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戊戌變法
| 事件經過:
戊戌變法指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産階級政治改革，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又名維新變法，其高潮則為百日維新， 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製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維新成功是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
變法內容
1.政治方面：告誡廷臣捨舊圖新，力行新政，鼓勵官紳市民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隔；諭令各省督撫舉薦通達時務的新政人才；精簡機構，裁剪冗員，取消旗人由國傢供養的特權，准許自謀生計
2.經濟方面：京師設立鐵路礦務局和農工商總局，保護農工商業的發展；奬勵創造發明；改革財政，編製國傢預算决算；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
3.軍事方面：裁撤緑營，精練陸軍，改習洋操；實行徵兵製；添設海軍。
4.文化教育方面：開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兼習中西文科；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開設經濟特科；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准許設立報館、學會；派人出國留學、遊歷。
變法開始
1897年末，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意志帝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占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占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竜新界。列強意圖瓜分剛敗於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鐘。
光緒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親政，但實權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後的手裏。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後同意光緒帝進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緒帝帝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製的决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後光緒帝帝召見康有為， 調任他為京章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 其後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新政內容主要有：裁汰冗員、廢八股、開學堂、練新軍、滿漢平等，等等；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製。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製。康有為嚮光緒帝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正在變法的時候想要推薦使把型號特別地當作明治維新的改革前進了。
戊戌政變新政一開始便遭到原來各大臣的抵製。特別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更是保守派的頭目。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北洋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夜訪袁世凱住處，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太後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嚮榮祿報告。 9月19日，慈禧太後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佈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帝，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衹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啓超逃入日本使館。譚嗣同拒絶出走，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其他數十人被捕，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於9月28日斬於菜市口。徐緻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則發放新疆；陳寶箴革職永不敘用。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即現北京大學）和各地新式學堂被保留外，其餘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廢止。
變法影響
近年亦有歷史學家認為，維新運動自開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緒帝未具備足夠的權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維新派人物（特別是作為智囊的康有為）對政治現實的無知，和他們對西方社會制度的粗糙瞭解，亦註定運動的失敗。
