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三一八慘案
| 事件經過:
3月18日,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
1926年3月，奉係軍閥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進兵關內，馮玉祥率領的的國民黨軍隊同奉軍作戰。日本帝國主義公開援助奉軍，派軍艦駛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自衛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事後，日本認為國民軍破壞了《辛醜條約》，與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國公使，於16日嚮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等種種無理的要求，並限令48小時內答復，否則以武力解决。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脅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製造的槍殺請願群衆的流血事件。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團北方區委、北京地委同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總工會、北京學生聯合會、北京反帝大聯盟、廣州代表團等60多個團體、80餘所學校約計5000餘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侵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國無理通牒中國的罪行。為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中共北方區委事先作了佈置和安排。是日清晨，中共北方區委在李大釗的主持下又召開緊急會議檢查準備的情況，趙世炎、陳喬年、共青團北方區委書記蕭子璋、中共北京地委書記劉伯莊，分別報告了群衆的組織和發動情況，擬定了標語和口號，以及遊行的路綫等。群衆大會上午10時開始，首先由大會主席徐謙報告會議議程，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對請願群衆的暴行。大會議决：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會後，群衆結隊前往段祺瑞執政府請願，要求段政府立即駁復八國通牒。當隊伍來到鐵獅子鬍同段祺瑞執政府門前時，預伏的軍警竟開槍射擊，打死47人，傷200餘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陳喬年、趙世炎等人親自參加了這次鬥爭。李大釗、陳喬年等由於掩護群衆而受傷。慘案發生後，北京各學校停課，為死難的烈士舉行追悼會。23日，於北京大學三院在陳毅的主持下召開全市追悼大會。魯迅把3月18日稱作“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此後，北京的反動統治更加猖狂，李大釗等人被通緝，黨的活動更加睏難。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國共兩黨開會，徐謙以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國共産黨北方區委决定，組織各學校和群衆團體在天安門集會。3月18日，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與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臺上，懸挂着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臺前橫幅上寫着“北京各界堅决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
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加了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大會决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决議。
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綫，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鬍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衆公推代表去嚮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出來見面。段祺瑞擔心局勢失控，命令執政府內的預伏軍警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結果造成當場死亡47人，傷200多人的慘劇。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楊德群。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同時執政府用嫁禍卸責的手法，反誣徐謙等人假藉“共産學說”謀亂，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煜瀛、顧兆雄、易培基等５人。朱傢驊、蔣夢麟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張作霖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及報館等，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4月26日清晨邵飄萍於被秘密處决，北京大學教授朱傢驊、代校長蔣夢麟等遁入六國飯店再秘密離京。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被查封。張學良逮捕了共産黨員劉清揚。
3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衆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着又怎麽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麯的《哀歌》唱遍京城。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國會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决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頒布對死難者傢屬“撫恤令”，國務院“閣員總辭職”。但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喪失殆盡，１９２６年４月，段祺瑞執政府倒臺。
