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ts: 战时工厂内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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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战时工厂内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工厂迁往我国西南等内地，工厂内迁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为大后力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局面。虽然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战时政治经济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了于战争的进展和时局的转换，但它却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数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仍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并为嗣后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创设了一些条件和留下了一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主动或动所采取的有关政策而形成的发展西部地部区工业经济的模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日本侵华引起的灾难，使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现代化财富化为乌有，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人口及各种机关被迫向西部后方进行迁移，众多外来社会要素在后方经过长达8 年之久的整合，使西部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奇特的变异。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因外族入侵而迫不得已的内迁，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重心、布局与发展方向的调整变动，意义十分重大。
（一）人口内迁与后方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内迁是内迁的一个重要内容。1937年开始的人口内迁，迁移方向是由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向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经济落后地区运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短期内迁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突发性人口反向运动。 据统计，“七七事变”后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后方。有学者更认为总数当在6000万人，占中国当时4亿人口的15％以上。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罕见的。从1937 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柳州、贵阳增67％，西安增46％，兰州、昆明增35％。重庆1945年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 增长了3倍。贵阳、泸州、宜宾、广元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由移民造成的西南城市人口陡然高度集中
，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口东西部长期失衡的格局，也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内迁人口的职业构成并非人们想象的以农民为主。战时内迁者不乏富有者，除党政军界外，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较多，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迁移比例越高，农民比例最小。内迁人口的社会构成直接促进了后方社
会的变化。中国政治中心移往西南，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城市都设置了许多机关，仅陪都重庆先后接纳和安置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 各级官员和公务员约万余人。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迁到后方，大量的企业家、白领管理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纷纷随之内迁。各类技术工人更多达数万人以上。科
技人才的集中及其创造精神对于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经济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教师、学生、科研人员与各类文化艺术界人士。据统计，先后迁入西南的高校约有56所，教师学生达2万多人， 国民政府的主要科研机关也大量迁往内地。大批现代高质量人口的内迁与集中后方，对大后方的社会经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乃至现代化布局直接产生了极大的
促进作用。
（二）文教科技界的“敦克尔克” 抗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专科学校30 所。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其中上海与北平占三分之一，而贵州、陕西一所没有。 抗战爆发后，这些学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及止1938年，108所高校中，91所遭到破坏，10所完全遭破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学生减少了50％。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脉，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大迁徙——高校内迁。中国高校内迁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是北方平津高校南下；二是沪宁杭华东地区高校沿长江或浙江西进；三是广东、福建高校主要向西、向北入粤西北和闽西北地区。从1937年开始到1944年，共进行过三次高校内迁。第一次是及至1938年内迁高校共56所，占我国当时现存高校总数97所的57.5％。第二次是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内迁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在此的21所高校仓促再迁，损失极大。总计抗战期间迁移高校106所， 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内迁高校多采取合并办学与联合办学的形式。合并办学的约占内迁高校的25％。如安徽大学因学生失散而合并入武汉大学。而联合办学效果更为明显，主要有以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为主的东南联大、以迁往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为主的西北联大、以及在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合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原来东部以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教育中心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原先不平衡的教育布局渐趋于平衡。大后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景象。中国的科技中心通过内迁而转移到后方。给西部地区科技发展带来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极好机遇。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各类科研机关及各类科技人员也源源不断地流向后方，此时科技发明带有浓厚的“战时”特征。战时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一，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第二，锤炼和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自己的工业科技人才；第三，发展和完善了中国近代科技体系与促进工业科技进步的制度。
抗战爆发后，文艺界人士和抗日文化青年在“到大后方去”、“到延安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奔赴内地。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汇聚了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和中国当时的主要文化机构和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迁至重庆的就有上百个。由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也迁到重庆，全面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化艺术事业。
桂林因为进步报刊集中而被称为文化城，重庆更以汇聚了数百家中外报刊、通讯社而成为中国抗战的新闻中心。
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对的调整。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历史的进步。其动力，无疑是爱国主义起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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