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曾巩论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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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1080）十一月，直龙图阁曾巩上书论国家财政问题。他认为从古至今国家的财政开支总是有计划的，都是节省开支，使国家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如果无限制地支出，即使国家财政收入再大，也会出现财政危机。宋朝建立后，与民休养生息，注意财政收支平衡，因而虽然人口逐年增加，但国家财政一直绰绰有余。他举例说宋真宗景德年间，全国总计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一千O九十万户，垦田面积二百二十五万顷；宋英宗治平年间全国一千二百七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全国财政收入在皇祐、治平年间都超过一亿万以上，财政开支也在一亿万以上，收支相当平衡。景德年间全国官员总数为一万余名，皇祐年间二万余名，治平年间二万四千余名，比较而言，官员人数增加一倍有余；景德年间国家郊祀之费六百万贯，皇祐年间达一千二百万贯，治平年间一千三百余万贯，比较起来，郊祀之费也增长了一倍多，足以说明皇祐、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支出过多。因此曾巩建议宋神宗节省那些不必要的财政开支，裁省冗官，使之达到景德年间的标准，同时在其它部门也照样实行节省开支的办法，这样国家财政危机就会得以缓解，更何况宋朝是历代以来财政收入最多的王朝，倘若开源节流，国家一定比前朝更为富庶。因而他建议宋神宗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为当务之急，同时他还认为节省开支是理财的最关键的环节，而现在一些空谈理财的政治家却未能达到这一步。他还举出冗官为例，以自己任职的三班院来说，宋初三班院吏官员仅有三百人，甚至还不到这个数目，宋真宗天禧末年却增至一万一千余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样无限增加下去，势必造成冗官之患，依此类推，其它部门也是如此，倘若陛下留意这些情况，国家财政自然会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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