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第二次國共合作
|  第二次国共合作
提起第二次國共合作，人們自然會想起作為中共談判全權代表的周恩來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所展現的政治傢的雄纔大略和高超的談判藝術。然而，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史實：在西安事變前，中共還有一位談判代表，這位代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最初階段，做了大量穿針引綫工作，並且在與國民黨的接觸、談判中，堅定地執行中共中央的談判方針，為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實現，奠定了初步基礎。這位不辱使命的談判代表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派遣從莫斯科起程回國擔任國共談判聯繫人的。在此之前，國共兩黨在經歷了相當長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敵對狀態後，於1935年鼕開始出現一綫轉機。為遏製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勢頭，蔣介石在消滅中共基本政策不變的前提下，企圖以收編的方式“政治解决”共産黨。這樣就有了國民黨駐蘇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約見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一事。當時王明強調國共兩黨的中央均在國內，談判宜在國內進行為好，並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漢年為中共代表團派出的談判聯繫人。於是，潘漢年受命回國。
1936年5月，潘漢年和正在蘇聯逗留的鬍愈之一起從莫斯科取道巴黎到達香港。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們。潘漢年抵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在莫斯科與鄧文儀的約定，給國民黨CC派頭子陳立夫發信，請他派人來香港聯繫。第二件事就是派鬍愈之赴上海，尋找上海地下黨的同志，並希望由此瞭解一些黨中央和紅軍的情況，以完成他此次回國的另一項任務——把共産國際與中共中央聯繫的密電碼交給黨中央。
前往上海的鬍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開展上層抗日統一戰綫工作，瞭解上海各係統地下黨情況的馮雪峰。馮雪峰接到鬍愈之有關潘漢年的消息後，馬上動身並於6月抵達香港。兩位左聯時代的老戰友此番重新聚首，雖不是組織的安排，卻是意味深長。潘漢年需要與陝北中共中央取得聯繫，馮雪峰不久前剛剛從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出來，並且已經在上海建立起可與陝北中央直接通電訊的秘密電臺，及經西安抵達陝北的秘密交通綫。而陝北中央此時正在謀求解决與已經中斷聯繫達一年的共産國際重新聯繫的問題。雖然在潘漢年之前已有同志從共産國際攜帶聯繫密碼回國，但均因種種原因未能及時送達中共中央。因此，潘漢年此行還負有將聯繫密碼送達中共中央的任務。潘漢年在聽取了馮雪峰有關陝北中央及上海的情況介紹後，並沒有過多地介紹自己此行的目的，衹是籠統地說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團派遣回國進行國共兩黨合作談判的聯繫工作。不久，馮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馮雪峰，潘漢年於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報》上看到一則由國民黨中央委員、組織部副部長張衝化名黃毅刊登的尋人啓事：“叔安弟鑒：遍訪未遇，速到九竜酒店一敘。見黃毅。”叔安是潘漢年曾經用過的一個化名。潘漢年見到啓事後，立即到九竜酒店與張衝見了面。張衝此次來港是受陳果夫、陳立夫之托邀請潘漢年去南京嚮國民黨當局陳述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觀點和條件的。同時，張衝告訴潘漢年，目前蔣介石對解决兩黨關係問題甚為迫切。
約7月中旬，潘漢年隨張衝從香港坐船經上海抵達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張衝安排住進揚子飯店。由於此時南京正在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其主題是為準備抗戰謀求國內政治、軍事上的統一和團结，因此潘漢年的到來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他被要求將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有關國共兩黨談判的主要意見寫成書面材料，由張衝轉呈上去。潘漢年所寫的材料經陳果夫、陳立夫及部分中央黨部負責人過目後，很快有了答復。陳果夫、陳立夫認為既然潘漢年來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寫的書面材料衹代表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的願望，並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此情況下他們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養甫出面聯絡。至於以後有關合作談判之事，他們希望潘漢年能赴陝北，在取得國內中共中央和紅軍方面正式談判代表資格和有關合作談判條件時，再到南京與二陳面談。