《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加入譴責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
在北京圓明園西南面“九洲清宴”遺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這座墓園占地約100平方米，正中修築一米多高的石砌圓形臺基，臺基上竪起通高九米六面體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鎸刻着“三·一八烈士紀念碑”幾個大字。從正南面開始，自右而左，鎸刻北平市長何其鞏所寫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３９位烈士的姓名、年齡、籍貫、所在單位和職業等。墓碑四周有２８位烈士的墳塋，其餘烈士葬於別處。這處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慘案三周年時建成的，當時北平市近萬人參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禮。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東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質墓碑。這就是“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北京工業大學師生在1926年3月21日舉行了祭奠儀式，28日舉行了追悼大會和紀念碑奠基禮。這座紀念碑建立在西城區端王府夾道的工業大學校園。三棱形的紀念碑上，三面分別刻有“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１９７０年代，工業大學早已遷走，當地因施工建設而將紀念碑遷到現址。
在西城區新文化街45號的魯迅中學校園內，有一座高約2米的石碑，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師生為紀念在慘案中犧牲的本校學生劉和珍與楊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這裏曾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園。在校園的西跨院內，矗立着一座漢白玉紀念碑，兩層方形碑座上是方錐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碑座上刻着兩位烈士的生平傳略。碑身陰面鎸刻着文天祥《正氣歌》中的名句:“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楊德群曾在國立武昌高師肄業，後轉入北京女師大，武昌高師當時也為她舉行了追悼會。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師範大學宿舍區的樓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難烈士範士融、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漢白玉方錐形紀念碑，碑座正面鎸刻着著名書法傢啓功先生寫的“碧血丹心”四個字，還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敘述了建碑緣起。和平門外師大院內曾建有範士融紀念碑。
在北京大學西部化學南樓後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紀念碑”。烈士犧牲一年後，燕京大學學生會建立了這座方錐形的漢白玉碑，碑身正面鎸刻着“魏士毅女士紀念碑”八個大字。碑下的三層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紀念碑銘”。與“魏士毅烈士紀念碑”並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剋仁、李傢珍、張仲超紀念碑”。1982年3月，北大團委從原北大三院（在東城區北河沿）遷移來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慘案。紀念碑為方錐形，四面分別用篆書刻寫着：“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君剋仁、李君傢珍、張君仲超紀念碑”，“中華民國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與此相對應的碑腰四面，分別刻着三位烈士的簡歷和銘文。
在清華大學內“水木清華”北面土山之陰，建有“三·一八烈士韋傑三紀念碑”。這是清華學生在１９２６年從圓明園遺址運來的一根大理石斷柱，人們稱之為“三·一八斷碑”。碑座上刻“韋傑三君死難紀念碑”，“本校學生會同人立”。清華同學曾將烈士遺骨安葬於清華園內，三周後移至圓明園與三·一八諸烈士合葬，於是在原墓址竪起斷碑。
在崇文區幸福大街匯文中學校園內，建有“唐耀昆、謝戡烈士紀念碑”。是從匯文中學原校址建國門船板鬍同遷來的。碑身正面鎸刻着“為國死義唐謝君紀念之碑”，碑銘全文是：“舉幡伏闕，自古有之。惟義與此，匪黨匪私。何瀆於天，市朝陳屍？！捨生報國，千古同悲！”
年後，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回憶三一八慘案時說：“這裏很有玩笑的成分，因為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時也的確寫了一篇似乎是遊戲的文章，題曰《死法》。”所謂“照例”是指先前寫過類似“玩笑”的文章也，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各校教員為追討政府拖欠的薪水舉行示威遊行，北大教員在新華門前被軍警毆傷，事後政府卻發表命令，說教員是自己“碰傷”，對此周作人十分反感，遂發表《碰傷》，極盡嘲諷之能事，予以討檄：
我從前曾有一種計劃，想做一身鋼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長短依照猛獸最長的牙更加長二寸。穿了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澤裏自在遊行，不怕野獸的侵害。他們如來攻擊，衹消同毛慄或刺蝟般的縮着不動，他們就無可奈何，我不必動手，使他們自己都負傷而去。
