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戊戌变法
| 事件经过: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变法内容
1.政治方面：告诫廷臣舍旧图新，力行新政，鼓励官绅市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谕令各省督抚举荐通达时务的新政人才；精简机构，裁剪冗员，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准许自谋生计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变法开始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变法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失败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皇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对专制腐朽政府有功，对人民有剧毒。）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如果你和一个有夫之妇有通奸之实，那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本来就丑，就算用浪费北洋舰队全年军饷买来的胭脂涂抹在脸上也依然丑陋）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她也支持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另一个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後，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後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後。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後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关于《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建立
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演讲。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探
摘要：距今一百多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维新派在当时掀起的这场思想启蒙风暴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改革环境，反而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不但激化了自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而且在维新阵营内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对后来变法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和借鉴。
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派，守旧派，洋务派
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尝试。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这场变法的失败，不能不令当时以及以后的很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戊戌领导人在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对变法最后的失败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他们的这些做法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帮助？这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维新派与守旧势力矛盾的不断激化
1．维新派与慈禧矛盾的不断激化
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凭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一支动人肺腑的妙笔，大造声势，全国哄然，展现了他们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越才华，然而，他们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变法因此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变法救亡的热潮，这种热潮也波及到统治阶级内部，他们中的某些人物有救亡图存的要求，有参与变法的可能，或至少是不反对变法，即使慈禧，在当时也赞同在她许可的范围内变法。
如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慈禧本人也说，只要“不遗祖制”，其余均可由光绪“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再如《周馥年谱》写道：“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这也说明慈禧并不反对变法。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厉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时任京官、与奕邼、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反对变法的，但他竟明确说慈禧“无仇新法之意”，并说她之所以发动政变，乃是“利害切身”所引起的，这应该是可信的。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从《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慈禧并不反对变法的记述：“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为臣拟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毅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
康有为这段记述是企图说明“西后”和“顽臣”对变法的阻挠，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第一，变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废八股“上谕”，是经慈禧批准的，表明了慈禧赞同这项变法；第二，对于废八股，刚毅反对，慈禧赞同，说明慈禧和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态度并不一致；第三，康有为以废八股“上谕”的颁布为例，说明“百事皆如此”，表明大量的变法“上谕”是经慈禧同意的。总的说，当时慈禧对整个变法运动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
此外从慈禧向来的作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慈禧自1861年“北京政变”至死，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纵观她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消极作用是无疑的。但也不能说，她就死心塌地地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中国永远停留在极端贫弱的地位上。不然，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统治时期，中国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几次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1906年清廷许诺“预备立宪”，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以有利于或是权衡起来比较地有利于她权位的巩固为前提。这样看来，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抗拒一切新事物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是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是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统治模式的。所以说，如果她认为维新变法不会损害甚至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的话，她是不会反对的。
可见慈禧当时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持赞同态度，如果康有为等人以及光绪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乃至调整变法步伐，或依王照之见，“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把“主张变法”这顶桂冠送给慈禧，策略地维持她的“权威”地位，以争取她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或许就不致于发生后来的政变，而且还可以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得以进行下去。但是康梁等人对光绪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情，并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使得康有为等人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坚决“扶此抑彼之策”，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以那拉氏不可造就之物”。（如上述提到的废八股，光绪五月初二“诣颐和园请懿旨”，初五很快就得批准，而康有为竟视此是“上扼于西后”，并为“百事皆如此”而深为感叹！）这种策略性的失误最终惹恼了慈禧本人，为后来的戊戌政变埋下了隐患。