戊戌變法是一場資産階級改良運動。變法失敗後，越來越多的人對清朝統治者感到失望他們認為，要救中國，必須進行革命，推翻清朝統治，仿效西方國傢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變法意義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①戊戌變法，是一次資産階級改良運動，是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維新派試圖在政治上建立資産階級君主立憲製。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符合歷史發展趨勢。②它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維新派希望通過變法使中國走嚮強大，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激發人民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③戊戌變法也是近代中國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資産階級接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這會上起了思想啓蒙作用，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
失敗原因(與日本明治維新相比較）
1、光緒帝和幾個書生的全變和大變的急進變革得罪了整個上層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廢除科舉堵住了某些知識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則是穩健的改革；
2、戊戌變法和之後慈禧太後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壞。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維新派依靠無實權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員及民衆的支持，帝國主義與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封建勢力強大，代表民主資産階級維新派力量薄弱，無法與其抗衡，又加上資産階級的軟弱性和脫離群衆。
上面的兩個原因，以第一條為最主要，下面仔細說一下我的理由：
至於有人說失敗是因為“主觀方面，中國資産階級發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這個是教科書的標準答案，但卻是不符合事實的。其實，這裏的主客觀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封建反動勢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國還強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後，日本九州的封建勢力就發起對新政權的武裝進攻。
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1898年由光緒帝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的影響下，人們基本上認為戊戌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後鎮壓的，慈禧太後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禍根。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 據費行簡《慈禧太後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後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製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 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光緒皇帝素怕慈禧太後，待到慈禧太後坦露心跡，抑鬱頓釋，也就在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蕩，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係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
幾個書生的所做所為就要導致清朝的崩潰了，慈禧太後不得不走出來穩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變”的惡果。在處理戊戌變法上，慈禧太後有功無過。（對專製腐朽政府有功，對人民有劇毒。）慈禧太後當時要是真的要像武則天那樣有野心，那她為什麽不稱帝呢？（如果你和一個有夫之婦有通姦之實，那你為什麽不和她結婚呢？）因為種種原因，慈禧太後已經被醜化的不能再醜化了。（本來就醜，就算用浪費北洋艦隊全年軍餉買來的胭脂塗抹在臉上也依然醜陋）
慈禧太後是支持改革的，（她也支持刀槍不入的義和團）這個由她自己主導的新政證明了這一點，“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製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但處在那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不具備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 識素養。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但這也不能全怪她，那個時代的知識背景就是如此）。她的無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實 績。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受教育水平和時代的局限性，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進程和目標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在新政實行後，還是犯了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的冒進的錯誤，日本的維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後用了8年。由於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導致政局不穩定，導致權力下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路運動。 這裏強調一下，清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通常說的什麽腐敗，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躍進。這和當年蘇聯解體的原因相似，蘇聯解體不是因為腐敗，而是激進的改革。
