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九一八事變
| 事件經過:
9月,日本帝國主義在瀋陽製造“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又稱瀋陽事變;日本稱滿洲事變,因中國東北舊稱滿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衝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
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內,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這次事件爆發後的幾年時間內,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因此被中國民衆視為國恥,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國許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國恥日”。在國際上,這起事件經常被拿來與納粹德國的國會縱火案相提並論。
背景
根據以往的條約,日本擁有東北境內的南滿鐵路,和鐵路沿綫的駐軍權。為擴大利益,日本積極主張建設鐵路支綫。初期張作霖為獲得日本人貸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綫。後來迫於民意壓力,張作霖計劃自行修建鐵路,打破日本的壟斷。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刺殺後,子張學良繼續其父的方針,引起日本的不滿。同年12月12日,張學良順應北伐,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
1929年3月26日,東北國民黨黨部在奉天成立,並主張收回旅順大連租界與南滿鐵路,引起日方的恐慌,是為東北鐵路懸案。
1930年5月關內爆發中原大戰,9月張學良率領東北軍主力出山海關,支持蔣介石中央軍,獲勝後領兵常駐燕京,關外空虛。
1931年7月東北發生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張學良指示東北保持剋製,避免與日軍衝突。
事件經過
“柳條湖事件”,日軍栽贓東北軍所使用的所謂“物證”:幾頂東北軍的帽子、一支步槍、兩根被炸的枕木
柳條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臺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臺兵營,沿南滿鐵路嚮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部隊長官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在奉天(現瀋陽)北面約7.5公裏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
爆炸後,駐紮中方北大營和瀋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嚮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南軍為平田幸弘指揮關東軍第2師步兵第2旅第29團,北軍為島本正一指揮的鐵路守備隊第2營。
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不得抵抗,駐守部隊並未做出激烈反擊。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衹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最後突圍撤走。由於執行不抵抗命令,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衹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
日軍攻陷遼寧、吉林主要城鎮
當獨立守備隊嚮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嚮奉天城攻擊。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奉天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城、安東(現為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1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子、二道溝、南嶺等地。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後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安東-奉天)沿綫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
日軍攻陷黑竜江主要城鎮
10月1日,東北軍黑竜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0月16日在嫩江橋,被黑竜江省防軍擊退。守軍炸毀嫩江鐵路橋的第1、第2、第5號橋,以阻止日偽軍進犯。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占領四洮鐵路(四平-洮安)沿綫主要城鎮。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黑竜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馬占山指揮3個旅,5個團共1.6萬餘人進行江橋抗戰,戰至11月18日,終因傷亡慘重而棄守省城齊齊哈爾,撤往剋山、海倫。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1931年11月嫩江橋抗戰
日軍攻陷錦州、哈爾濱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後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於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纔不得已采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盡快解决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日軍攻占黑竜江省主要城鎮後,開始進攻遼西地區。12月15日,關東軍進攻錦州。12月1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現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領錦州。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
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嚮哈爾濱進犯,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註,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傷亡慘重,撤往賓縣。2月5日,日軍攻陷哈爾濱。
滿洲國成立
由於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關東軍不敢悍然武力占領滿洲全境,因此考慮建立傀儡政權。當時擔任特務機關負責人的土肥原賢二大佐遊說了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當時關東軍以復興滿清為條件,說服溥儀回到東北。11月10日,溥儀從天津出發,11月13日到達營口,最後停留在駐守旅順的日本軍營內。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溥儀擔任國傢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長春),年號定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的公館發表。國際聯盟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的行為,並不承認滿洲國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議並且脫離國際聯盟。
3月9日,溥儀宣佈就任滿洲國執政儀式在新京舉行,年號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滿洲帝國,登基稱帝,改年號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滿洲國承認日本的既得權益,並允許關東軍在滿洲國內駐軍。
各方反應
國民政府
外交努力
* 9月19日,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嚮國聯報告事件,請國聯主持公道;
* 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嚮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
*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嚮國聯提出申訴;
* 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不抵抗政策
