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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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
上世纪初，由于平汉和陇海铁路在郑州交会，郑州的民族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较快发展。郑州的战略地位与日俱增，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等许多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汪精卫和冯玉祥在这里召开的史称“郑州会议”的会议，使中国革命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然而，这件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大事件却鲜为人知。近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从而揭开了这个尘封已久的历史秘密。
不谋而合
“第二次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武汉国民革命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郑州、开封会师，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武汉国民党上层代表人物，迫不及待地要会见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认为联合他，反蒋反共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于是，就急忙召开了郑州会议。”昨日上午，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文澜在接受采访时说。
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汪精卫偕徐谦、顾孟余、谭延恺、孙科启程赴豫。汪精卫此行的目的是和冯玉祥会谈，争取冯玉祥支持其反共反蒋计划。汪精卫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政治立场已经逐渐转向反共、反工农，但对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首先，前方战事胜负未定，如果后方发生“分共”问题，则联合战线为之动摇，无异给张作霖一个绝好的机会；其次，第四方面军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还要靠他们在前方与奉系军阀酣战，因此不便提出“分共”问题；再次，北伐军主力均已开赴前线，两湖地区留守部队难以对付共产党。汪曾多次向唐生智建议：“鉴于战线太长，贵部留一小部分在漯河、信阳一带，公率大部，回镇武汉。”唐生智一向以军队为其安身立命之本，他既担心部下纷纷投靠蒋介石，又担心因军队叛变激起两湖人民暴动，而丧失他的地盘。因此唐生智也急切地希望结束战争，以解后方燃眉之急。总之，汪、唐都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指望在和国民军会师后，让国民军沿陇海路东进，武汉军队顺长江东下讨蒋；同时，把河南事务交给冯去处理，武汉部队全部撤回，以便全力对付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于是，郑州、开封的克复，第二期北伐的胜利竟成了汪精卫集团蓄谋分裂统一战线，“清党”反共、叛变革命的契机。
左右开弓
１９２７年６月８日、９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先后抵郑，住在郑州中国银行。
郑州会议于１０日召开。武汉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恺、顾孟余、孙科、徐谦、唐生智、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张发奎；国民军方面有冯玉祥、鹿钟麟、于右任、刘伯坚、刘骥；另外还有苏联顾问加伦以及两方军政人员熊哲民、何其巩、孙良诚、何键等。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拉住冯玉祥、既反蒋又反共的双重目的，在会上摆出左右开弓的姿态：一面发泄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不满，攻击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诬称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必须予以“严厉制裁”。一面又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断大加谴责，声称：“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冯玉祥对共同反蒋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一再表示：“希望今后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冯玉祥对反共议论则产生共鸣，当即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
四大问题
会议主要就党务、政治、军事、工农运动问题进行了协商，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军事方面：第四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三十六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取消河南地方武装靳云鹗的保卫军，交由冯玉祥改编；承认冯玉祥在北伐战争中扩编的七个方面军，并任命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别担任七个方面军的总指挥。“另外，军事上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任务，即镇压工农革命运动。郑州会议之前，也就是５月１４日，汪精卫曾秘密召开高级军官反共会议，那些高级军官要求‘打倒’共产党，‘平定’农村秩序。汪精卫当即表示，待北伐胜利，郑州会师后，可以进行。他以出卖工农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去讨好这些反动军官。郑州会议上所调部队回湖北即要实现其反动目的。”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段德文说这话时敲着桌子，显得很气愤。
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委员会，以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党务方面：决定取消西安政治分会，另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由冯玉祥、于右任等１１人组成，以冯为主席，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分会顾问。开封政治分会主要负责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并将北京政治分会的工作移到开封办理。