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製，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註意外交鬥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嚮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絶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傢，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發展起來對其他國傢不利，而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他國傢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無所謂好壞來評價他們的侵略行為。正是為了讓中國這個睡獅永遠也不醒來，西方對日本的改革維新大力扶持，而對清朝晚期的戊戌變法采取破壞行動。所以，從國傢利益角度來說，西方抑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從東西方第一次碰撞就開始了，西方抑製中國的政策現在還在繼續，並在可預見的將來持續下去。西方對中國的抑製和中國姓封，姓資或者姓社無關的。而日本土地面積小，再怎麽發展也不會對西方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麽西方自明治維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個強大的日本控製中國的發展。
戊戌變法另一個失敗原因
戊戌變法中袁世凱的告密是關鍵情節，傳統的說法是：因袁世凱告密而導致慈禧政變。究竟袁世凱怎樣告密？至今衆說紛紜，留下重重疑團。變法運動，從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舊歷）光緒下《明定國是》詔諭開始。接着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啓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决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後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後則或囚或殺。此後事情的發展有不同說法，傳統說法是：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一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嚮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嚮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係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一衆知識份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鹹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自強”，改良生産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清政府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衹靠經濟上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製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嚮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 康有為、梁啓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因為外省舉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車接送，事件亦被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關於《萬國公報》和強學會的建立
公車上書失敗之後，康有為、梁啓超創辦《萬國公報》，通過介紹資本主義國傢的經濟情況，繼續宣傳維新變法。不久，他們聯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定期集會演講。隨後，他們又把《萬國公報》改名為《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發行。維新派的政治團體形成了。
戊戌變法失敗原因再探
摘要：距今一百多年的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聲勢浩大的資産階級改良運動，維新派在當時掀起的這場思想啓蒙風暴對推動中國的近代化過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維新派領導人在變法過程中沒有充分利用這次機遇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創造一個輕鬆和諧的改革環境，反而采取了一係列不利於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不但激化了自己和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而且在維新陣營內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對後來變法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也為我們今天正在進行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和藉鑒。
關鍵詞：戊戌變法，維新派，守舊派，洋務派
百年前的戊戌維新是繼洋務自強破産後中國選擇現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較係統的嘗試。變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通過新舊勢力的妥協，逐步而穩健地達成體製地轉換，促使中國步入現代化富強之路。無奈它衹維持了短短百餘日便被頑固勢力扼殺於搖籃之中，中國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國傢振興的良好機會。這場變法的失敗，不能不令當時以及以後的很多有識之士為之扼腕嘆息。戊戌變法為什麽失敗？戊戌領導人在變法中的一些措施對變法最後的失敗究竟負有怎樣的責任？他們的這些做法對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又有什麽樣的藉鑒和幫助？這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維新派與守舊勢力矛盾的不斷激化