“不抵抗政策”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在面對日本威脅問題上的共識。張學良之“不抵抗”,是由於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日本最希望能夠挑起戰端,所以不斷升級挑釁行為,而張一旦與日本開戰,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來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結果衹會是丟掉東北的領土和損耗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他嚴格命令軍民百姓“打不還手,駡不還口”,不給日本人挑起戰端的藉口,而在九一八事變時候的不抵抗命令,按照張學良自己的說法,是他在事件之初以為日軍的行動是挑釁行為,意圖挑起爭端占便宜,但他沒有想到此次日本確實有大規模侵吞中國之意,因為當時的張學良認為大規模侵吞中國,並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而蔣介石之“不抵抗”,則一方面因為中日實力懸殊,一方面是蔣介石希望看到日蘇衝突來分擔日本對中國的壓力,一方面也是為了貫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路綫。
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
根據當時張學良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和東北軍旅長何柱國二人的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緻張學良[[銑電]《銑電》的存在也還難於論定: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傢與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並按照蔣介石的這個指令,要求東北軍的士兵武器一律入庫,不準抵抗,致使九一八事發當晚,8000東北軍面對500日軍沒有抵抗武器。
另外,據何柱國旅長回憶,9月12日,蔣在河北石傢莊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衹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决。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但空口無憑,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傢莊會面以及說過此話。1947年,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當中,更是鐵口咬定,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不抵抗决定,衹是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張學良在重獲自由後,還堅决否認有人說他曾把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電文隨時放在身邊的說法,說這是“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情”。根據蔣介石的日記,則否定了張、蔣在河北會面,因為按照蔣介石日記,9月12日蔣介石正在去武漢的船上。另外,關於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回憶“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不能證明蔣當晚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並且至今並未找到蔣給張發的不抵抗指令的電報。
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在接到蔣介石8月16日電報指令後,於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緻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註意為要。”
在1991年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當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國營電視臺(NHK)采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但是,也有日本媒體認為這是由於張學良所處衆所周知的特殊環境關係,他不能把責任推給別人(蔣介石),衹能由自己承擔,因而不得不如此說。
總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關東軍隨後發動了侵占中國東北的戰爭,以1萬餘人進攻有14萬人中國東北軍,並在短短半年內占領東北三省。
自從東北軍守錦州開始,先後無數次嚮中央提出彈藥、人員、資金方面的支援,結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堅决要求東北軍抵抗,另一方面卻分文不拔,東北軍將領認為中央政府這樣做,是要將東北軍置於死地,以藉日本人之手消滅奉係軍閥的勢力。其中,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道:“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衹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當時的行政院長孫科由於從財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東北軍的資金,辭職下臺。繼任的汪精衛亦衹能一面責令東北軍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張學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積極抗日主張也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路綫完全相左,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憤而辭職出洋。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9月22日,蔣介石嚮全國人民宣稱:“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産黨的反對勢力分裂主張,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近期通過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根據民國史學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戰爭時期,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就有“三月亡國”之論,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而日軍少壯派軍人後來則引用並堅信他的觀點,結果當時的蔣介石與日軍皆嚴重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抵抗能力。日軍於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北伐軍對日妥協,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蔣在5月3日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蔣在5月10日的日記裏,第一次親筆寫下“不抵抗主義”,但從此之後,蔣介石的日記均以“雪恥”開頭。
另外,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19日,蔣在日記裏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占領我營房。刻接報已占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占領牛莊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决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餘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9月20日記寫道:“雪恥,人定勝天。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结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结也。因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占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註意,臥薪嚐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與敬之、真如、天翼協商,下午從南昌出發回京。”
