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
|  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
6月10日,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
上世紀初，由於平漢和隴海鐵路在鄭州交會，鄭州的民族工業、手工業和商業得到較快發展。鄭州的戰略地位與日俱增，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等許多大事件都發生在這裏。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汪精衛和馮玉祥在這裏召開的史稱“鄭州會議”的會議，使中國革命史出現了一個轉折。然而，這件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大事件卻鮮為人知。近日，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傢，從而揭開了這個塵封已久的歷史秘密。
不謀而合
“第二次北伐戰爭的迅速勝利，武漢國民革命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在鄭州、開封會師，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武漢國民黨上層代表人物，迫不及待地要會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認為聯合他，反蔣反共的目的就可以實現。於是，就急忙召開了鄭州會議。”昨日上午，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鬍文瀾在接受采訪時說。
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汪精衛偕徐謙、顧孟餘、譚延愷、孫科啓程赴豫。汪精衛此行的目的是和馮玉祥會談，爭取馮玉祥支持其反共反蔣計劃。汪精衛在內外反動勢力的壓迫下，政治立場已經逐漸轉嚮反共、反工農，但對公開反共還有所顧慮：首先，前方戰事勝負未定，如果後方發生“分共”問題，則聯合戰綫為之動搖，無異給張作霖一個絶好的機會；其次，第四方面軍中有相當數量的共産黨員和共青團員，還要靠他們在前方與奉係軍閥酣戰，因此不便提出“分共”問題；再次，北伐軍主力均已開赴前綫，兩湖地區留守部隊難以對付共産黨。汪曾多次嚮唐生智建議：“鑒於戰綫太長，貴部留一小部分在漯河、信陽一帶，公率大部，回鎮武漢。”唐生智一嚮以軍隊為其安身立命之本，他既擔心部下紛紛投靠蔣介石，又擔心因軍隊叛變激起兩湖人民暴動，而喪失他的地盤。因此唐生智也急切地希望結束戰爭，以解後方燃眉之急。總之，汪、唐都把最後的希望押在馮玉祥身上，指望在和國民軍會師後，讓國民軍沿隴海路東進，武漢軍隊順長江東下討蔣；同時，把河南事務交給馮去處理，武漢部隊全部撤回，以便全力對付共産黨和工農運動。於是，鄭州、開封的剋復，第二期北伐的勝利竟成了汪精衛集團蓄謀分裂統一戰綫，“清黨”反共、叛變革命的契機。
左右開弓
１９２７年６月８日、９日，汪精衛和馮玉祥先後抵鄭，住在鄭州中國銀行。
鄭州會議於１０日召開。武漢方面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譚延愷、顧孟餘、孫科、徐謙、唐生智、於樹德、王法勤、鄧演達、張發奎；國民軍方面有馮玉祥、鹿鐘麟、於右任、劉伯堅、劉驥；另外還有蘇聯顧問加倫以及兩方軍政人員熊哲民、何其鞏、孫良誠、何鍵等。
汪精衛集團為了達到拉住馮玉祥、既反蔣又反共的雙重目的，在會上擺出左右開弓的姿態：一面發泄對共産黨和工農運動的不滿，攻擊共産黨“藉口國共合作，搞他的階級鬥爭，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亂”；誣稱共産黨“破壞國民革命”，必須予以“嚴厲製裁”。一面又對蔣介石的獨裁專斷大加譴責，聲稱：“蔣介石要把黨和政府放在他的軍權控製之下，這是我們所反對的。”馮玉祥對共同反蔣問題不作正面回答，一再表示：“希望今後在我們的革命隊伍中加強團结，齊心協力地完成革命大業。”馮玉祥對反共議論則産生共鳴，當即表示要立刻進行“清黨”、“分共”。
四大問題
會議主要就黨務、政治、軍事、工農運動問題進行了協商，並作出了相應的决定。
軍事方面：第四方面軍（包括第四、十一、三十六軍）全部撤回武漢，以“鞏固”後方；取消河南地方武裝靳雲鶚的保衛軍，交由馮玉祥改編；承認馮玉祥在北伐戰爭中擴編的七個方面軍，並任命孫良誠、靳雲鶚、方振武、宋哲元、嶽維峻、於右任、劉鬱芬分別擔任七個方面軍的總指揮。“另外，軍事上還有一個沒有公開的任務，即鎮壓工農革命運動。鄭州會議之前，也就是５月１４日，汪精衛曾秘密召開高級軍官反共會議，那些高級軍官要求‘打倒’共産黨，‘平定’農村秩序。汪精衛當即表示，待北伐勝利，鄭州會師後，可以進行。他以出賣工農的根本利益為代價，去討好這些反動軍官。鄭州會議上所調部隊回湖北即要實現其反動目的。”省委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段德文說這話時敲着桌子，顯得很氣憤。
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陝西、甘肅三省省政府委員會，以馮玉祥為河南省政府主席，於右任為陝西省政府主席，劉鬱芬為甘肅省政府主席。
黨務方面：决定取消西安政治分會，另設立開封政治分會，由馮玉祥、於右任等１１人組成，以馮為主席，聘請烏斯曼諾夫為政治分會顧問。開封政治分會主要負責指導豫、陝、甘三省黨務。並將北京政治分會的工作移到開封辦理。
