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戰時工廠內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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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經過:
8月,戰時工廠內遷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被迫組織了沿江沿海國營和部分民營工廠遷往我國西南等內地，工廠內遷促進了大後方工業的發展，為大後力迅速建立起新的工業基礎，改變了過去不合理的工業局面。雖然這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的戰時政治經濟的産物，在很大程度上受製了於戰爭的進展和時局的轉換，但它卻使西部地區的工業在戰時短短的數年便走完了平時需要數十年仍至百餘年才能走完的歷程，並為嗣後西部地區工業的發展創設了一些條件和留下了一定的基礎，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主動或動所采取的有關政策而形成的發展西部地部區工業經濟的模式，至今仍有藉鑒意義。
日本侵華引起的災難，使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積纍的現代化財富化為烏有，大批東部沿海沿江地區的工廠、人口及各種機關被迫嚮西部後方進行遷移，衆多外來社會要素在後方經過長達8 年之久的整合，使西部地區原有的社會格局發生了奇特的變異。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視角來看，因外族入侵而迫不得已的內遷，卻造成了中國現代化重心、佈局與發展方向的調整變動，意義十分重大。
（一）人口內遷與後方社會結構的變遷 人口內遷是內遷的一個重要內容。1937年開始的人口內遷，遷移方向是由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經濟發達地區嚮現代化程度較低的經濟落後地區運行，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短期內遷人口最多、規模最大的突發性人口反嚮運動。 據統計，“七七事變”後短短數年中，全國城鄉共有1425萬人遷往後方。有學者更認為總數當在6000萬人，占中國當時4億人口的15％以上。歷史上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也是罕見的。從1937 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柳州、貴陽增67％，西安增46％，蘭州、昆明增35％。重慶1945年人口從戰前的47萬人猛增至124萬人， 增長了3倍。貴陽、瀘州、宜賓、廣元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由移民造成的西南城市人口陡然高度集中
，不僅改變了中國人口東西部長期失衡的格局，也成為抗戰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 內遷人口的職業構成並非人們想象的以農民為主。戰時內遷者不乏富有者，除黨政軍界外，商人、企業傢、醫生、工程師、教師、自由職業者、技術工人等較多，換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者遷移比例越高，農民比例最小。內遷人口的社會構成直接促進了後方社
會的變化。中國政治中心移往西南，成都、昆明、貴陽等大城市都設置了許多機關，僅陪都重慶先後接納和安置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政軍各類機關就共約130個， 各級官員和公務員約萬餘人。各類內遷的民營、國營和軍工企業約上千傢遷到後方，大量的企業傢、白領管理科技人員與技術工人紛紛隨之內遷。各類技術工人更多達數萬人以上。科
技人才的集中及其創造精神對於大後方的工業發展、經濟開拓起了重要作用。 教師、學生、科研人員與各類文化藝術界人士。據統計，先後遷入西南的高校約有56所，教師學生達2萬多人， 國民政府的主要科研機關也大量遷往內地。大批現代高質量人口的內遷與集中後方，對大後方的社會經濟、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乃至現代化佈局直接産生了極大的
促進作用。
（二）文教科技界的“敦剋爾剋” 抗戰前，中國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大學42所，專科學校30 所。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帶，其中上海與北平占三分之一，而貴州、陝西一所沒有。 抗戰爆發後，這些學校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及止1938年，108所高校中，91所遭到破壞，10所完全遭破壞，25所因戰爭而陷於停頓；教職員減少了17％，學生減少了50％。為保存中華民族的文脈——國脈，中國的高等院校開始了有史以來的大遷徙——高校內遷。中國高校內遷主要走三條路綫：一是北方平津高校南下；二是滬寧杭華東地區高校沿長江或浙江西進；三是廣東、福建高校主要嚮西、嚮北入粵西北和閩西北地區。從1937年開始到1944年，共進行過三次高校內遷。第一次是及至1938年內遷高校共56所，占我國當時現存高校總數97所的57.5％。第二次是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內遷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豫湘桂大潰敗時期，原遷在此的21所高校倉促再遷，損失極大。總計抗戰期間遷移高校106所， 搬遷次數多達300餘次。內遷高校多采取合併辦學與聯合辦學的形式。合併辦學的約占內遷高校的25％。如安徽大學因學生失散而合併入武漢大學。而聯合辦學效果更為明顯，主要有以大夏大學、復旦大學為主的東南聯大、以遷往西安的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大學為主的西北聯大、以及在北大、清華、南開大學合建的西南聯合大學。原來東部以沿海和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教育中心嚮西南、西北地區轉移，原先不平衡的教育佈局漸趨於平衡。大後方的科學技術與文化事業也出現了一個繁榮的景象。中國的科技中心通過內遷而轉移到後方。給西部地區科技發展帶來了一個千年難逢的極好機遇。 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各類科研機關及各類科技人員也源源不斷地流嚮後方，此時科技發明帶有濃厚的“戰時”特徵。戰時後方科技尤其是工業科技的發展在中國近代工業科技史上有着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一，促成了中國近代工業科技史上少有的繁榮局面；第二，錘煉和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國自己的工業科技人才；第三，發展和完善了中國近代科技體係與促進工業科技進步的制度。
抗戰爆發後，文藝界人士和抗日文化青年在“到大後方去”、“到延安去”的口號影響下，紛紛奔赴內地。以重慶為首的大後方彙聚了當時中國文化教育界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和中國當時的主要文化機構和團體。據不完全統計，僅遷至重慶的就有上百個。由郭沫若為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也遷到重慶，全面負責指導與管理全國的文化藝術事業。
桂林因為進步報刊集中而被稱為文化城，重慶更以彙聚了數百傢中外報刊、通訊社而成為中國抗戰的新聞中心。
抗戰時期的工業、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種社會要素的內遷，形成了一個現代化中心的轉嚮運動，對西部不發達地區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對整個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對的調整。儘管不符合常規，卻在某種意義上造就了歷史的進步。其動力，無疑是愛國主義起了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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