潘漢年在張衝陪同下會見了當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亦是CC上層骨幹人物的曾養甫。曾養甫在重申二陳的一些意見後，與潘漢年約定國民黨方面仍由張衝作代表負責談判聯繫工作。潘漢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這樣結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後，潘漢年開始考慮陝北之行。鑒於前次在香港與馮雪峰會面時，馮提及有通過西安至陝北的秘密交通關係，潘漢年找到馮雪峰，並與他一起研究赴陝方案。考慮到潘漢年此行事關重大，馮雪峰特意請來中共駐東北軍代表，並且在西安負責交通工作的劉鼎，由劉鼎具體安排潘漢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漢年在劉鼎的安排與陪同下，離開上海。8月8日，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漢年被安排住進了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職的張聞天的窯洞。張聞天和潘漢年促膝長談。隨即潘漢年又嚮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匯報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國民黨方面聯絡的情況，還匯報了共産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剛剛開過的討論中國問題會議的精神，即放棄“抗日反蔣”的口號，以南京為首要談判對手。接着，潘漢年又來到中共中央秘書處，將從莫斯科帶回的共産國際與中共中央進行電訊聯絡的密碼，交給了秘書處負責人鄧穎超。至此，潘漢年作為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派出的國共兩黨談判聯繫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聽完潘漢年的匯報後，於8月10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新形勢下國共兩黨關係，調整對蔣政策。會上，中共中央明確决定：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會後，中國共産黨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實行了重大轉變，即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並於9月1 日嚮全黨發表了著名的《關於通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潘漢年在參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張學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漢年又收到毛澤東關於“現急需兄去南京並帶親筆信與密碼去”，希望他“取道膚施”（即延安）回陝北的電報。①9月上旬，潘漢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準備不日啓程，經西安赴上海與國民黨談判。
①《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漢年攜《中共中央緻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即《八項條件》）、毛澤東緻宋慶齡、章乃器、陶行知、瀋鈞儒、鄒韜奮的信以及周恩來緻陳果夫、陳立夫的信等有關國共兩黨合作談判的重要文件離開保安。在西安作短暫停留後，於10月中旬到達上海。就在潘漢年到達上海前後，鑒於蔣介石繼續對蘇區實行“圍剿”，缺乏談判誠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漢年作初步談判代表。這樣，在西安事變前，潘漢年就成了共産黨方面談判的最高代表。
考慮到國民黨方面在接到中共有關合作談判條件後將有一個討論研究過程，潘漢年在從西安返滬路經浦口時，將《中共中央緻國民黨書》交給了事先約好在那裏等候的張衝，請他轉交給國民黨中央。10月中旬以後，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張衝親至上海請潘漢年赴南京與陳立夫見面。潘漢年隨張衝抵南京後，下榻於中央飯店。第二天，即與陳立夫見面。潘漢年首先嚮陳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來共商國共兩黨合作談判問題。陳立夫則表示潘漢年通過張衝轉去的中共有關合作談判的文件他均已過目，但由於國民黨中央還未就此事開會討論，目前尚無正式的談判意見，因此衹能就個人的觀點提幾點看法。必須說明的是，蔣介石集團消滅共産黨的基本意圖是一貫的。1935年蔣介石命鄧文儀到蘇聯主動與中共代表團接洽兩黨合作談判問題，主要是試圖藉用蘇聯壓力政治解决共産黨。當這種可能化為烏有後，國共兩黨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觸便停止了，1936年後，國共兩黨雖然就合作談判問題進行了一係列的接洽與聯絡，但蔣介石對紅軍的進攻和對蘇區的封鎖與圍剿一刻也沒有停止。以後隨着日本帝國主義步步侵入，中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日漸高漲，特別是國民黨內部鬥爭的激烈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幟，發動兩廣事變，迫使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全力解决兩廣事件，蔣介石被迫對西北采取和緩政策，因而對國共談判十分重視，並於5月通過陳立夫嚮曾養甫、湛小岑口授了有關國共談判的四項條件：（一）歡迎共方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二）共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采納；（四）共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蔣介石在解决兩廣事件，消除內部隱患後，便騰出手來，調兵遣將，雲集西安，企圖一舉消滅紅軍，解决西北問題。因此，陳立夫此時的政治態度，必然帶上這一烙印。陳立夫的所謂個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棄割據，交出軍隊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在這裏，對等的談判已不復存在，而是居高臨下的收編。鑒於陳立夫事先聲明其談話衹是個人意見，因此潘漢年對此沒有作更多的辯析。會面很快結束，潘漢年隨即離開南京。