佛經裏說蛇有幾種毒，最厲害的是見毒，看見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註《陰騭文》，說孫叔敖打殺的兩頭蛇，大約即是一種見毒的蛇，因為孫叔敖說見了兩頭蛇所以要死了。（其實兩頭蛇或者同貓頭鷹一樣，衹是兇兆的動物罷了。）但是他後來又說，現在湖南還有這種蛇，不過已經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時候，看《唐代叢書》裏的《劍俠傳》，覺得很是害怕。劍俠都是修煉得道的人，但脾氣很是不好，動不動便以飛劍取人頭於百步之外。還有劍仙，那更厲害了，他的劍飛在空中，衹如一道白光，能追趕幾十裏路，必須見血方纔罷休。我當時心裏祈求不要遇見劍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們。
近日報上說有教職員學生在新華門外碰傷，大傢都稱咄咄怪事，但從我這浪漫派的人看來，足為奇。在現今的世界上，什麽事都能有。我因此連帶地想起上邊所記的三件事，覺得碰傷實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對於不相信我的浪漫說的人，我別有事實上的例證舉出來給他們看。
《碰傷》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屬於“彆扭”的寫法的文章，此後的《閉戶讀書論》《三禮贊》均可作如是觀，周作人對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詼諧文章頗為看重，晚年寫作《知堂回想錄》時還一再提及：“我這篇文章寫的有點彆扭，或者就是晦澀，因此有些讀者就不大能看懂，並且對我勸阻嚮北洋政府請願的意思表示反對，發生了些誤會。但是那種彆扭的寫法卻是我所喜歡的，後來還時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錄·西山養病》“在《澤瀉集》裏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諷刺這事的，不能正說，衹好像是開玩笑似的，可見這事的重大了，——我遇見同樣事情的時候，往往衹有說玩笑話的一法，過去的寫《碰傷》和《前門遇馬隊記》，便都是這一類例子。”（《知堂回想錄·五卅》）就文章學角度而言，周氏的這種寫法確實凌厲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換個角度講，“遇見同樣事情的時候，往往衹有說玩笑的一法”，確實不失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慘案中，魯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時代的最前列，以筆為戟，同黑暗勢力作鬥爭，然而比較二人同一時期的時文，不難發現，兩者的態度是有所區別的。
三一八事件爆發的當天，魯迅正在傢中寫作《無花的薔薇之二》，針對因女師大事件而成論敵的陳源等人發起詰難，寫完三章後，他得知了慘案發生的消息，立即筆鋒一轉，開始批判時政了，因為這“已不是寫什麽“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針對政府欲掩蓋事情真相的流言，魯迅一針見血的指出：
“墨寫的謊說，决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則幹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把這種憤怒、譴責推嚮極緻。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魯迅更是正面事實，嚴詞批判政府當局的無恥行經，迫切想從寫“空話”（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的狀態下解脫出來，憤慨“苟活者”逐漸淡忘死者的血跡，繼續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喚“真的猛士”來“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結束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對現實魯迅保持了相當清醒的認識，對於黑暗勢力他絶不妥協，主張“血債血還”；而在周作人那裏，則是不同的表現了，五四運動後一直進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對政府之暴行，雖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戰鬥和熱情，然而卻變得內斂、謹慎多了，對於群衆的革命運動，他有自己的看法，從先前的《山中雜信》到《元旦試筆》《十字街頭的塔》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這種思想變化的軌跡。周氏兄弟失和之後，曾幾度攜手並肩戰鬥，到了一九二七年後，終於愈走愈遠了，三一八事件中與《現代評論》派的戰鬥，大概是兩人的最後一次合作。
三一八慘案發生時，周作人並沒有像魯迅那樣立即轉變文章話題，予以沉痛的譴責，而是在用了幾天時間來平息內心深處的波瀾後，終於對這次事件表了態，《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開頭說：
我是極缺少熱狂的人，但同時也頗缺少冷靜，這大約因為神經衰弱的緣故，一遇見什麽刺激，便心思紛亂，不能思索，更不必說要寫東西了。
這和魯迅聽聞事件後拍案而起、出離憤怒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當然，對於事件的實質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識到嚮政府交涉“結果一定比要比滬岸壞得多”，所以放棄了要求政府當局“徹底查辦”的“夢話”，僅“單獨關於這回遭難的死者說幾句感想到的話”，“冷靜”的驚人。《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為四個部分，前者述說寫作緣由，第二部分寫對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錄自己前日的“刊文”，簡單敘述女師大兩個學生遇害後的情況，結尾則提到了自己為遇難者撰寫的輓聯：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裏誣陷。
