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美棉麥藉款協定
|  中美棉麦借款协定 中美棉麦借款协定
6月,中美棉麥藉款成立
四川等各處請領中美棉麥藉款剿赤、修築鐵路、興辦水利、開發礦産、救濟農業等辦理情形 。1933年的《中美棉麥藉款協定》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況下達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國民政府和羅斯福的戰略考慮與政治遠見,無論對中國還是對美國來說,其政治意義和外交意義遠遠大於其經濟意義.
棉麥藉款-傳記歷史
國民政府檔案內容涵蓋國民政府時期所經歷的內憂外患及其推行重大建設的珍貴史料，共計16'942捲，分為21大類，期間自民國14年7月至38年6月，包括有關國傢重大决策之製定與各項指令之頒布，皆有詳實紀錄，屬决策型的檔案，極具學術研究參考價值。 國民政府係民國14年7月於廣州成立，至民國37年5月實行憲政改組為總統府
而結束。在組織上采合議製，設主席一人，下設五院，執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另由五院正副院長與國民政府委員組成國民政府委員會，處理國務，可以說是中華民國軍政及訓政時期的中央政府。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歷經北伐戰役、寧漢分裂、中原大戰、五次剿共、西安事變和國共內戰，以及發生與蘇聯的中東路事件，與日本的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長城戰役、華北自治問題及八年抗戰等內憂外患。在這風雨飄搖、內外憂患的險境中，國民政府仍推行關稅自主、改革幣製、充實國防、建設交通、推展教育及改革社會等政策，積極進行中國的現代化。本館現藏之「國民政府檔案」係總統府於民國50年8月至85年12月，前後分5批次移轉而來。前4批次移轉之檔案中有關抗戰勝利以後的檔案因事涉機密及時代距離太近而於移轉過程中被抽存保留於總統府。直至民國85年12月總統府審視認為最後一批檔案純屬歷史檔案纔將其移轉到國史館典藏。
從對日外交角度看1933年中美“棉麥藉款”
1933年4 月中旬，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開始了他長達四個月之久的歐美之行。5月26日，宋子文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華盛頓簽定了《棉麥藉款合同》。其主要內容有：“中國嚮美國財政善後公司藉款 5000萬美元。其中4/5用於購買美棉，1/5用於購買美麥；麥款中至少應有40%用於購買面粉；年息5%；限還本總期五年；棉麥的海運業務應有半數以上由美國有關公司承辦等。”17月14日，國民政府立法院批準了該合同。
對於這次藉款，歷來持貶義的居多。 《辭海》 （1977年版）對“棉麥藉款”一項的解釋是：“美國為轉嫁經濟危機，輸出過剩農産品，嚮國民政府提供的藉款。通過藉款，美國棉麥大量輸入中國。是年，中國棉麥豐收，由於美國棉麥的大量傾銷，市場價格大跌，農民損失奇重。”當時上海市商會在給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與農業部的呈文中也驚呼：“若聽任外國農産品泛濫，則我國不亡於外患，亦將之於農村經濟之破産矣。”2可見，此項藉款確實沉重打擊了中國經濟。但是，如果我們從對日外交的角度觀察，則可以發現，此項藉款合同的簽定，是美國對中國抵禦日本侵略作出的一種援助姿態。它應該是南京政府外交上一項成功的舉措。
首先，從當時中國所處國內國際環境來看。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采取依賴國聯的外交方針，數十次拒絶了日本方面直接與中國交涉的要求。為使中國就範，日本施加了強大的軍事壓力。1933年1月1日，日軍進犯山海關，二月中旬進犯熱河。中國軍隊雖奮力抵抗，但由於南京政府未作充分準備，以至節節後退。在此情況下，南京政府連忙謀求列強“調停”，但未成功。而中國兵力、財力又不足於繼續戰爭，這迫使南京政府放棄了不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的立場。而此時國聯已經通過决議譴責日本，南京政府反又自願與日本直接交涉，這在國聯中造成極壞影響。5月31日，中日簽訂《中日塘沽協定》 ，中國默認了日本對我東三省和熱河的占領以及以長城一綫為“滿洲國”的“國界”，使中國喪失了對於冀東二十二縣的完全統治權。從此，華北門戶洞開。由於此次是在軍事失利之後簽訂城下之盟，無異於投降，因此引起國內一片指責之聲。國際上也認為中國軟弱無力，寧願通過讓步解决糾紛。這都使中國在外交上處於一種被動地位。
其次，從宋子文此次歐美之行的目的來看。宋子文臨行前說過：“本人明知中國此時無辦法，但總冀於無辦法中覓辦法。······至中國問題若僅註意軍力，中國可謂無希望，望在傢註意此點。”3顯然，宋子文此行是為了擺脫《塘沽協定》簽定後中國外交上的被動地位，纔在國際上變一味依賴國聯為廣為活動，爭取大國道義上和經濟上的支持，造成一個有利於中國的國際環境，在大國的援助下，先鎮壓國內反對力量，再謀求解决對日問題。1933年，“世界貨幣及經濟會議”在倫敦舉行。6月15日，中國代表宋子文在大會上發言。他“以同西方擴大經濟關係為中心，全面闡發了南京政府的對外政策。”4在發言中，宋子文批駁了“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聲明中國不會采取‘亞洲門羅主義’，宣佈中國‘歡迎西方資本與技能’。”5作為南京政府內的親英美派，宋子文嚮全世界公佈了嚮歐美靠近以抵禦日本的方針。這也正是他此行的目的。
為了達到此目的，宋子文進行了努力，並取得了一係列成果，其中就包括《棉麥藉款合同》。它是九· 一八事變後西方大國嚮中國提供的第一筆大額藉款。它表明在國際戰略關係上，美國在中日之間選擇了中國。
最後，從當時美國的遠東戰略來看。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是美國為調整美日在遠東地區的矛盾而召集的。會議上美國打破了日本在一戰後暫時形成的獨霸中國的局面。但這並未消除美日矛盾，反而因為日本的妥協而為日後兩國矛盾進一步激化打下了伏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排斥他國經濟勢力，而東北在經濟上是美國對華貿易的重要市場。1929年美國對東北貿易總額為三千五百八十一萬四千海關兩，占美國對華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點三。6而且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軍事侵略，是對美國牽頭簽署的《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的嚴重侵犯，直接涉及美國的國際威望。因此美日矛盾再次激化。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表示：“我們可能將不得不對日本采取斷然的積極立場。”7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賀百剋也說：“中國全局所進行的政治上軍事上的活動，是符合我們願望的，這些活動如果獲得成功，與我們的世界政策所要達到的目的在原則上是一致的。”
但由於當時美國窮於應付經濟危機，也無力對日采取更強硬的措施，纔選擇了這樣一個比較隱晦的方法。這樣，美國不惜觸怒當時最大的美棉主顧日本而嚮中國貸款，其政治目的顯而易見。
綜上所述，1933年的中國政府，內外交睏，急於阻止日軍進攻，美國政府也正欲遏製日本，雙方一拍即合，簽定了《棉麥藉款合同》。它應該是南京國民政府在對日外交上的一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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