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遵義會議
| 事件經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决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徵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輓救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危機而召開的。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决了當時具有决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主張，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會議在與共産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一係列重大决策，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輓救了黨，輓救了紅軍，輓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着中國共産黨在政治上走嚮成熟。這是黨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點，中國革命從此打開了新局面。
背景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又稱紅一方面軍）8.6萬人撤離根據地，嚮西突圍轉移，開始長徵。長徵初期，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與共産國際有關係的顧問，德國人李德，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在強渡湘江之後，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3萬多人。嚴酷的事實教育了廣大的共産黨員和紅軍指戰員，他們開始産生對錯誤領導的不滿，懷疑。一些支持過“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如張聞天，王稼祥等，也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這樣，當中央紅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該嚮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並在占領黔北重鎮遵義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這裏召開了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後，在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徵。長徵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並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傢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為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嚮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紅軍攻剋黔北重鎮遵義。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雲、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共産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 “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着，周恩來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徵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徵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决議》，並由常委審查通過。决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裏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决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後，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徵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評價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輓救了黨，輓救了紅軍，輓救了中國革命，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徵，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它證明中國共産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决自己內部復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産黨從幼年走嚮成熟的標志。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徵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綫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同時，在長徵途中毛澤東對執行王明軍事路綫的一些領導同志做了耐心細緻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徵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决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占領遵義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參會人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毛澤東(1893年—1976年)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朱德(1886年—1976年)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
陳雲(1905年—1995年)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徵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張聞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1898年—1976年)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徵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徵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1906年—1946年)國傢政治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1898年—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徵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後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徵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員
劉伯承(1892年—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紅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1899年—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1898年—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鄧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書長
李德(1900年—1974年)原名奧托·布勞恩，共産國際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長徵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伍修權(1908年—1997年)翻譯
內容
會議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會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敵人力量強大，二是根據地政府和各級組織對戰爭支持不夠。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動承擔了一些責任。接着，會議圍繞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展開了討論。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集中講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在軍事上的錯誤。他說：如果說敵人力量強大，為什麽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取得了勝利?他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根據地的政府和群衆對反“圍剿”戰爭是大力支持的，駁斥了博古關於根據地政府和群衆支持不夠的說法。王稼祥發言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並表示擁護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張聞天發言同意毛澤東、王稼祥的意見，並且強調指出：在目前這種險惡的情況下，衹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纔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周恩來發言明確提出要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建議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李富春、聶榮臻、朱德、劉少奇、陳雲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贊成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正確建議，同意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博古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不同意大傢的批評，李德為自己的錯誤辯解、拒絶大傢對他的批評。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决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决議》。這個决議起草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6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决議。
《决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基本上是錯誤的。《决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綫”。在敵人采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决戰防禦(即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禦代替了决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綫”。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决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造成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决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衝突，拒絶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
《决議》指出，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者同樣犯了原則錯誤。“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傢式的行動。在幹部中群衆中關於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後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睏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
《决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决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綫，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綫。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鬥爭。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决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决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
遵義會議主要作出四項决定：1．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張聞天起草决議。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决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後决心的負責者。會後不久，决定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隨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綫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綫轉到了馬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輓救了黨，輓救了紅軍，輓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産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綫、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産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志。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綫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遺址
遵義會議會址在遵義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橋）東側，原為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修建於30年代初。整個建築分主樓、跨院兩個部分。主樓為中西合璧，臨街有八間鋪面房，當年為房主經營醬菜及顔料紙張。鋪面居中有一小牌樓，檐下懸挂着毛澤東1964年11月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字的黑漆金匾（此為毛澤東為全國革命紀念地題字的唯一一處）。街面房連接主樓與跨院之間有一座青磚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藍瓷鑲嵌着“慰廬”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篤”二字。
遵義會議會址主樓坐北朝南，一樓一底，為麯尺形，磚木結構，歇山式屋頂，上蓋小青瓦。樓房有抱廈一圈，樓頂有一老虎窗。樓層有走廊上，可以憑眺四圍蒼翠挺拔的群山，指點昔日紅軍二占遵義時與敵軍鏖戰地紅花崗，插旗山、玉屏山、鳳凰山諸峰。會址主樓上下的門窗，漆板慄色，所有窗牖均鑲嵌彩色玻璃。緊挨主樓的跨院純為木結構四合院，仍漆板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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