1．維新派與慈禧矛盾的不斷激化
康有為等人在維新運動中，憑一腔救國救民的熱血，一支動人肺腑的妙筆，大造聲勢，全國哄然，展現了他們作為愛國者、思想傢、宣傳傢的卓越才華，然而，他們畢竟疏於政治，對他們來講，怎樣正確估計形勢，如何對待那些封建老朽、舊黨官僚，則大不在行。他們既無實權，又少謀略，衹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緒身上。可光緒帝雖有抱負，在政治上支持變法，但他長居深宮，終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個不折不扣的傀儡，變法因此也面臨極大的睏難，但這並不等於說變法就沒有成功的希望。問題在於如何製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爭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甲午戰敗後，清政府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以公車上書為起點的愛國知識分子掀起了變法救亡的熱潮，這種熱潮也波及到統治階級內部，他們中的某些人物有救亡圖存的要求，有參與變法的可能，或至少是不反對變法，即使慈禧，在當時也贊同在她許可的範圍內變法。
如王照在《方傢園雜詠紀事》中寫道：“慈禧但知權利，絶無政見”，“若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為也”，慈禧本人也說，衹要“不遺祖製”，其餘均可由光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
再如《周馥年譜》寫道：“康有為屢上救時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時太後退居頤和園，不與政，但屬上勿專信新進急切改圖而已。”這也說明慈禧並不反對變法。
陳夔竜《夢蕉亭雜記》寫道：“光緒戊戌政變，言人人殊，實則孝欽並無仇新法之意，徒以厲害切身，一聞警告，即刻由澱園還京……”時任京官、與奕邼、榮祿關係密切的陳夔竜是反對變法的，但他竟明確說慈禧“無仇新法之意”，並說她之所以發動政變，乃是“利害切身”所引起的，這應該是可信的。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我們從《康南海自編年譜》中，也可以看到有關慈禧並不反對變法的記述：“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廢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棟折上，上即令為臣擬旨…………剛毅請下部議。上曰：若下禮部，彼等必駁我矣。剛毅曰：此事重大，行之數百年，不可廢，請上細思。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剛乃不敢言。及將散，剛毅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上乃不作聲。既而曰：可請知故待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後懿旨，而至初五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於西後，下扼於頑臣，變法之難如此。”
康有為這段記述是企圖說明“西後”和“頑臣”對變法的阻撓，但我們從中卻可以看到：第一，變法重要內容之一的廢八股“上諭”，是經慈禧批準的，表明了慈禧贊同這項變法；第二，對於廢八股，剛毅反對，慈禧贊同，說明慈禧和頑固派官僚對變法的態度並不一致；第三，康有為以廢八股“上諭”的頒布為例，說明“百事皆如此”，表明大量的變法“上諭”是經慈禧同意的。總的說，當時慈禧對整個變法運動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
此外從慈禧嚮來的作為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慈禧自1861年“北京政變”至死，實際上成為中國最高的統治者。縱觀她的一生，在中國歷史上起着消極作用是無疑的。但也不能說，她就死心塌地地甘願充當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甘願中國永遠停留在極端貧弱的地位上。不然，我們也就無法解釋為什麽在她統治時期，中國興起了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進行了幾次反抗外敵侵略的民族戰爭、以及20世紀初年實行“新政”、1906年清廷許諾“預備立憲”，等等。實際上這一切衹是以有利於或是權衡起來比較地有利於她權位的鞏固為前提。這樣看來，慈禧與思想極端守舊、抗拒一切新事物的封建頑固派是有所不同的，衹要是有利於她權勢地位的鞏固，她是不會拒絶“變通”傳統統治模式的。所以說，如果她認為維新變法不會損害甚至有利於她權勢地位的鞏固的話，她是不會反對的。
可見慈禧當時並不反對變法，而且持贊同態度，如果康有為等人以及光緒能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並采取措施乃至調整變法步伐，或依王照之見，“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把“主張變法”這頂桂冠送給慈禧，策略地維持她的“權威”地位，以爭取她對變法的進一步支持，或許就不致於發生後來的政變，而且還可以排除頑固派官僚對變法的阻力，使變法得以進行下去。但是康梁等人對光緒深懷“知遇之恩”的感情，並受到光緒對慈禧不滿情緒的感染，使得康有為等人看不到慈禧對變法的贊同態度，堅决“扶此抑彼之策”，甚至把慈禧的贊同視為阻撓，“以那拉氏不可造就之物”。（如上述提到的廢八股，光緒五月初二“詣頤和園請懿旨”，初五很快就得批準，而康有為竟視此是“上扼於西後”，並為“百事皆如此”而深為感嘆！）這種策略性的失誤最終惹惱了慈禧本人，為後來的戊戌政變埋下了隱患。
走“君權變法”路綫的維新派，沒有積極去爭取控製着朝政的慈禧對變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緒與慈禧矛盾日深的情況下，捲入了後黨、帝黨之爭的漩渦，這應該說是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但這並不等於說，如爭取到慈禧的支持和不捲入後黨、帝黨之爭，變法就可以取得成功，因為要使變法成功，還要有其它種種條件。
2．與地方守舊勢力的利益衝突
