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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美棉麦借款成立
四川等各处请领中美棉麦借款剿赤、修筑铁路、兴办水利、开发矿产、救济农业等办理情形 。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协定》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达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罗斯福的战略考虑与政治远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其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
棉麦借款-传记历史
国民政府档案内容涵盖国民政府时期所经历的内忧外患及其推行重大建设的珍贵史料，共计16'942卷，分为21大类，期间自民国14年7月至38年6月，包括有关国家重大决策之制定与各项指令之颁布，皆有详实纪录，属决策型的档案，极具学术研究参考价值。 国民政府系民国14年7月于广州成立，至民国37年5月实行宪政改组为总统府
而结束。在组织上采合议制，设主席一人，下设五院，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另由五院正副院长与国民政府委员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处理国务，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军政及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历经北伐战役、宁汉分裂、中原大战、五次剿共、西安事变和国共内战，以及发生与苏联的中东路事件，与日本的五三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战役、华北自治问题及八年抗战等内忧外患。在这风雨飘摇、内外忧患的险境中，国民政府仍推行关税自主、改革币制、充实国防、建设交通、推展教育及改革社会等政策，积极进行中国的现代化。本馆现藏之「国民政府档案」系总统府于民国50年8月至85年12月，前后分5批次移转而来。前4批次移转之档案中有关抗战胜利以后的档案因事涉机密及时代距离太近而于移转过程中被抽存保留于总统府。直至民国85年12月总统府审视认为最后一批档案纯属历史档案才将其移转到国史馆典藏。
从对日外交角度看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
1933年4 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开始了他长达四个月之久的欧美之行。5月26日，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华盛顿签定了《棉麦借款合同》。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向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款 5000万美元。其中4/5用于购买美棉，1/5用于购买美麦；麦款中至少应有40%用于购买面粉；年息5%；限还本总期五年；棉麦的海运业务应有半数以上由美国有关公司承办等。”17月14日，国民政府立法院批准了该合同。
对于这次借款，历来持贬义的居多。 《辞海》 （1977年版）对“棉麦借款”一项的解释是：“美国为转嫁经济危机，输出过剩农产品，向国民政府提供的借款。通过借款，美国棉麦大量输入中国。是年，中国棉麦丰收，由于美国棉麦的大量倾销，市场价格大跌，农民损失奇重。”当时上海市商会在给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与农业部的呈文中也惊呼：“若听任外国农产品泛滥，则我国不亡于外患，亦将之于农村经济之破产矣。”2可见，此项借款确实沉重打击了中国经济。但是，如果我们从对日外交的角度观察，则可以发现，此项借款合同的签定，是美国对中国抵御日本侵略作出的一种援助姿态。它应该是南京政府外交上一项成功的举措。
首先，从当时中国所处国内国际环境来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依赖国联的外交方针，数十次拒绝了日本方面直接与中国交涉的要求。为使中国就范，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二月中旬进犯热河。中国军队虽奋力抵抗，但由于南京政府未作充分准备，以至节节后退。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连忙谋求列强“调停”，但未成功。而中国兵力、财力又不足于继续战争，这迫使南京政府放弃了不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的立场。而此时国联已经通过决议谴责日本，南京政府反又自愿与日本直接交涉，这在国联中造成极坏影响。5月31日，中日签订《中日塘沽协定》 ，中国默认了日本对我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以及以长城一线为“满洲国”的“国界”，使中国丧失了对于冀东二十二县的完全统治权。从此，华北门户洞开。由于此次是在军事失利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无异于投降，因此引起国内一片指责之声。国际上也认为中国软弱无力，宁愿通过让步解决纠纷。这都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其次，从宋子文此次欧美之行的目的来看。宋子文临行前说过：“本人明知中国此时无办法，但总冀于无办法中觅办法。······至中国问题若仅注意军力，中国可谓无希望，望在家注意此点。”3显然，宋子文此行是为了摆脱《塘沽协定》签定后中国外交上的被动地位，才在国际上变一味依赖国联为广为活动，争取大国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造成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在大国的援助下，先镇压国内反对力量，再谋求解决对日问题。1933年，“世界货币及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6月15日，中国代表宋子文在大会上发言。他“以同西方扩大经济关系为中心，全面阐发了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4在发言中，宋子文批驳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声明中国不会采取‘亚洲门罗主义’，宣布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5作为南京政府内的亲英美派，宋子文向全世界公布了向欧美靠近以抵御日本的方针。这也正是他此行的目的。
为了达到此目的，宋子文进行了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就包括《棉麦借款合同》。它是九· 一八事变后西方大国向中国提供的第一笔大额借款。它表明在国际战略关系上，美国在中日之间选择了中国。
最后，从当时美国的远东战略来看。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是美国为调整美日在远东地区的矛盾而召集的。会议上美国打破了日本在一战后暂时形成的独霸中国的局面。但这并未消除美日矛盾，反而因为日本的妥协而为日后两国矛盾进一步激化打下了伏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排斥他国经济势力，而东北在经济上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市场。1929年美国对东北贸易总额为三千五百八十一万四千海关两，占美国对华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点三。6而且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是对美国牵头签署的《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严重侵犯，直接涉及美国的国际威望。因此美日矛盾再次激化。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表示：“我们可能将不得不对日本采取断然的积极立场。”7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贺百克也说：“中国全局所进行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活动，是符合我们愿望的，这些活动如果获得成功，与我们的世界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但由于当时美国穷于应付经济危机，也无力对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才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隐晦的方法。这样，美国不惜触怒当时最大的美棉主顾日本而向中国贷款，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1933年的中国政府，内外交困，急于阻止日军进攻，美国政府也正欲遏制日本，双方一拍即合，签定了《棉麦借款合同》。它应该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上的一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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