走“君权变法”路线的维新派，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的漩涡，这应该说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如争取到慈禧的支持和不卷入后党、帝党之争，变法就可以取得成功，因为要使变法成功，还要有其它种种条件。
2．与地方守旧势力的利益冲突
当然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及至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府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动乱局面。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廷想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推进现代化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
清廷中央控制全国局面的如此无能为力及全国的一盘散沙，表明变法即使在中央没有遇到阻力，亦难以有效地推广到地方。特别是，掌握地方大政者，又大都是顽固势力。他们无论在利益上，观念上都难以接受变法。如果这时候维新派能够采取一些折中或者至少不那么激烈侵犯这些旧官僚既得利益的措施和方法，并对敌对阵营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到地方洋务派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至少变法在地方的推行可以解除掉许多本来不必要的阻力，并获得一些来自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在变法面临极大阻力地情况下，维新派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反而一味加快步伐，强行推行变法，过火地打击阻挠变法的官员，不断加深自己和守旧派本就存在的矛盾。有几件事情特别引起旧党的反对。
首先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是维新派的一贯主张，势在必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步骤，全面推开，触及面广，结果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个大的反对面。以致当梁启超联合百余人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时候，引起士子的强烈仇视和抵制，他们遍播谣言，梁也几乎因此而被殴击。”这一点，张之洞倒是看得清楚，他曾对梁启超说他不愿上折请废八股，是因为“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这一方面说明张之洞圆滑，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阻力之大。废八股无异于使读书人失业，直接损害了当时找不到其他出路得知识分子的利益。此外，由于经费难筹，维新派建议改祠庙为学校，7月10日光绪下诏：“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然而却立即遭到僧人们的反对。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触情绪最大，他们纷纷贿赂权贵，与内部的反动势力勾结，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认为光绪已经信奉西方宗教”，矛头直指光绪，可见宗教界的阻力之大。
第二，合并衙门裁汰冗员。8月30日，光绪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广、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暨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著裁汰。由于裁撤面较宽，对裁撤县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数十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这种在极短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极其广泛的裁撤之风，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第三，裁撤绿营和让旗人自谋生计。除了行政衙门的裁并外，光绪还下令裁减绿营，又令准旗人自谋生计。过去旗人不营生计，过的都是寄生生活，现在要裁撤绿营以及让旗人“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这是个带普遍性质的社会问题，既关系到几十万绿营官兵的去留出路，也关系到很多旗人生活，以致使这些为数众多的营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诅咒新政。
废八股，“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等于断送了他们及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裁撤冗员，将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免去官位，十数名巡抚丢失地方大员的宝座；裁绿营及命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更将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众陷入绝境。所有这些人，构成了顽固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必欲利用对于地方局面控制的方便，千方百计阻挠变法。众所周知，变法法令下达后，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余者大多采取观望、抑制的态度。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朝廷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答复”或“置若罔闻”，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为此，1898年8月26日，光绪颁布了一道上谕，颇有感触地叹曰：“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力等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存观望。”这一局面充分说明了，变法法令要有效地推及全国，是何等艰难！
二、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在对待民众参政的问题上，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有一段比较“精辟”的回答。他称之所以反对中国开议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主流派都主张“尊君权”，“以君权雷厉风行”变法，拒绝开议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民智”低下。他说，“民智”的基础在于建立学校，而学校和议会的关系是相联系、相始终的。“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又说，日本国势大振，能够与西方国家改订条约，恢复本国的自主权力，发扬民权，收效神速！“然，必自大开民智始。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两段话看来都是强调开议院、兴民权，但又都是和当时民众的教育水平联在一起，或混为一谈，并由此推断出教育不发达，讲民权不但无益反而是“取乱之道”。对民众的鄙视可见一斑，更因此劝光绪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令府州县开之，以奉宣德意、通达下情则可。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会，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走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政体的维新派其根本目标就是开议会、行宪法，但其主要领导人在这点上不但没有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从群众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借口“民智未开”，有意拉大自己和民众运动之间的距离，抬高自己的同时却丧失了来自民间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不能不说是维新派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时候的一着败棋。后来的历史表明，决定了中国改革或革命最终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力量都源于民间，这不能不说是对维新派忽视群众力量在变法过程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这些诏令可以说是不分轻重缓急、雪花般地狂飞而下，改革官制、改革法律、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文教、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等等，齐头并进。几乎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结果，这场突如其来、全面迅猛实行变法的倾盆大雨，浇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人们信心不足，疑问很多。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甚至抵触情绪之中，就连变法者内部，对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也毫无把握。如康广仁就认为变法“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安能有成？”康有为也深感变法难行，他自谓在百日维新中“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如果最后变法成功那就是天意，已预感到失败得危险。维新派自己对变法都没有必胜的信念，却简单的把“民智未开”拿来做挡箭牌显然是不成立的。
