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
| 事件經過:
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
各位先生: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衆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係。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嚮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嚮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决。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傢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傢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傢為進行建設，絶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謂“和平未到根本絶望時期，决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决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現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衹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傢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衹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麽要擴大溏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傢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衹有讓人傢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傢嚮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巳快罹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溏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是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
中國國傢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衹有犧牲，衹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衹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巳的辦法，我們全國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投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衹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1937年7月17日，盧溝橋事變後的第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絶續之關鍵，全係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絶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决。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行所駐地域，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决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抗戰以後之局勢，就衹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絶續之交，睢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傳達於社會，俾鹹能明？局勢，效忠國傢。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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