回到上海後，潘漢年立即就國民黨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嚮中共中央作了詳細匯報。11月9日，潘漢年奉命去南京等候與陳立夫正式會談。是日晚，張衝告訴潘漢年陳立夫已飛往上海，潘漢年隨張衝即刻趕回上海。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潘漢年與陳立夫開始了首輪正式會談。
潘漢年首先嚮陳立夫轉交了9月22日周恩來緻陳果夫、陳立夫的書信，並闡述了毛澤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八項條件。陳立夫以冷淡的態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蔣介石之命前來對中共合作談判條款作答的，並就此作了具體陳述。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村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决，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面對蔣介石在合作談判上的倒退，潘漢年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合作，蔣先生為甚目前有如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睏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潘漢年堅定的立場，迫使陳立夫轉換話題，提出“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的設想，潘漢年斷然回答：“暫時停戰問題不解决，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由於雙方各守其則，談判難以進展。張衝提議潘漢年能否先打一個要求周恩來出來與蔣談軍隊問題的電報，至於蔣提到的其他各點，看有沒有復電再說。潘漢年沒有繼續張衝的話題，而是另闢蹊徑，對陳立夫提議，可否與陳先生直接所負各種政治的、群衆的運動，以至於反對政學係漢姦等部分問題進行局部統一運動的談判，以形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陳立夫拒絶了潘漢年的提議，並且再次要求潘漢年打一個請周恩來出來的電報。最後，潘漢年為使談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陳立夫的提議。國共雙方滄州飯店的會談就此結束。①
①《潘漢年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情況給毛澤東等的報告》，《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又進行了第二次正式會談。其間潘漢年旗幟鮮明，堅持中共的先暫時停戰，再繼續談判的原則。陳立夫則繼續推出蔣介石收編紅軍的方案，衹是把保留紅軍的人數從3000增加到3萬，並且把前次談判中潘漢年提到的曾養甫派代表送往蘇區的國共合作談判條件說成是子虛烏有之事。潘漢年再次拒絶了陳立夫收編紅軍的方案，並將中共中央提出的國共合作八項談判條件交給陳立夫，說：“這是對民族國傢最負責任的意見。”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漢年有關兩次談判的匯報後，於11月22日致電潘漢年，指出：“恩來事忙，暫難出去。”“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綫的中心關鍵。”①
①《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關鍵》，《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於蔣介石對國共合作持頑固強硬態度，並且在軍事上繼續嚮紅軍發起一係列進攻，以潘漢年、陳立夫出面主持的國共合作第一輪談判陷入了僵局。 1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指出：談判顯無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之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願意以戰爭求和平，絶對不作無原則讓步。”①
①《周恩來傳》第318—319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堅持原則，據理力爭。這正是西安事變前作為中共最高談判代表的潘漢年在談判桌上所展現的風采。
但是，堅持原則，並不意味着關閉談判大門。為了既堅持中共不作無原則讓步的宗旨，又把國共兩黨的談判繼續下去，在這段時間裏，潘漢年還與四）11的劉湘、廣西的李宗仁、19路軍的蔣光鼐、山西的閻錫山等各地實力派就中國共産黨有關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廣泛交換了意見，以求與他們共同推動蔣介石抗日。
歷史車輪滾滾嚮前，倒退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著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實行兵諫。“西安事變”震驚了全中國、全世界。事變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極度混亂。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楊，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為保全蔣介石的性命，主張和平解决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時，潘漢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連續收到毛澤東關於嚮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變及嚮陳立夫提出五項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為此，潘漢年以中共談判代表的身份，在滬寧兩地開展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周恩來等在西安爭取事變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變發生不久，張衝受宋子文、宋美齡之托匆匆從南京趕到上海，嚮潘漢年瞭解事變真相；過後，宋子文又通過宋慶齡，嚮潘漢年瞭解中共及張學良、楊虎城對事變的態度。