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我國新聞界前輩戈公振先生逝世
| 事件經過:
1935年10月22日，我國新聞界前輩戈公振先生逝世。
戈公振先生是我國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愛國進步新聞記者、新聞學者和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者。他1890年出生於江蘇東臺，曾在上海《時報》和《申報》前後工作近20年。從1933年3月起，他到蘇聯采訪、考察兩年多，撰寫了一批報道，嚮國內介紹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寫了《中國報學史》等專著，對革新中國的新聞事業作了貢獻，是我國新聞學和新聞事業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
1985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戈寶權的紀念文章《回憶叔父戈公振二三事》：
今年11月27日，是老一輩報人和進步愛國新聞記者、我的叔父戈公振95周年的誕辰，10月22日又是他逝世50周年的忌辰。回想到在他生前，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時間較長，深得他的親切關懷和教誨之恩，現特藉這個機會回憶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
首先是他一生勤奮好學的精神。他出身在江蘇省蘇北東臺縣城的一個所謂“世代書香”的人傢，自幼非常聰慧。他讀過傢塾和私塾，後來進了東臺縣城唯一的高等學堂，畢業考試時名列第一，從此以後他就全靠自學走上了成纔的道路。他在上海《時報》工作時，經常到青年會去補習英語；後來他到歐美和日本各國考察新聞事業與參觀訪問，又自學法語、德語和日語；甚至40多歲訪問蘇聯時還自學俄語，都做到能閱讀和講話的程度。他很早就鼓勵我努力學習，記得童年時他送了一盒積木給我，他在盒蓋裏面用工整的小楷寫了兩句話：“房子是一塊磚頭一塊磚頭造成的，學問是一本書一本書讀成的。”
二是他終生獻身於新聞事業的堅定信念。他在1913年到了上海，先在有正書局圖畫部當學徒，第二年進了《時報》編輯部，從校對、助編、編輯，一直升到總編輯，而且終生獻身於新聞事業。他在《時報》前後工作了15年，後又在《申報》工作了3年。他對報紙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創了《圖畫時報》和《申報星期畫刊》。同時他還專心研究新聞學，撰寫了《新聞學撮要》和《中國報學史》等書。他對各國的新聞事業也進行過研究，還從事宣傳和推廣新聞學教育的工作。記得1935年初我到了莫斯科以後，曾同我的叔父合寫了《梅蘭芳在庶聯》、《最近庶聯人民生活的一般》（當時他寫的通訊都用“庶聯”二字代替通常用“蘇聯”）等通訊文學。當年10月他在國難深重時返國，數日後即不幸病逝，享年衹有45歲。沒有可能完成他生前重寫《中國報學史》的遺願和撰寫《世界各國報業考察記》的計劃。
三是他的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的作風。他一生中為人光明磊落，從不沽名釣譽，獵取名譽地位；他平等待人和藹可親，並以助人為樂，特別是提攜同行和後進。儘管這樣，他當年仍不免要遭到“小報”的造謠與中傷，甚至他在《時報》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在寫《釧影樓回憶錄》時，其中對他的回憶仍頗多不實之處和諷刺之詞。我的叔父生前對這些事從不計較，也不耿耿於懷，而常一笑置之。凡同他生前共過事和有交往的人，都深知他的這些高尚品質。
我的叔父一生中追求進步，熱愛祖國，在30年代初國難深重時，他曾和鄒韜奮等人籌辦代表民衆輿論喉舌的《生活日報》，宣傳抗戰救國，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甚至在臨死時，他還對鄒韜奮斷斷續續地講道：“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就回來……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瀋老（鈞儒）當年曾以《我是中國人》為題寫成悼詩：“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瀋老寫到這裏，“淚滴滿紙，不自禁其感之深也。”我的叔父離開我們已是整整五十年，但他當年講的“我是中國人”這句話，一直到今天還響在我們的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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