此外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锢习”之举，本意是为了扫除颓风，但此举触动了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纸命令可以革除。譬如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的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剪辫子与否无关大局，可以暂缓推行，由于过早强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骚动。
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加上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维新不仅未涉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自然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所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其中会影响以后改革的走向和成败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我们说改革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响应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阶级，因此任何改革者想跳过这个问题而直接去解决经济、政治领域的其他问题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维新派内部的分裂
1．洋务与维新从蜜月到走向陌路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另一位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今之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略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一人。”
对于维新派出面倡导的活动，洋务派大都抱支持的态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团体，但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一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
又如上海强学会是在张之洞的支持、赞助下建立的。当康有为劝说张之洞时，张之洞“颇以自任”，大力赞成，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赴上海协助，还捐银1500两作会费。由于张之洞的表率，其他一些洋务官员也纷纷解囊。由康有为执笔的上海强学会“序”，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参加上海强学会的人物，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系。
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洋务派合作的结果。湖南诸新政的举办，得到了洋务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陈宝箴支持建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教习，熊希龄为提调，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成为湖南新政的一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陈宝箴、黄遵宪诸人还在湖南推行其他一些改革，如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造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等，使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私立学府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学会、学堂、报刊等等新政宣传、组织机关，大都有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予，有些就是洋务派创办的。这些活动扩大了维新变法的声势，集中了维新的社会力量，为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创造了条件。离开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予，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但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抓住与洋务派亲密合作的时机进一步达成对变法的共识，反而在帝党人物的影响下，对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予以指责、排斥。最明显的例子是李鸿章当时也表示要捐资给强学会，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指责和抵制，最后不得不作罢。李鸿章虽然当时的名声很差，但仍拥有实权，且在朝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李鸿章在对待变法是持欢迎态度的，这从他的一系列活动中都可以看出来。如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活动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维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他引经据典，制定了并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实行。虽然被维新派拒绝加入其阵营，但李鸿章对康有为等人的作为颇为赞许，据时人记载：“（李鸿章）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之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即使在戊戌政变后，他仍直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新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就是这样一位对维新运动予以很大支持和帮助的老权臣，仅仅是嫌弃他名声太臭，而始终拒绝其加入变法阵营，这不仅使维新派最终失去了来自李鸿章对变法的极力支持，也在洋务派内部对维新运动的态度上产生了分裂，以李鸿章、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洋务实权人物逐渐远离变法中心，开始对变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这虽有利于变法的开始兴起，但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维新派与顽固派矛盾越来越激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情况下，这批观望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显然不可能对自命清高的维新派予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维新运动此时要想成功显得更举步维艰。
而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维新派的书生意气与张之洞等维新派阵营中务实重利的洋务派之间也开始产生裂痕。
康有为等维新派从理想出发，他们多重终极目标而不太重视具体可行的过程和手段，把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作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如1989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奉命传康有为问话，询问有关变法事宜，康有为提出“首变官制”。变法前后他们也不时提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建议和主张，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要流血等等。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处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其政治方面的稚嫩暴露无疑。