對此，潘漢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變的主張及張學良、楊虎城歡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見一一嚮他們作了傳達。接着，潘漢年又根據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從上海抵達南京，與宋氏兄妹進一步落實赴西安談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慮到當時南京政局的動蕩，為避免遭到親日派何應欽等人的阻攔及破壞，潘漢年沒有按常規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而改由堯化門小站下車，然後乘車進城住進事先約定的宋子文傢中。在南京，潘漢年再次嚮宋氏兄妹陳述了中共中央及張、楊關於和平解决西安事變的主張，並建議請與蔣介石、張學良均保持良好關係的澳籍顧問端納陪他們共赴西安。同時，潘漢年又去見了陳立夫，嚮他轉達了中共中央有關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張、楊有關事變的態度後，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齡為談判代表赴西安面見張、楊。此時，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來的艱苦說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蔣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齡，西安方面代表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就周恩來提出的中共和紅軍的六項主張進行談判，最終達成協議，西安事變和平解决。
協議是達成了，但要蔣介石履行以人格擔保的協議卻非輕而易舉。當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於26日安全抵達南京後，他“履行”協議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將張學良扣壓起來，接着又派重兵進逼西安，擺出討伐之勢。剛剛出現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間即被濃重的戰爭陰影所籠罩。
為緩解西安事變後出現的緊張局勢，維護和平，1937年1月亞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指出：南京的進軍，僅有利於政學係及日本，對民族國傢及國民黨則是“極大損害”了共産黨與紅軍堅决站在和平解决國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结一致輓救危局之方法。”①並囑潘漢年“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澤東又連電潘漢年，告之周恩來在西安與蔣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體內容，指示潘漢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變化，並要宋子文實踐諾言。②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致電潘漢年，指示他嚮蔣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後不再發生戰爭”問題。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文件選編》第355頁。孫哲生即孫科，馮煥章即馮玉祥。
②《要蔣、宋實踐在西安所商定之條件》，《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蔣介石具體保證和平解决後不再發生戰爭》（1937年1月21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當周恩來為維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徹夜不眠，運籌帷幄時，潘漢年為落實蔣介石離開西安時以人格保證的協議也奔波於西安、南京、上海等地，並就撤軍、紅軍駐地、給養、西路軍等問題與國民黨進行了一係列艱苦的談判，配合周恩來最終基本解决了西安事變的善後問題。南京停止對西安的軍事進攻，國內和平局面得以最後奠定。
考慮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繼續進行國共兩黨的談判。周恩來的出面，標志着國共合作已從最初的接洽、聯繫、短兵相接的交鋒，進入了實質性啓動的新階段。在以後歷時7個月的談判工作中，周恩來以一個政治傢的傑出才能，掃除重重障礙，促使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實現。
在1937年2月後的國共歷次談判中，潘漢年陪同周恩來參加了3月的杭州談判。這次談判在兩黨合作、紅軍改編及經費問題上均取得了一些進展。會議結束後，潘漢年作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問題又與陳立夫、宋子文進行了多次協商談判。至此，潘漢年作為國共談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從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漢年先後受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談判聯繫人及談判代表的身份，與國民黨進行了將近1年的有關兩黨合作的接洽、聯繫與談判。潘漢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時掌握了國民黨方面對合作談判的政治態度，從而製定正確的談判方針。同時，潘漢年又以其既堅持原則，又留有餘地，張弛結合的談判藝術，最終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進程，為貫徹黨的團结抗日方針作出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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