當然成功的變法，首先依賴於變法者握有相當強大的國傢權力，構成強有力的領導變法的核心，足以將變法法令有效地貫徹下達。但縱使變法在中央一層沒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實權，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背景下，變法法令亦難以順利、有效地在全國推行，達到目的。變法成功與否，關鍵還取决於變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實貫徹實施。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擁有相當的權威足以使法令暢行於地方。這是各國政府推進現代化運動所必須具備的條件。無論是西歐，還是俄國、德國、日本，當現代化啓動之時，就出現了一個強大的王權或中央政府。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更需要有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然而，清季的朝廷，遠沒有具備這種權威。“及至19世紀下半葉，現代化真正啓動之時，清政府卻處於江河日下的政治衰敗之中，已無從扮演領導現代化的軸心角色。”自太平天國運動以後，由於地方勢力膨脹，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經迅速式微，長期的內外緊急形勢，迫使軍政財政大權從中央嚮地方轉移，最終導致權威失落、地方割據、社會失序的大動亂局面。各省擁有實權的地方勢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裏。全國名為統一，實為一盤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敗，致使清廷想調集全國力量，共赴國傢大事，推進現代化時，已經表現出相當的無所作為。
清廷中央控製全國局面的如此無能為力及全國的一盤散沙，表明變法即使在中央沒有遇到阻力，亦難以有效地推廣到地方。特別是，掌握地方大政者，又大都是頑固勢力。他們無論在利益上，觀念上都難以接受變法。如果這時候維新派能夠采取一些折中或者至少不那麽激烈侵犯這些舊官僚既得利益的措施和方法，並對敵對陣營采取分化瓦解，爭取到地方洋務派對自己的支持，那麽至少變法在地方的推行可以解除掉許多本來不必要的阻力，並獲得一些來自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在變法面臨極大阻力地情況下，維新派沒有采取正確的措施，反而一味加快步伐，強行推行變法，過火地打擊阻撓變法的官員，不斷加深自己和守舊派本就存在的矛盾。有幾件事情特別引起舊黨的反對。
首先是廢八股興學堂。這是維新派的一貫主張，勢在必行。但由於缺乏必要的步驟，全面推開，觸及面廣，結果在知識分子中造成了一個大的反對面。以致當梁啓超聯合百餘人上書請求廢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時候，引起士子的強烈仇視和抵製，他們遍播謠言，梁也幾乎因此而被毆擊。”這一點，張之洞倒是看得清楚，他曾對梁啓超說他不願上折請廢八股，是因為“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纔，數百萬童生之怒。”這一方面說明張之洞圓滑，另一方面說明當時阻力之大。廢八股無異於使讀書人失業，直接損害了當時找不到其他出路得知識分子的利益。此外，由於經費難籌，維新派建議改祠廟為學校，7月10日光緒下詔：“至於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曉諭居民，一律改為學堂。”然而卻立即遭到僧人們的反對。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觸情緒最大，他們紛紛賄賂權貴，與內部的反動勢力勾結，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認為光緒已經信奉西方宗教”，矛頭直指光緒，可見宗教界的阻力之大。
第二，合併衙門裁汰冗員。8月30日，光緒下詔：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外省裁撤湖廣、廣東、雲南三省巡撫。東河總督及不辦運務之糧道，僅管疏銷之????暨佐貳之無地方責者，均著裁汰。由於裁撤面較寬，對裁撤縣衙後冗員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慮，加之在裁撤過程中采取了一些強行封查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層人員頓時失業，無法度日。陳夔竜說：“戊戌政變，首在裁官，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數十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感”。這種在極短時間內，從中央到地方極其廣泛的裁撤之風，造成極大的社會動蕩。
第三，裁撤緑營和讓旗人自謀生計。除了行政衙門的裁並外，光緒還下令裁減緑營，又令準旗人自謀生計。過去旗人不營生計，過的都是寄生生活，現在要裁撤緑營以及讓旗人“各習四民之業，以資治生”。這是個帶普遍性質的社會問題，既關係到幾十萬緑營官兵的去留出路，也關係到很多旗人生活，以致使這些為數衆多的營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詛咒新政。
廢八股，“觸及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纔，數百萬童生之忌”，等於斷送了他們及現職官吏子弟的前程；裁撤冗員，將使全國成千上萬的官吏免去官位，十數名巡撫丟失地方大員的寶座；裁緑營及命八旗子弟自謀生計，更將使身無一技之長的百餘萬衆陷入絶境。所有這些人，構成了頑固勢力堅實的社會基礎，他們必欲利用對於地方局面控製的方便，千方百計阻撓變法。衆所周知，變法法令下達後，衹有湖南巡撫陳寶箴認真執行，餘者大多采取觀望、抑製的態度。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鐘麟，對朝廷諭令籌辦之事，“竟無一字答復”或“置若罔聞”，不把中央放在眼裏。為此，1898年8月26日，光緒頒布了一道上諭，頗有感觸地嘆曰：“近來朝廷整頓庶務，如學堂、商務、鐵路、礦務一切新政，迭經諭令各將軍督撫切力等辦……乃各省積習相沿，因循玩懈，雖經嚴旨敦迫，猶復存觀望。”這一局面充分說明了，變法法令要有效地推及全國，是何等艱難！
二、維新派與民衆矛盾的激化
維新派在處理與人民群衆的關係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們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說，他們對民衆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視群衆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變法最終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變法失敗不久，梁啓超回顧整個過程說，康有為最先提倡民權，“然，其言實施政策，則註重君權”。理由是中國數千年的陋習未改，民智未開，驟然給予權力，難以行通。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維新派主要領導人對民衆力量的忽視和認識不清。
