第三、第七各軍組成的追擊部隊進至滁槎以東的漢口附近，將準備沿鄱陽湖岸東逃的孫軍主力截住，孫軍主帥鄭俊彥衹身逃走，下轄旅長王良田、李彥青、楊賡和派使者請降【註：《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上册第４３——４４頁；下册第８２８——８２９頁。】
１１月９日，蔣介石進入南昌，江西戰役勝利結束。此次戰役，殲滅了孫傳芳的大部分精銳部隊，據朱培德電稱，僅７、８、９三日，右翼軍即繳獲敵槍３萬餘枝，各種大炮２０餘門，機關槍３０餘挺，俘獲師長唐福山、嶽思寅、張鳳岐３名，團長以下官兵５萬人。左翼軍、中央軍在建昌、吳城方面繳槍２萬餘枝，機關槍２０餘挺，大炮數門，俘虜２萬人【註：《朱培德電》，廣州《民國日報》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９日６版。】。至此，孫傳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軍殲滅殆盡。但是，國民革命軍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官兵傷亡約達１．５萬人。
江西戰場最初失利的重要原因在於蔣介石急於顯露自己，在敵人還保有強大兵力時就企圖迅速奪取中心城市南昌，結果遭到挫敗。其後，不得不增調驍勇善戰的第七軍與第四軍，同時改變戰略方針，首先致力於截斷交通綫，擊潰孫軍主力，形成對中心城市的包圍態勢，這纔取得了勝利。
江西戰場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直係軍閥勢力，使北伐軍據有的廣東、湖南、湖北得到屏障，這是有利於革命形勢的發展的。但是，它也輓救了岌岌可危的蔣介石的軍事威信，使他有了一塊立腳之地，成為不久以後同國民黨左派進行遷都之爭的“資本”。在北伐過程中，鮑羅庭、加倫和中國共産黨人曾企圖在取得武漢後，出兵河南，而蔣介石則力圖嚮長江中下遊進軍，以便取得江浙資産階級的援助和帝國主義的支持，公開反共，建立新的軍事獨裁統治。江西戰役勝利以後，蔣介石的這一反革命意圖就更加不可逆轉，並在復雜的歷史合力作用下最終得以實現。
(楊天石)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