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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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長期是以封建經濟為基礎的君主專製國傢。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此後幾十年間，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不斷地加強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幾乎所有帝國主義國傢，都參與了對中國的掠奪。它們強迫中國割地、賠款，訂立許多不平等條約，取得在中國的土地上駐兵，開設銀行、商行、工廠，控製通商口岸、交通綫和海關，設立由它們管理的“租界”，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約束等種種特權，從而控製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操縱中國的政治軍事實權。中國衹是在形式上保持着獨立，實際上已經淪為幾個帝國主義國傢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量商品輸入，使中國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初步發展起來。隨着近代工業的出現，産生了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但是，帝國主義為了侵略中國，竭力維護中國的封建制度和反動統治勢力，壓製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並沒有導致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而是逐步地演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威脅着中國的國傢獨立和民族生存，封建統治者投靠帝國主義，實行腐朽的反動統治，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中國各族人民過着極端貧窮、毫無民主權利的生活。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各族人民對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封建勢力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頑強的鬥爭。鬥爭的主力最初是農民，他們自發進行的鬥爭給了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階級以嚴重的打擊。但是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産方式，提不出有遠見的鬥爭綱領，不可能戰勝這些強大的敵人。農民的鬥爭包括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都以失敗而告終。19世紀末葉，中國初生的資産階級登上歷史舞臺。1911年爆發了資産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支持的清王朝，結束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帝製，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帝國主義為了達到長期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决不容許中國資産階級革命取得成功，决不容許在中國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制度，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聯合的巨大壓力下，中華民國的政權很快落到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手中。歷史證明，在中國，農民和資産階級都不能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新興的無産階級身上。
19世紀中葉，中國無産階級開始出現於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中，隨後又出現在清朝官僚所辦的企業和民族資本企業中。辛亥革命以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到1919年，中國近代産業工人的人數已有200萬人左右，工人鬥爭的規模也隨之發展。
中國無産階級同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繫，富於組織性和紀律性，因此，它是中國歷史上最進步最有遠大前途的階級。中國無産階級身受帝國主義、資産階級和封建主義的三重壓迫，具有改變自己的悲慘境遇的強烈要求；中國無産階級絶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陸交通沿綫的大城市和大型企業中，這種狀況有利於無産階級的組織和團结；産業工人大多數出身於破産的農民，便於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中國無産階級的這些特點，必然使它成為近代中國一個特別能戰鬥的最革命的階級。辛亥革命以後，由於無産階級的隊伍迅速擴大，工人的鬥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從1912年到1919年 “五四運動”前，有記載的罷工共130餘次。中國無産階級的成長壯大，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奠定了階級基礎。
與此同時，自1915年起，中國先進的民主主義者發動了一場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嚮封建傳統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為傳播適合中國社會需要的新思潮開闢了道路。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中國人民，首先是知識分子看到了國傢的前途和希望。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新文化運動中左翼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剋思主義並進行宣傳，使馬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逐漸代替資産階級民主主義而在中國先進思想界中居於主導地位，這就為中國共産黨的産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主體、得到全國工人大力支持的反帝愛國運動。
從1919年初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討論處理戰後的世界問題。中國政府代表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提出了收回山東主權、取消“21條”不平等條約等正當要求。4月下旬，巴黎和會在各帝國主義國傢的操縱下，悍然决定把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交給日本。這個消息在中國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識界和學生中激起了強烈的憤慨。5月4日，北京13所大學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集合，示威遊行，主張拒絶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要求懲辦北洋軍閥政府的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北洋軍閥政府出動軍警，逮捕示威群衆32人。5月5日，北京學生總罷課，並通電全國，各地學生紛紛罷課響應。6月3、4日，北洋軍閥政府繼續逮捕大批愛國學生，激起各地群衆更大的反抗。工人階級、小資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也開始加入愛國運動。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參加罷工的工人達15萬人以上。上海商人舉行罷市。唐山、長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政治罷工，天津、津浦鐵路等處的工人也醖釀罷工。對於以工人為主體的群衆鬥爭的迅猛發展，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政府感到恐慌。北京軍閥政府在6月間被迫釋放被捕學生，免除曹、章、陸的職務，並宣佈拒絶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認識到無産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強大的力量，他們到工人群衆中宣傳馬剋思主義和進行組織工作，開始把馬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産黨的成立。
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剋思主義觀》(同年11月刊完)，係統地介紹了馬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綫，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繫起來。”在此以前，1918年11月，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熱情歌頌十月革命，指出馬剋思主義必將在全世界取得勝利。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剋思主義傳播者。
7月25日，俄國蘇维埃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俄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廢除俄國在中國的特權。宣言說：“蘇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裏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請中國人民瞭解，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國工人、農民及其紅軍”。
7月至8月，馬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開始和工人運動相結合，引起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仇視與恐懼。一些站在資産階級右翼立場的知識分子出面充當了在思想上反對馬剋思主義的角色。鬍適發表文章，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幌子下，反對社會革命，反對馬剋思主義，宣揚資産階級改良主義。李大釗發表文章批駁鬍適，指出社會問題的解决，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李大釗用馬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求解决的革命主張。
“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爭論。李大釗和各地年輕的馬剋思主義者論證了馬剋思主義適合中國的需要，論證了對中國社會進行一次徹底革命的必要性，這對於擴大馬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起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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