在對待民衆參政的問題上，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裏有一段比較“精闢”的回答。他稱之所以反對中國開議院（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運動的主流派都主張“尊君權”，“以君權雷厲風行”變法，拒絶開議院），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民衆的“民智”低下。他說，“民智”的基礎在於建立學校，而學校和議會的關係是相聯繫、相始終的。“故學校未成，知識未開，遂興議會者，取亂之道也。學校既成，知識既開，而猶禁議會者，害治之勢也。夫議會之終不能禁，猶學校之必不能廢也”又說，日本國勢大振，能夠與西方國傢改訂條約，恢復本國的自主權力，發揚民權，收效神速！“然，必自大開民智始。民智不開，遂用民權，則舉國聾聲，守舊愈甚，取亂之道也。故立國必以議院為本，議院又必以學校為本。”兩段話看來都是強調開議院、興民權，但又都是和當時民衆的教育水平聯在一起，或混為一談，並由此推斷出教育不發達，講民權不但無益反而是“取亂之道”。對民衆的鄙視可見一斑，更因此勸光緒切不可操之過急。中國“民智未開，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議政。適增其阻撓而已。令府州縣開之，以奉宣德意、通達下情則可。日本亦至二十餘年始開議會，吾今於開國會，尚非其時也”。走君主立憲資本主義政體的維新派其根本目標就是開議會、行憲法，但其主要領導人在這點上不但沒有堅持走群衆路綫、積極到群衆中去宣傳自己的變法思想和救亡圖存的抱負，從群衆中獲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藉口“民智未開”，有意拉大自己和民衆運動之間的距離，擡高自己的同時卻喪失了來自民間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這不能不說是維新派在處理與社會各階層關係的時候的一着敗棋。後來的歷史表明，决定了中國改革或革命最終成敗與否的决定性力量都源於民間，這不能不說是對維新派忽視群衆力量在變法過程中的作用的一個巨大的諷刺。
在“百日維新”短短的103天內，光緒共發佈各種諭旨三百餘件，平均每天頒布三道變法詔令。這些詔令可以說是不分輕重緩急、雪花般地狂飛而下，改革官製、改革法律、改革軍事、改革經濟、改革文教、改革人才選拔制度等等，齊頭並進。幾乎每一項變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傢萬戶，牽動億萬人心。但由於缺少必要的步驟和充分的宣傳、組織工作，廣大人民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結果，這場突如其來、全面迅猛實行變法的傾盆大雨，澆得人們暈頭轉嚮，無所適從。人們信心不足，疑問很多。不少人處於觀望、疑慮，甚至抵觸情緒之中，就連變法者內部，對變法能否取得成功也毫無把握。如康廣仁就認為變法“規模太大”，“包攬太多”，“安能有成？”康有為也深感變法難行，他自謂在百日維新中“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國”，如果最後變法成功那就是天意，已預感到失敗得危險。維新派自己對變法都沒有必勝的信念，卻簡單的把“民智未開”拿來做擋箭牌顯然是不成立的。
此外維新派在一些具體的變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衆的利益，引起了這部分人的不滿和憤怒，更加深了自己與人民群衆的誤會，從而更孤立了自己這一方的力量。如下令禁止在前門大街設攤貿易，將所有攤販趕至東西兩河沿，甚至店鋪禁止懸挂幌子，違者受處罰，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為之一空。這種過激的做法，直接損害了一些下層群衆的現實利益。還有那些“除去蒙蔽錮習”之舉，本意是為了掃除頽風，但此舉觸動了社會風氣和人民群衆的習俗。人們的風俗習慣是一種歷史現象，是在長期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紙命令可以革除。譬如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的風俗的詔令一傳出，旗人的不滿達到了頂點。剪辮子與否無關大局，可以暫緩推行，由於過早強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騷動。
維新派把自己的活動範圍局限於帝黨官僚和士大夫階層的少數人的小圈裏面，沒有去觸及或者說不願觸及占人數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主要是農民）的問題即土地問題和與之相關的溫飽問題，這也引起農民對變法的漠視甚至抵觸。加上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衆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維新不僅未涉及解决農民的土地問題，反而主要是學習、仿效西方文明，自然與下層人民的利益相距太遠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見，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們所正在進行的改革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其中會影響以後改革的走嚮和成敗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三農”問題。我們說改革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響應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會基礎。而在中國，占人口大多數的是農民階級，因此任何改革者想跳過這個問題而直接去解决經濟、政治領域的其他問題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維新派內部的分裂
1．洋務與維新從蜜月到走嚮陌路
從公車上書到詔定國是，是維新運動初步發展的階段。運動開始時，因為改革的主張一致或者接近，洋務派與維新派之間互相聯絡，互通聲氣，推動了變法活動的展開。維新派把洋務派看作同志，洋務派把維新派當成本門中的後起之秀，互相提攜。這一點，在張之洞與康、梁的交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1895年11月，康有為等建上海強學會，到南京拜訪了時署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在二十餘天的時間裏，康有為與張之洞“隔日一談，每至深夜”，十分融洽。張之洞回湖廣總督任上，梁啓超又去拜訪，張之洞“撇下諸客延見”，大有相見恨晚之勢。他先是自己出面，後又通過幕僚，勸留梁啓超出任時務院長、並充當他的高級智囊，語氣殷勤。梁啓超最後雖婉言辭决，但深受感動，表示要對張之洞執弟子之禮，並稱贊張之洞說：“今海內大吏，求其通西學，深見本源者，則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精研體要，尤莫吾師若。”另一位維新派主要人物譚嗣同也與梁啓超同感：“今之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略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際者，要惟張香帥一人。”