工農運動方面：他們認為應進一步限製取消河南的工農運動。“汪精衛、何鍵在會上鬍說河南農民運動有反動派、有幼稚病，共産黨搞階級鬥爭破壞了國共合作，破壞了國民革命，必須加以阻止，矯正。他們認為，河南農民問題不完全是土地問題，因為荒地多，衹要有資本就可以開荒。這實際上是反對革除舊的封建土地制度。他們還認為，河南的工廠不多，工人很少，無産階級的組織很難在河南建立，衹要註意手工業者就可以了，這實際上是取消工人運動。並錯誤地下結論，解决河南問題的辦法是盡快建立縣鄉區自治機關，徹底糾正原河南各黨部和農協的做法。特別是要在最短時間內建立農村自治機關，反對一切權力歸農會。在城市裏，用自治機關調整勞資關係解决勞資衝突，使雙方都能接受，這實際上是反對工人同資本傢鬥爭。會議還表示要‘清黨’、‘分共’。參加會議的馮玉祥在思想上産生共鳴，當馮玉祥在會議上聽到武漢方面對工農運動情況的介紹和對工農運動的意見後，感到要打倒北洋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就要‘清黨’和限製工農越軌行動。”段德文一口氣講出了鄭州會議的實質性問題。
“以上决定表明，汪精衛為了拉攏馮玉祥，慷慨地把豫、陝、甘三省黨、政、軍大權交馮掌握，以換取馮對武漢政府的支持。”鬍文瀾接着說。
鄭州會議雖然有頭無尾草草收場，但汪精衛集團通過會議達到了聯馮反共的目的。會後，唐生智班師回漢，執行鎮壓兩湖工農運動和“製裁”共産黨的反革命任務，這就為汪精衛集團日後發動反革命政變聚集了大量的武裝力量。所以，鄭州會議的召開實質上是汪精衛公開反共的信號，是他背叛革命的重要步驟。
“清黨”“分共”
“鄭州會議的目的對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來說，包括共産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在內，聯合馮玉祥共同反對南京方面的蔣介石是一個重要內容，但是這個目的沒有達到。因為馮玉祥與蔣介石早有聯繫，也有了好感。在進軍河南中，馮玉祥將戰報的正本報給蔣介石，將副本報給汪精衛。”段德文說。
鄭州會議後，汪精衛回到武漢，加快了鎮壓工農革命運動，進行清黨，實行所謂鞏固後方的工作。６月１１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委政治會議密令武漢的黨政軍司法各高級長官，嚴查各地所有共産黨機關，準備解散共産黨的機關，逮捕共産黨員。鮑羅廷的職務被解除。６月中旬，在一次會議上，汪精衛進一步重申鄭州會議所形成的意見，並要求立即取締和鎮壓工農革命運動。
鄭州會議使馮玉祥進一步瞭解了武漢方面的情況，於是加快了聯蔣的步伐。緊接着鄭州會議之後，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蔣介石約請馮玉祥舉行徐州會議，達成了寧漢合作，繼續北伐，“清黨”、“分共”的協議。中原會師後的馮玉祥，已成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擁有１０萬軍隊，占據着豫陝甘和包頭地區，北拒奉張，南面左右着寧漢形勢的發展。此時，馮玉祥的政治態度如何，對中國當時的政局發展有着重要作用。鄭州會議後，馮玉祥的政治態度急劇右轉，影響了中國革命的發展，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麯折的一段。鄭州、徐州會議後，馮玉祥在河南開始了“清黨”活動。６月１５日前後，河南共産黨人被迫轉入地下。不久，被驅逐並監禁的軍中政治工作人員就有５００多人。隨後，馮玉祥下令停止一切民衆團體活動，讓工賊占據工人的組織，工人領袖多被指為共産黨，或被捕入獄，或驅逐出境。
馮玉祥為瞭解决自己的財政問題，大量發行不能兌換的軍用券和紙幣，使鄭州、開封、洛陽等地的商民不敢開業。一些地方反動派卻誣為共産黨擾亂金融和市場，使馮玉祥在鄭州、開封等地見共産黨就抓。由於馮玉祥的鎮壓，開封、鄭州、焦作、彰德、六河溝、京漢鐵路、隴海鐵路、道清鐵路等各處黨組織很快遭到破壞。有近２００名共産黨員被抓捕，數十名工人被殺。馮玉祥在農村中積極扶持和拉攏封建地主控製的槍會武裝，對抗農民中的革命力量，還派大批密探監視共産黨在農村的活動。僅從事農運工作的共産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被捕的就有１００人。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杞縣、許昌、彰德等地的農村黨組織受到很大破壞，一些動搖畏懼分子退了黨。轟轟烈烈的河南大革命失敗了。
“鄭州會議後，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衛集團開始‘分共’，大革命徹底失敗。如果說鄭州會議是汪精衛和馮玉祥策劃反共的話，那麽，６月１９日，馮玉祥又與蔣介石在徐州舉行的會議，是密謀蔣汪合作，共同反共的。在革命的危急時刻，共産黨內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僅不做任何事變的準備，反而對汪精衛抱有幻想，甚至命令武漢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把武裝交給國民黨。７月１５日，汪精衛正式召開‘分共’會議，悍然宣佈與共産黨决裂，並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使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口號。政變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大屠殺，武漢地區大批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慘遭殺害。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了三年多的中國大革命失敗了。這一切都是在鄭州會議召開後發生的。所以說，鄭州會議是中國革命史的一個轉折。”說這話時，鬍文瀾顯得很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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