而以张之洞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多是封疆大吏，身居要职，深谙官场之道，比起激进的维新派来说，他们主张从教育文化、经济社会入手，一点一滴的基础上做起，注重处理与现有社会体制的关系，力争减少阻力，在现有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变法。应该说，洋务派的见解和看法是符合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而且可以减少来自顽固势力的阻挠，但维新派并没有把洋务派思想的这些可取的方面融入到自己的变法思想中来，使两种主张不仅没有能够由最初的联盟而走向完全的统一，反而很快对立和冲突起来。
这种对立和冲突首先表现为围绕着《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而展开的学术理论上的争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将孔子断为改制先驱，六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即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这引起了洋务派的一致反对。孙家鼐批评《孔子改制考》等书，“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煽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他请光绪明降谕旨，将康有为著作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亟令删除”。大吏中思想最开放的陈宝箴也奏请光绪，为厘正学术，造就人才，命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销毁。张之洞的批评尤为激烈，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说，今文经学本为西汉时“曲学阿世”之徒所伪造；“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特别提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即把康有为归为乱臣贼子一流。
其实，今古文经学之争本为学术之争，康有为却用今文经学宣传其政治思想，姑且不去论这种方式对变法成败的利弊究竟哪个大，单就处理与洋务派的关系这一方面来看，也是得不偿失的，超出了学术范围而上升到政治高度，自然会让本质上是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显得十分难受，然而维新派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达成与洋务派的互解，在自己羽翼未满的之时暂时作出一定的让步，尽量回缩自己立宪的立场，与洋务派达成共识以推动变法的继续深入，反而进一步把这种争论提升到社会领域展开激烈的争论和交锋，不久又进一步发展为实际变法过程中的人事对立和冲突，两派的误会随着变法的深入越来越深，最终积厚难返，走向分裂。
从改革的同盟军最终变成改革的陌路人甚至敌人（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后，立即上书，请重惩维新派，并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交涉，试图引渡逃亡日本的康、梁等人），不能说，责任全都在维新派一边，但在自己势单力孤的情况下，适当的收回一些原则和立场，取得改革同盟中实力派的支持，采取迂回战术，放眼将来，静静的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争取变法最终的胜利才不失为维新派的上策。这或许也可以当今改革者提供一点警醒和借鉴，在维护改革阵营内部的团结问题上，切不能像维新派一样意气用事、率性而为，最终影响到整个改革的大局。
2．改革阵营内部党同伐异，危机重重
在改良派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矛盾，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与成败。
改良派之所以始终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重要分子最初只是凭思想倾向相同结合在一起，当遇到具体的变法事宜和阻力时，内部成员本身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意见的不统一，分裂于是成为了一种必然。康有为反对开议院、行宪法的主张，暴露了他们在变法政治纲领上有矛盾、分歧。
谭嗣同、林旭站在激进的一翼，主张开议院、行宪法，康有为记载说：“于时，复生等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谭嗣同、林旭主张开议院，是在他们参予新政事宜，取得起草上谕的权力以后，不过言论没有留下来。就谭嗣同来说，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在《仁学》中讲了不少，也很尖锐。例如他认为孔子学说的本意，是“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世界上最初本无所谓君臣，都是民，因为要有人办事，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等等，当他谈到“共举之君”的时候，所描写的，与其说是立宪政体的君主，不如说更像资产阶级共和国民选的总统。在讨论是否开议会、行宪法时，谭嗣同这方面的思想难免有所表露，坚持只能开制度局的康有为必然强烈反对。
他们之间的政治纲领上的分歧，使康有为以至忍不住在背后对谭嗣同、林旭咒骂攻击。康有为自己记载：他对梁启超说，谭嗣同、林旭二人的相貌举止，都不像开过功臣的样子。“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者起布衣而骤相，恐大祸将至矣。昔何晏、邓飏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吾今俱矣。”何晏、邓飏都是魏国浮薄文人，因为依附曹爽，被司马懿所杀，灭三族。据说江湖术士曾给他们相面，断定他们不得好死，有“鬼幽鬼躁”的话，康有为用这种荒唐无稽的谎言来评论谭、林，相反，对地位很低，在维新运动中很少为人所知的徐仁镜（徐致靖次子）、徐仁录（徐致靖侄）极力吹嘘，说他们“形相甚好，可入军机”。他对同一阵营的激进分子反感是如此露骨，维新运动再继续下去，也必然从内部分裂、拆伙。
改革派内部对待政治纲领的这种情况，说明他们中少数激进分子是很孤立的，并遭到猜忌的，康梁以下的妥协势力居于主导地位。光绪下的很多诏令虽然不能兑现，他还是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关于开议院的问题，第一次由阔普通武提出，光绪准备实行，阔普通武并由此擢升侍郎，康有为认为“万不可行”，结果放弃了。第二次，谭嗣同、林旭又提出，康有为又“力止之”，结果也是放弃了。已经被任命参预新政的杨锐，这时给人写的信里面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徙，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康有为也说，光绪这时“于变法勇决已甚”。没有康有为一再阻挠，他下一道宣布“准备立宪”之类的谕旨，很可能办到。这对变法的结局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改良派至少因此还表现出有遵守自己政治纲领的勇气。康有为等人缺乏这点勇气，希望留下一条道路，与洋务派封建大官僚取得妥协，但最后却还是亲手划清了自己和洋务派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的“圣主”光绪皇帝还不如一些。
可以说，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在维护维新派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上本身负有很大的责任。
在戊戌期间，康广仁就对其胞兄有过这样的批评：“规模太光、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康带有霸气的举动，有时不但对变法大局无补，还造成维新派内部的分裂，改《时务报》为官报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康为了早日取得对《时务报》的控制权，与该报原经理汪康年发生龃龉，康径自去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指责汪不合作，以致汪“私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的言语，竟见于8月22日上谕，光绪还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毋任彼此各执以意见”当时袒护汪康年者即有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的讥评，而“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因康、汪争执越益显著”。改革派的内耗由此可见一斑。本身力量羸弱，不去争取对改革抱有同情心的开明官吏和洋务派的支持，反而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维新最终走向失败可以说有其必然的一面。这也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敲响了警钟，改革部门的一把手们在改革自己部门腐败顽固势力的同时，也必须注意自身阵营的团结和和谐，吸取维新派处理内部问题上的前车之鉴
变法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但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泛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这使得变法缺乏一个拥有实权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一群能有效地将变法法令推行到全国的地方实力派的默许和支持，更缺乏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变法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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