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鬱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
|  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
在日本帝大讀書時
鬱達夫，1896年生於浙江富陽。
鬱達夫的故居坐落在浙江富陽鎮鸛山西端不遠處一條普普通通的滿舟弄（今稱達夫弄）裏。一道低矮的圍墻內，有個小庭院和一幢坐北朝南的三開間樓房。1945年8月29日晚，他在南洋的一個小市鎮失蹤，9月17日遭日本憲兵殺害。他的海外蒙難成了震動中國文壇的要聞。與他同壘戰鬥過的郭沫若說：“鬱達夫是完成了一個有光輝的特異的人格的。魯迅的韌，聞一多的剛，鬱達夫的卑己自牧，我認為是文壇的三絶。”
鬱達夫作為一個作傢，他不失為覺醒的民族革故鼎新的英雄。1921年6月，在他的東京寓所宣告成立的創造社，給略顯岑寂的“五四”新文壇帶來了強大的活力。同年秋，他返滬接替郭沫若主編《創造季刊》創刊號，並梓行了他的第一部、也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個小說集《沉淪》。這是一部驚世駭俗的作品，它無情地轟擊了封建禮教這座禁錮人性的巴士底監獄。它把一個弱國子民的七情六欲受壓抑的情形公之於世，使小說以矯枉過正的方式突破了世代沿襲的儒教倫理禁區。它以一個無傢可歸的漂泊靈魂，呼出了渴慕祖國富強的聲音，凄楚動人。以後鬱達夫又寫了《茫茫夜》、《蔦蘿行》等50餘篇小說，多帶自敘傳性質，對於我國封建史傢多撰帝王將相傢譜，鮮見作傢真誠的自傳這種偏枯情形而言，也是幾無前人的壯舉。他的小說不愧是“五四”時期最強烈的個性解放的宣言書。
鬱達夫是“五四”時期浪漫抒情小說的巨匠。可是說實在的，他那支自由脫俗且富有情韻的筆更適於寫散文和詩。他的小說也是“散文的”、“詩的”，宛一首首抑揚頓挫的獨奏麯或回腸蕩氣的詠嘆調。“五四”時代是短篇小說的界，鬱達夫以其真率和才情，足以風靡一時，成為受衆多文學青年師法的名傢，魯迅之外無出於鬱達夫之右者。他推進小說散文化和詩化，對於革新以故事情節作為主幹的古典小說而言，是功垂竹帛的。
“與其稱他作小說傢，還不如稱他作詩人的好”，鬱達夫如此談論《茵夢湖》的作者施托姆。其實，鬱達夫本人的小說有詩，散文是詩，他自稱舊詩於他“性情最適宜”。“九歲題詩四座驚，阿連少小便聰明。”這是作傢的自述。“他的舊詩詞比他的新小說更好。”這是一代詩豪郭沫若對他的論定。鬱達夫的文學生涯，以舊體詩起步，又以舊體詩絶筆。他對舊體詩造詣很深，平生所好是李白的飄逸，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的“晚唐風度”，吳梅村的沉著深婉，龔自珍的清奇通脫，尤其是黃仲則的沉痛辛酸。但他的作品依然令人感到愈來愈濃的民族氣質。中外文學的雙重深厚的修養，玉成了鬱達夫作為新文學開拓者之一的不朽業績。
鬱達夫不折不扣地屬於“五四”時代。當30年代社會思潮進一步發展和深入之時，他有所徘徊。他曾經列名為“左聯”的發起人，加入宋慶齡、蔡元培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但又舉傢移居杭州，象中古名士一般寄情山水。這種思想情調在抗日戰爭中獲得血與火的淬礪，大為改變了。他於1938年底攜眷赴南洋，從事海外抗日文化工作。他寫了大量戰鬥性的政論、文評和雜感，嚴正開朗，正義之氣和愛國之情縈繞筆端，早期文學中的感傷情調和中年行事中的名士作派已經蕩然如洗了。新加坡淪陷後，他曾在蘇門答臘與日本憲兵部苦心周旋，暗中保護和營救了不少印尼群衆和華僑。不幸因民族敗類告密，在人民歡慶抗戰勝利之秋，在離祖國千裏之遙的島國荒野上祭了法西斯分子最後一揮的屠刀。他以血鑄成了慷慨蒼涼的絶唱：“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饑寒”；他以血凝成了一個維係着民族命運的希望：“和平是總有一天會在東半球出現的”。1985年8月30日，鬍愈之在紀念鬱達夫烈士遇難4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中國現代第一流的詩人和作傢鬱達夫‘失蹤’已經整整40年了。‘失蹤’兩個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淪陷以後，他和我們一道，隱姓埋名，流亡在蘇門答臘。他本可以回國，但不願意回國。不幸他被當地日本憲兵發現懂得日本話，就強迫他當了七八個月的日語翻譯。他在暗中幫助了印尼人民，幫助了華僑。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憲兵發現是從新加坡來的抗日的知識分子，知道日本的殘酷暴行很多。雖然日本已經投降了，日本憲兵一定要消滅抗日的知識分子。這種非法暗殺行為是‘戰犯’幹的。戰犯這個名稱，是從反法西斯戰爭中開始。鬱達夫是日本憲兵為了掩飾他們的戰犯行為而加以秘密暗殺的。”“我在1946年寫給全國文藝界協會的一份報告書中說過：‘從達夫一生在文藝上的造詣以及他在淪陷時期的言論行動來看，我不能不承認他有他的偉大。他的偉大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一個人文主義者，也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幾十年過去了，今天我還是堅持以上這個基本看法。我覺得，現在我們紀念鬱達夫，對這位現代著名作傢的藝術傾嚮和政治態度作出評價，首先不應忽視的是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他所堅持的‘五四’精神。”1985年9月27日，新華社報道：現代著名作傢鬱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之事已從日本學者鈴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得到證實。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副教授鈴木正夫早在1966年，他就開始了對鬱達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閱了大量資料後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等地作調查，先後尋訪了上百名瞭解情況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鈴木正夫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找到了當年下令殺害鬱達夫的日本憲兵班長。這名憲兵班長承認，是他下達了殺害鬱達夫的命令，從而證實了鬱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的推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鬱達夫被追認為烈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1957年6月頒發了烈士證。
1926年與郭沫若（後中）、成方吾（右）、王獨清（左）等人創造社成員在廣州。
鬱達夫與王映霞
鬱傢三兄弟。二兄鬱養吾（左）、長兄鬱曼陀。
1938年與郭沫若（中）、埃德加·斯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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