對於維新派出面倡導的活動，洋務派大都抱支持的態度。公車上書後不久，康有為在京發起強學會，這是維新派組織的第一個團體，但參加者多數是洋務派官員。洋務大員張之洞、劉坤一捐資支持，並在會中列籍。
又如上海強學會是在張之洞的支持、贊助下建立的。當康有為勸說張之洞時，張之洞“頗以自任”，大力贊成，並派親信幕僚梁鼎芬、黃紹箕赴上海協助，還捐銀1500兩作會費。由於張之洞的表率，其他一些洋務官員也紛紛解囊。由康有為執筆的上海強學會“序”，以張之洞的名義發表，參加上海強學會的人物，幾乎都與張之洞有關係。
湖南新政是戊戌維新運動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這一時期維新派和洋務派合作的結果。湖南諸新政的舉辦，得到了洋務派官員陳寶箴、黃遵憲、江標、徐仁鑄等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陳寶箴支持建立了時務學堂，聘請梁啓超為教習，熊希齡為提調，宣傳新學、鼓吹變法，成為湖南新政的一個核心機關。此後，譚嗣同、唐纔常諸人又在陳寶箴的支持下創辦南學會、《湘報》。陳寶箴、黃遵憲諸人還在湖南推行其他一些改革，如興辦礦業、電報、輪船；仿造西方警察制度創辦保衛局；開辦新式學堂等等，使新政漸具規模。梁啓超後來回憶說：“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私立學府紛紛並起，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這一時期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的各種學會、學堂、報刊等等新政宣傳、組織機關，大都有洋務派的支持和參予，有些就是洋務派創辦的。這些活動擴大了維新變法的聲勢，集中了維新的社會力量，為維新運動走嚮高潮創造了條件。離開洋務派的支持和參予，是不可能出現這種局面的。
但維新派主要領導人並沒有抓住與洋務派親密合作的時機進一步達成對變法的共識，反而在帝黨人物的影響下，對洋務派實權人物李鴻章予以指責、排斥。最明顯的例子是李鴻章當時也表示要捐資給強學會，但遭到康有為的嚴厲指責和抵製，最後不得不作罷。李鴻章雖然當時的名聲很差，但仍擁有實權，且在朝中有相當的影響力，最重要的，李鴻章在對待變法是持歡迎態度的，這從他的一係列活動中都可以看出來。如在京師大學堂創辦活動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維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鴻章時在總理衙門，他引經據典，製定了並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實行。雖然被維新派拒絶加入其陣營，但李鴻章對康有為等人的作為頗為贊許，據時人記載：“（李鴻章）逢人輒語雲：‘康有為吾不如也，廢製之事，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為康黨。”即使在戊戌政變後，他仍直言“捕新黨之謬”，當西太後說有人告他是新黨時，李鴻章坦然表示：“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新黨，臣無可逃，臣實是康黨。”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營救獲罪的徐緻靖，安排張元濟到上海落腳。就是這樣一位對維新運動予以很大支持和幫助的老權臣，僅僅是嫌棄他名聲太臭，而始終拒絶其加入變法陣營，這不僅使維新派最終失去了來自李鴻章對變法的極力支持，也在洋務派內部對維新運動的態度上産生了分裂，以李鴻章、劉坤一為代表的一批洋務實權人物逐漸遠離變法中心，開始對變法采取“若即若離”的態度，這雖有利於變法的開始興起，但隨着變法運動的深入，維新派與頑固派矛盾越來越激化，力量對比越來越懸殊的情況下，這批觀望派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顯然不可能對自命清高的維新派予以更多的幫助和支持，維新運動此時要想成功顯得更舉步維艱。
而另一方面，隨着運動的深入，維新派的書生意氣與張之洞等維新派陣營中務實重利的洋務派之間也開始産生裂痕。
康有為等維新派從理想出發，他們多重終極目標而不太重視具體可行的過程和手段，把官製改革和人事變革當作變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如1989年1月24日總理衙門奉命傳康有為問話，詢問有關變法事宜，康有為提出“首變官製”。變法前後他們也不時提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建議和主張，如康有為提出變法要先殺幾個守舊大臣，譚嗣同常講變法要流血等等。變法高潮中這派人四處活動軍隊將領，要包圍頤和園，撲殺西太後等，其政治方面的稚嫩暴露無疑。
而以張之洞等人為首的洋務派多是封疆大吏，身居要職，深諳官場之道，比起激進的維新派來說，他們主張從教育文化、經濟社會入手，一點一滴的基礎上做起，註重處理與現有社會體製的關係，力爭減少阻力，在現有制度許可的範圍內進行變法。應該說，洋務派的見解和看法是符合當時的整個社會氛圍，而且可以減少來自頑固勢力的阻撓，但維新派並沒有把洋務派思想的這些可取的方面融入到自己的變法思想中來，使兩種主張不僅沒有能夠由最初的聯盟而走嚮完全的統一，反而很快對立和衝突起來。
這種對立和衝突首先表現為圍繞着《孔子改製考》和《新學偽經考》等而展開的學術理論上的爭論。
康有為在《孔子改製考》中將孔子斷為改製先驅，六經為孔子改製所假托，即以君主立憲製代替君主專製，這引起了洋務派的一致反對。孫傢鼐批評《孔子改製考》等書，“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煽惑民志，是導天下於亂也。”他請光緒明降諭旨，將康有為著作中有關孔子改製稱王等字樣，“亟令刪除”。大吏中思想最開放的陳寶箴也奏請光緒，為釐正學術，造就人才，命康有為將《孔子改製考》自行銷毀。張之洞的批評尤為激烈，在《勸學篇》中，張之洞說，今文經學本為西漢時“麯學阿世”之徒所偽造；“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為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大毒可以殺人。”特別提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即把康有為歸為亂臣賊子一流。
