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前夕，蒋介石发表了〈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一演说，亦着重说明教育人民明乎「礼义廉耻」的重要性，蒋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纔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进一步打稳「礼义廉耻」作为日后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根基。有谓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而言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鼓吹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服从效法唯一的领袖的法西斯式观念、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此诚的论，亦可见之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有谓蒋介石之发起新生活运动，是因为他某天在巡视时看到一个吸纸烟的小孩，有感于国民生活的不堪所致。对蒋介石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但实有将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动机过分简化之嫌，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事道出了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运内容
　　“礼义廉耻”（四维）是新运的中心思想。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运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1。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三化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所谓“三化”，就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结论中提出了三个目标来概括「新生活」之「使国民生活合理」，即为「艺术化」、「生产化」与「军事化」；而三者之中，又以「军事化」最为重要。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希望能藉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蒋介石又谓：「救国之弱，惟有尚武！方今赤匪充斥，内乱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频仍，帝国主义者与汉奸赤匪，内外勾结，皆挟其全力，以压迫我民族，破坏我国家。吾人欲救此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亦非准备全国国民之军事化，不足以图存；而军事化之前提，即在养成国民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而随时能为国家与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也。」至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煳，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的新生活。」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纵使新生活运动所能达致的效果也并不如其所宣称，也招致社会上不少对新生活运动的质疑，但总的来说，新生活运动之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积极意义，纵使当时不少人对这种以旧道德改革生活的方式嗤之以鼻，但徐中约认为这种提倡至少能达致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即令国民在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有有所作为之感。新运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新运活动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运促进会亦会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战前的新运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组织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之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的新运已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新运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运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1937年3月，新运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担任总干事；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战时新运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即与抗战前有着明显的分别。首先在思想方面，战前「四维」的定义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定下规范，而战时的定义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无时无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一九三九年新运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的需要。此外，与抗战前比较，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到汉口甚至重庆后的工作亦超越了原本较为着重的道德生活教化的层面，成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期间国家的需要而开展，例如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运模范区等。虽然新生活运动的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运组织的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的服务提供了方便，对抗战起了正面作用。
　　
　　终结
　　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对新生活运动也实在无馀力兼顾。新运总会因此面临经济困难，致使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新运十五周年前夕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终于销声匿迹，新运再没有恢复，历时十五年的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运的延续。
　　
　　具体过程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
　　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6年之后，首次投入的一场大规模运动，即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国民党于三十年代所推出的这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蒋介石语)，也是该党建党以来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之文宣工作。宋美龄在运动的推行和宣传上扮演了“火车头”的重要角色。
　　新生活运动的源起，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是蒋介石为贯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理念，乃推动新生活运动。有的则说蒋氏夫妇决心铲除贪污、受贿、不卫生和无礼貌，因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也有人说宋美龄乃是新生活运动的源头活水。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情势。传教士说，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则蒋介石政府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传教士又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何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聪明的宋美龄马上领悟到传教士所说的重点，立即向蒋报告，蒋迅速同意其观点。宋即和传教士研究拟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她为这项计划取名为“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乃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事实上，“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 “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冲淡。
　　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很自然地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雷厉风行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经过3年多的时间已呈后力不继之势。
　　过度宣传最容易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新生活运动”期间所产生的许多笑话和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殆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最大败笔。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藉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关心大家，其出发点不能说不正确，其用意不可谓不好，但是，这场运动的背景是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贫穷的广土众民，再加上推行的方法不得当，宋美龄领导的这场运动就像许多运动一样，很快地走进历史而成为明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