工农运动方面：他们认为应进一步限制取消河南的工农运动。“汪精卫、何键在会上胡说河南农民运动有反动派、有幼稚病，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破坏了国共合作，破坏了国民革命，必须加以阻止，矫正。他们认为，河南农民问题不完全是土地问题，因为荒地多，只要有资本就可以开荒。这实际上是反对革除旧的封建土地制度。他们还认为，河南的工厂不多，工人很少，无产阶级的组织很难在河南建立，只要注意手工业者就可以了，这实际上是取消工人运动。并错误地下结论，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县乡区自治机关，彻底纠正原河南各党部和农协的做法。特别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建立农村自治机关，反对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城市里，用自治机关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使双方都能接受，这实际上是反对工人同资本家斗争。会议还表示要‘清党’、‘分共’。参加会议的冯玉祥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当冯玉祥在会议上听到武汉方面对工农运动情况的介绍和对工农运动的意见后，感到要打倒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就要‘清党’和限制工农越轨行动。”段德文一口气讲出了郑州会议的实质性问题。
“以上决定表明，汪精卫为了拉拢冯玉祥，慷慨地把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交冯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政府的支持。”胡文澜接着说。
郑州会议虽然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但汪精卫集团通过会议达到了联冯反共的目的。会后，唐生智班师回汉，执行镇压两湖工农运动和“制裁”共产党的反革命任务，这就为汪精卫集团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聚集了大量的武装力量。所以，郑州会议的召开实质上是汪精卫公开反共的信号，是他背叛革命的重要步骤。
“清党”“分共”
“郑州会议的目的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来说，包括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内，联合冯玉祥共同反对南京方面的蒋介石是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因为冯玉祥与蒋介石早有联系，也有了好感。在进军河南中，冯玉祥将战报的正本报给蒋介石，将副本报给汪精卫。”段德文说。
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回到武汉，加快了镇压工农革命运动，进行清党，实行所谓巩固后方的工作。６月１１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密令武汉的党政军司法各高级长官，严查各地所有共产党机关，准备解散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鲍罗廷的职务被解除。６月中旬，在一次会议上，汪精卫进一步重申郑州会议所形成的意见，并要求立即取缔和镇压工农革命运动。
郑州会议使冯玉祥进一步了解了武汉方面的情况，于是加快了联蒋的步伐。紧接着郑州会议之后，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蒋介石约请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达成了宁汉合作，继续北伐，“清党”、“分共”的协议。中原会师后的冯玉祥，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拥有１０万军队，占据着豫陕甘和包头地区，北拒奉张，南面左右着宁汉形势的发展。此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如何，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郑州会议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急剧右转，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曲折的一段。郑州、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在河南开始了“清党”活动。６月１５日前后，河南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不久，被驱逐并监禁的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就有５００多人。随后，冯玉祥下令停止一切民众团体活动，让工贼占据工人的组织，工人领袖多被指为共产党，或被捕入狱，或驱逐出境。
冯玉祥为了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大量发行不能兑换的军用券和纸币，使郑州、开封、洛阳等地的商民不敢开业。一些地方反动派却诬为共产党扰乱金融和市场，使冯玉祥在郑州、开封等地见共产党就抓。由于冯玉祥的镇压，开封、郑州、焦作、彰德、六河沟、京汉铁路、陇海铁路、道清铁路等各处党组织很快遭到破坏。有近２００名共产党员被抓捕，数十名工人被杀。冯玉祥在农村中积极扶持和拉拢封建地主控制的枪会武装，对抗农民中的革命力量，还派大批密探监视共产党在农村的活动。仅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被捕的就有１００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杞县、许昌、彰德等地的农村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一些动摇畏惧分子退了党。轰轰烈烈的河南大革命失败了。
“郑州会议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集团开始‘分共’，大革命彻底失败。如果说郑州会议是汪精卫和冯玉祥策划反共的话，那么，６月１９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的会议，是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的。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不做任何事变的准备，反而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甚至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把武装交给国民党。７月１５日，汪精卫正式召开‘分共’会议，悍然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屠杀，武汉地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了三年多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这一切都是在郑州会议召开后发生的。所以说，郑州会议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转折。”说这话时，胡文澜显得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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