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這裏雖然也有帝國主義和革命政府不過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諷喻，但措辭卻委婉多了，周作人隨後也自慚“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衹會以文字來記念死者”，論調悲觀沉靜，等於承認自己不過是“百無一用”的書生；而在事件發生當天，魯迅就進行了嚴肅的自我解剖，他雖然也持論悲觀，承認自己所寫的都是“空話”，然而隨後在《記念劉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從絶望中走了出來，肯定死傷者對於將來者的意義，預言“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這與周作人對於死者是“白死”的悲觀看法是有所區別的。不過對於女子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兩人則保持了大致相當的看法：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决，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魯迅《華蓋集續編·記念劉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以後，日文《北京周報》上有頗詳明的記述，有些地方比中國的御用新聞記者說的還要公平一點，因為他們不相信群衆拿有“幾支手槍”，雖然有說有人拿着Stick的。他們都頗佩服中國女子的大膽與從容。 （周作人《澤瀉集·新中國的女子》）
作者：子非魚兮 回覆日期：2005-12-30 12:49:05
周文作於魯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兩人都對中國女子在這次事件中表現的從容、勇敢進行了肯定，不過二人的結論卻頗不同：《記念劉和珍君》）指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詭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新中國的女子》則說女子的臨危不懼勝過男子的剛強行動，這和周作人的女權論是相契合的。
事實上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不久，周作人也寫了怒目金剛式的文章，如《對於大殘殺的感想》《恕府位》《陳源口中的楊德群女士》等，衹不過這些文章同魯迅主張“血債血還”的戰鬥檄文相比，則顯得溫和、客觀多了。事隔幾十年後，周作人回憶三一八事件時說：“當時也曾寫過些文章，正面的來說憤慨的話，自譴責以至惡駡，如在《京報》上登載的《恕陳源》等，本來想收集攏來歸入《真談虎集》內的，但是不曉得怎麽一來，不曾實行，而且把目錄也遺失了，或者是紳士鬼臨時執政的時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錄·三一八》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澤瀉集》的編選初衷了，一方面選取隱逸的閑適之文，另一方面收錄“反叛”的雜文時評（當然，這裏也有個取捨標準，過於激烈而無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內），用周作人自己的話說，他身有上兩個鬼，故而這裏選輯的是“兩個鬼的文章”。
在《澤瀉集》出版前兩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寫過一篇文章，其名曰《兩個鬼》，說人的心頭都住着兩個鬼，即“流氓鬼”與“紳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澤瀉集·序》裏“叛徒與隱士”思想的發軔：
據王學的朋友說人是有什麽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們也說憑着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衹是那兩個鬼，在那裏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着。有時候流氓占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麽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駡，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 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着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煙地走了。可是他並不走遠，衹在弄頭弄尾探望，他看紳士領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於擺臭架子，於是他又趕出來大駡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無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譯，大意是說“你這混帳東西，不要臭美，肉麻當作有趣。”）這一下子，棋又全盤翻過來了。而流氓專政即此漸漸地開始。
（《兩個鬼·談虎集》）
對三一八慘案的看法
周作人說，“我於兩者都有點捨不得，我愛紳士的態度與流氓的精神”，“我為兩個鬼所迷”，雖然因此“着實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棄，他進一步奢望說“我希望這兩個鬼能夠立憲，不，希望他們能夠結婚，倘若一個是女流氓，那麽中間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來，給我們作任何種的元首”，——具體應用到作品集上，第一個“理想的王子”終於産下來了，這就是《澤瀉集》。集內的文章我們不妨作如是觀：閑適類為“紳士鬼”所作，雜文時評是“流氓鬼”作，後來周作人在《過去的工作·兩個鬼的文章》裏也承認了這點：“我寫閑適文章 ，確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經文章則仿佛是饅頭或大米飯。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說我的心中有兩個鬼，一個是流氓鬼，一個是紳士鬼。這如說得好一點，也可以說叛徒與隱士，但也不必那麽說，所以衹說流氓與紳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對把“流氓鬼”和“紳士鬼”嚴格區分開來，他說這兩者之間“有時是綜錯間隔的，在個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說是調劑作用，所以要指定那個時期專寫閑適或正經文章 ，實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兩者之間的調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裏，終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紳士鬼”的統一，“叛徒”與“隱士”始終是一體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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