其實，今古文經學之爭本為學術之爭，康有為卻用今文經學宣傳其政治思想，姑且不去論這種方式對變法成敗的利弊究竟哪個大，單就處理與洋務派的關係這一方面來看，也是得不償失的，超出了學術範圍而上升到政治高度，自然會讓本質上是地主階級的洋務派顯得十分難受，然而維新派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不但沒有達成與洋務派的互解，在自己羽翼未滿的之時暫時作出一定的讓步，盡量回縮自己立憲的立場，與洋務派達成共識以推動變法的繼續深入，反而進一步把這種爭論提升到社會領域展開激烈的爭論和交鋒，不久又進一步發展為實際變法過程中的人事對立和衝突，兩派的誤會隨着變法的深入越來越深，最終積厚難返，走嚮分裂。
從改革的同盟軍最終變成改革的陌路人甚至敵人（張之洞在戊戌政變後，立即上書，請重懲維新派，並多次與日本駐華使節交涉，試圖引渡逃亡日本的康、梁等人），不能說，責任全都在維新派一邊，但在自己勢單力孤的情況下，適當的收回一些原則和立場，取得改革同盟中實力派的支持，采取迂回戰術，放眼將來，靜靜的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以爭取變法最終的勝利纔不失為維新派的上策。這或許也可以當今改革者提供一點警醒和藉鑒，在維護改革陣營內部的團结問題上，切不能像維新派一樣意氣用事、率性而為，最終影響到整個改革的大局。
2．改革陣營內部黨同伐異，危機重重
在改良派內部也存在着諸多矛盾，直接影響着改革的進程與成敗。
改良派之所以始終不能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集團，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它的重要分子最初衹是憑思想傾嚮相同結合在一起，當遇到具體的變法事宜和阻力時，內部成員本身素質的高低决定了他們在遇到問題時意見的不統一，分裂於是成為了一種必然。康有為反對開議院、行憲法的主張，暴露了他們在變法政治綱領上有矛盾、分歧。
譚嗣同、林旭站在激進的一翼，主張開議院、行憲法，康有為記載說：“於時，復生等又欲開議院，吾以舊黨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舉新政，吾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故議請開懋勤殿”。譚嗣同、林旭主張開議院，是在他們參予新政事宜，取得起草上諭的權力以後，不過言論沒有留下來。就譚嗣同來說，他反對君主專製的思想，在《仁學》中講了不少，也很尖銳。例如他認為孔子學說的本意，是“黜古學，改今製，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世界上最初本無所謂君臣，都是民，因為要有人辦事，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等等，當他談到“共舉之君”的時候，所描寫的，與其說是立憲政體的君主，不如說更像資産階級共和國民選的總統。在討論是否開議會、行憲法時，譚嗣同這方面的思想難免有所表露，堅持衹能開制度局的康有為必然強烈反對。
他們之間的政治綱領上的分歧，使康有為以至忍不住在背後對譚嗣同、林旭咒駡攻擊。康有為自己記載：他對梁啓超說，譚嗣同、林旭二人的相貌舉止，都不像開過功臣的樣子。“今茲維新，關中國四千年大局，負荷非常，而二者起布衣而驟相，恐大禍將至矣。昔何晏、鄧颺執政，而管公明謂其鬼幽鬼躁，必及於難。吾今俱矣。”何晏、鄧颺都是魏國浮薄文人，因為依附曹爽，被司馬懿所殺，滅三族。據說江湖術士曾給他們相面，斷定他們不得好死，有“鬼幽鬼躁”的話，康有為用這種荒唐無稽的謊言來評論譚、林，相反，對地位很低，在維新運動中很少為人所知的徐仁鏡（徐緻靖次子）、徐仁錄（徐緻靖侄）極力吹噓，說他們“形相甚好，可入軍機”。他對同一陣營的激進分子反感是如此露骨，維新運動再繼續下去，也必然從內部分裂、拆夥。
改革派內部對待政治綱領的這種情況，說明他們中少數激進分子是很孤立的，並遭到猜忌的，康梁以下的妥協勢力居於主導地位。光緒下的很多詔令雖然不能兌現，他還是有發佈命令的權力。關於開議院的問題，第一次由闊普通武提出，光緒準備實行，闊普通武並由此擢升侍郎，康有為認為“萬不可行”，結果放棄了。第二次，譚嗣同、林旭又提出，康有為又“力止之”，結果也是放棄了。已經被任命參預新政的楊銳，這時給人寫的信裏面說：“現在新進喜事之徙，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康有為也說，光緒這時“於變法勇决已甚”。沒有康有為一再阻撓，他下一道宣佈“準備立憲”之類的諭旨，很可能辦到。這對變法的結局不會有什麽改變，但改良派至少因此還表現出有遵守自己政治綱領的勇氣。康有為等人缺乏這點勇氣，希望留下一條道路，與洋務派封建大官僚取得妥協，但最後卻還是親手劃清了自己和洋務派的界限。在這個問題上，比他們的“聖主”光緒皇帝還不如一些。
可以說，康有為作為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人，在維護維新派內部的團结和統一上本身負有很大的責任。
在戊戌期間，康廣仁就對其胞兄有過這樣的批評：“規模太光、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動太大。”康帶有霸氣的舉動，有時不但對變法大局無補，還造成維新派內部的分裂，改《時務報》為官報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康為了早日取得對《時務報》的控製權，與該報原經理汪康年發生齟齬，康徑自去電兩江總督劉坤一，指責汪不合作，以致汪“私改（《時務報》為《昌言報》），抗旨不交”的言語，竟見於8月22日上諭，光緒還命黃遵憲路經上海時，“查明原委，…………毋任彼此各執以意見”當時襢護汪康年者即有康“挾天子以令錢塘一布衣”的譏評，而“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因康、汪爭執越益顯著”。改革派的內耗由此可見一斑。本身力量羸弱，不去爭取對改革抱有同情心的開明官吏和洋務派的支持，反而忙於內部的爭權奪利，維新最終走嚮失敗可以說有其必然的一面。這也為我們今天的改革敲響了警鐘，改革部門的一把手們在改革自己部門腐敗頑固勢力的同時，也必須註意自身陣營的團结和和諧，吸取維新派處理內部問題上的前車之鑒
變法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一項巨大的社會係統工程。它需要社會環境各方面的協調發展。但維新派在變法過程中並沒有采取正確的措施，改革上則嚴重剝奪西太後、軍機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撫的大權，下則廣泛觸及八股士子、無業旗民的利益，這使得變法缺乏一個擁有實權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缺乏一群能有效地將變法法令推行到全國的地方實力派的默許和支持，更缺乏一個能普遍認同變法的社會心理環境，變法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嚮了失敗。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