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在新生活運動開始前夕，蔣介石發表了〈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一演說，亦着重說明教育人民明乎「禮義廉恥」的重要性，蔣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纔是復興的唯一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進一步打穩「禮義廉恥」作為日後新生活運動的指導思想的根基。有謂新生活運動在思想層面而言糅合了中國傳統禮教、鼓吹以國傢利益為最大考慮，服從效法唯一的領袖的法西斯式觀念、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價值觀的元素，此誠的論，亦可見之於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過程中的言論與做法。有謂蔣介石之發起新生活運動，是因為他某天在巡視時看到一個吸紙煙的小孩，有感於國民生活的不堪所致。對蔣介石這件「軼事」的說法甚多，但實有將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的動機過分簡化之嫌，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事道出了新生活運動的出發點——從國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緻一個全面的社會風氣的革新。
　　
　　新運內容
　　“禮義廉恥”（四維）是新運的中心思想。蔣介石要民衆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運想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傢和民族”1。蔣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運能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
　　
　　三化
　　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運的理論基礎，則“三化”就是實踐理論的行動指引。所謂“三化”，就是“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産化、生活軍事化”。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綱要〉的結論中提出了三個目標來概括「新生活」之「使國民生活合理」，即為「藝術化」、「生産化」與「軍事化」；而三者之中，又以「軍事化」最為重要。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衆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謂「生産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睏，弭中國之亂源」。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介石即有這樣的陳述：「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麽？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蔣舉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臉」、「吃冷飯」的例子來說明日本人「早已軍事化了，所以他們的兵能夠強」，故此要求中國人民達緻同樣的標準。由此可見提倡軍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於「安內攘外」，希望能藉此提高國民政府動員人民之能力，一方面與中共抗衡，同時也為準備對付來自日本的威脅。蔣介石又謂：「救國之弱，惟有尚武！方今赤匪充斥，內亂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頻仍，帝國主義者與漢姦赤匪，內外勾結，皆挾其全力，以壓迫我民族，破壞我國傢。吾人欲救此危機，完成其安內攘外之目的，亦非準備全國國民之軍事化，不足以圖存；而軍事化之前提，即在養成國民生活之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之習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組織、盡責任、尚紀律，而隨時能為國傢與民族同仇敵愾，捐軀犧牲，盡忠報國也。」至一九三六年，蔣介石又在演說〈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將「軍事化」等同「現代化」：「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由此可知我們的生活要『科學化』『軍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徹底鏟除過去一切虛偽自私含煳，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適合現代的積習，實實在在力行『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的新生活。」總括而言，蔣介石的想法是從人民的基本生活開始改善其習慣與素質來達緻所謂「救國」「復興民族」的目標。縱使新生活運動所能達緻的效果也並不如其所宣稱，也招致社會上不少對新生活運動的質疑，但總的來說，新生活運動之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積極意義，縱使當時不少人對這種以舊道德改革生活的方式嗤之以鼻，但徐中約認為這種提倡至少能達緻心理上的積極作用，即令國民在面對日本的威脅下有有所作為之感。新運總會曾於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産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新運活動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運促進會亦會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戰前的新運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於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干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譏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
　　
　　組織
　　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於南昌正式成立，統領全國各地新運之工作。蔣介石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主任幹事，設調查、設計、推行三個部門。1935年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當時的新運已發展為全國性的運動，新運總會遷至南京，熊式輝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運職務，是以改由錢大昀任主任幹事。次年2月，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成立，由宋美齡任指導長。1937年3月，新運促進總會組織略有變更，改正、副主任幹事為總幹事、副總幹事，由黃仁霖擔任總幹事；改設計、調查為學校、訓練兩部門。