9月21日:“雪恥,人定勝天。團结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註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幹部。餘主張:日本占領東省事,先提(交)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结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幹部均可退讓,衹要粵方能負統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鬍、汪、蔣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恥,人定勝天。上午到市黨員大會,餘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餘心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國亡無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餘復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濟南炮擊機射,餘實倭炮中遺留不死之身,决非誇詞耳,乃益悲憤。因知愛國者多,而亡國者少,國事猶可為也。下午請稚輝、季陶詳述餘之懷抱與感想,要鬍、汪合作,餘交出政權之意。悲戚痛楚,欲哭無淚,哀喪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恥。人定勝天。昨日國際聯盟會决議,中日兩國停止戰時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聽候聯盟會派委員查察裁判。此實為一外交之轉機,亦對內統一之機。如天果不亡中國,則此次外交當不致失敗也。漢卿派萬福麟來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長之財産與東北之痛苦為念,聞之心痛。粵方勾結倭寇以召外侮,圖謀推倒中央為快,東北又為一部分之利害急謀解决,不問國際地位與國際形勢,以及將來單獨講和之喪辱。嗚呼,外侮既急,國內政客官僚非賣國即畏敵,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國際聯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國內不能一致對外,則中國從此無人格矣,憂焚無已。晚與萬福麟詳談外交形勢與東三省地位,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國際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恥,人定勝天。聞暴日不接受國際聯盟通知,並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國聯態度因之轉化,從此暴日勢焰更張。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囂)張,决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與西北,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也。”
民國史學家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無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他雖然對東北領土的淪陷痛心疾首,並也存在團结一致、對日决戰、寧死戰不苟活的理想,並且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拒絶與日本和談,但由於當時中國形勢復雜,蔣介石實際上的所作所為與他在日記當中的表達的愛國激情有較大差距,可看出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復雜歷史背景。(參見楊天石著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人的痛恨也無時無刻不躍然紙上,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曾經與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記中憤恨的寫道:“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獪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兇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矣。”
國內輿論
九一八事變,東北全境陷落,全國嘩然。9月20日,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同日,中國共産黨當時的最高領導 人王明發表“武裝保衛蘇聯”的講話。9月22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决議》,提出組織東北遊擊抗日。
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鬍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鬍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綫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傢。
當時,在廣東另立中央的汪精衛嚴厲譴責蔣介石丟失東北,並要求其下野。不久,蔣介石宣佈下野負責。汪精衛與孫科等粵係國民黨領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日本政府
內閣不擴大方針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决這次事端。9月24日,內閣會議决定了“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然而關東軍無視政府的决定,以自衛為名,不斷擴大戰綫。
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
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决定“滿蒙是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傢體製。”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製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
國際社會
國際聯盟及李頓調查團
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由於國聯拒絶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傢,令日本撤出國聯。調查團在事變後一年多後纔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聯的譴責,繼續侵略行動。
美國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嚮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佈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巴黎非戰條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
民間抗日救亡運動
東北抗日聯軍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地區,各地民衆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較著名的有如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東北抗聯)。惜由於各自為政,遭到日軍一一肅清,東北三省遂於民國二十一年初全部被占。
遊行集會
* 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
*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後被迫辭職。
抵製日貨運動
1931年7月,由於萬寶山事件,日本煽動朝鮮排華反華,中國國內再次爆發抵製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運動愈演愈烈。
文藝作品
* 張寒暉作詞,作麯的《鬆花江上》。
九一八事變紀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事變陳列館。前日本首相橋本竜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瀋陽市從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衆勿忘國恥。目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昆明、合肥、杭州、烏魯木齊、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
近代對事變起因的探究
史學家唐德剛則認為張學良的“易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在書緣與人緣一書曾評論:“張少帥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製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於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不見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而張學良之所以能有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係’,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的必要。”
李宗仁將軍則認為“中原大戰”是一個關鍵。因為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勢力不相上下,張學良入關與否,自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當蔣、馮、閻三軍在中原劍拔弩張之時,三方面都派人嚮張學良遊說。馮、閻二人僅給予‘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虛銜,蔣先生據說除‘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頭銜外,還有河北、山西等省的地盤,外加六百萬現金,張接受了”。隨後東北軍入關,東北空虛,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機。
根據日本史料的公開,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早就蓄謀已久,侵略東北地區的秘密策劃一直沒有停過,而當時的日本少壯派軍人則認為1931年為侵略東北地區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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