　　
　　戰時新運
　　抗戰開始後，新生活運動即與抗戰前有着明顯的分別。首先在思想方面，戰前「四維」的定義為人民的日常生活定下規範，而戰時的定義則強調紀律、節約和犧牲精神，要求人民無時無刻不忘抗敵。蔣介石曾將「禮義廉恥」口號釋為「犧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傢」，此外，也將「『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一九三九年新運五周年時修訂成「嚴嚴整整的紀律」、「慷慷慨慨的犧牲」、「實實在在的節約」、「轟轟烈烈的奮鬥」，這都是為了鼓勵軍民奮力抗戰的需要。此外，與抗戰前比較，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遷到漢口甚至重慶後的工作亦超越了原本較為着重的道德生活教化的層面，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是」的運動，隨着抗戰期間國傢的需要而開展，例如節約獻金、空襲救濟、搶救難童、成立傷兵之友社，以及在重慶成立陪都新運模範區等。雖然新生活運動的成效於戰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運組織的網絡和動員能力卻為戰時的服務提供了方便，對抗戰起了正面作用。
　　
　　終結
　　抗戰勝利後，中國旋即陷入內戰，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對新生活運動也實在無餘力兼顧。新運總會因此面臨經濟睏難，致使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新運十五周年前夕悄悄指示總幹事黃仁霖「暫停辦理」，終於銷聲匿跡，新運再沒有恢復，歷時十五年的新生活運動無疾而終。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運的延續。
　　
　　具體過程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和宋美齡聯手發動新生活運動，試圖改造中國國民之習性。
　　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6年之後，首次投入的一場大規模運動，即旨在改造社會道德與國民精神的“新生活運動”。國民黨於三十年代所推出的這場“精神方面的重大戰爭”(蔣介石語)，也是該黨建黨以來所從事的一次最大規模之文宣工作。宋美齡在運動的推行和宣傳上扮演了“火車頭”的重要角色。
　　新生活運動的源起，說法不一，有些人認為是蔣介石為貫徹“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理念，乃推動新生活運動。有的則說蔣氏夫婦决心鏟除貪污、受賄、不衛生和無禮貌，因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也有人說宋美齡乃是新生活運動的源頭活水。1933年盛夏，宋美齡在廬山牯嶺避暑時，與一批美國傳教士討論中國情勢。傳教士說，南京政府如欲獲得外國政府的支持和貸款，則蔣介石政府必須在國內實施社會福利計劃，使外國政府和旅華外人對蔣政權有好印象。傳教士又說，美國羅斯福總統正推行“新政”，蔣介石何妨也實施改造中國社會福利方面的“新政”。聰明的宋美齡馬上領悟到傳教士所說的重點，立即嚮蔣報告，蔣迅速同意其觀點。宋即和傳教士研究擬了中國“新政”的細節，她為這項計劃取名為“新生活運動”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舉行的擴大總理紀念周上，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演講，宣佈“新生活運動”開始。隨着蔣介石的宣佈，“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於南昌成立，蔣自任會長，7月1日改組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宋美齡則為婦女委員會指導長，並成為新生活運動的實際推動者和倡導人。新生活運動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婦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齡乃大力鼓吹婦女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動力，她嚮全國女性呼籲：“知識較高的婦女，應當去指導她們的鄰捨，如何管教兒女，如何處理傢務，並教導四周的婦女讀書識字。”但她也承認：“中國的婦女，非但多數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大半還仍過着數百年前的陳舊生活。”
　　宋美齡推行“新生活運動”(當時簡稱為‘新運’)是不遺餘力的，開會、撰文、宣傳、演講、督導和接受國內外媒體訪問，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滿足了她的成就感。事實上，“新生活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乃是美國基督教會的參與，但為了顯示這是一項 “純中國人的運動”，教會的色彩也就被刻意衝淡。
　　抗戰爆發後，“新生活運動”很自然地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等與戰時支援有關的活動。雷厲風行推動的“新生活運動”，經過3年多的時間已呈後力不繼之勢。
　　過度宣傳最容易導致形式主義的出現，“新生活運動”期間所産生的許多笑話和虛偽作假的鄉願風氣，殆成為“新生活運動”的最大敗筆。一嚮同情宋傢姊妹的美國作傢項美麗說，“新生活運動”後來變成了全國性的一場不大不小的笑話。中國近代外交傢顧維鈞的第三任妻子黃蕙蘭在其回憶錄中說，中國駐外人員常有外遇而導致婚變，故在抗戰前外交界即戲稱新生活運動(New Life Movement)為“新妻子運動”(New Wife Movement)。
　　馮玉祥將軍批評說說：“這十幾年來，年年到了新生活紀念日都要開會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講話。其實，新生活是說着騙人的，比如新生活不準打牌，但衹有聽見說蔣介石來了，纔把麻將牌收到抽屜裏，表示出一種很守規矩的樣子；聽見說蔣介石走了，馬上就打起麻將來，24圈衛生麻將的、推牌九的、押寶的也都是這個樣子。又如新生活不準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飯衹花8塊錢，蔣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飯約60元，總是燕窩席、魚翅席。不但大官是這樣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這樣。……要是這些違反所謂新生活的故事，若是發生在離蔣介石遠的小官身上，蔣介石也可以裝不知道，而這些事都是發生在離蔣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這還能裝不知道嗎？”馮玉祥又說：“……那些書的名字，什麽新生活與軍事、新生活與政治、新生活與這個與那個，幾十個名堂，事實證明是什麽？政治是腐敗的，軍事是無能到極點，經濟是貪污到極點，文化是摧毀到極點。實行新生活會有這個樣子？”
　　宋美齡把推廣“新生活運動”當作其政治事業來看待，試圖使國人在生活習慣和精神上“脫胎換骨”，不要讓西方人“看不起我們”，並藉此讓國人知道蔣夫人關心大傢，其出發點不能說不正確，其用意不可謂不好，但是，這場運動的背景是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慣和貧窮的廣土衆民，再加上推行的方法不得當，宋美齡領導的這場運動就像許多運動一樣，很快地走進歷史而成為明日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