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國民政府定重慶為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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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國民政府定重慶為陪都
“陪都”是我國歷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創舉，又叫“兩京制度”，它始於西周。
西周都城在關中的鎬京，周武王為了加強對東方諸地的控製和防止商朝殘餘的復闢，因而在洛陽首建陪都。此後，歷代的大小王朝等，無不模防周朝的兩京制度，且許多王朝或政權不衹兩京。
綜觀歷代陪都的設置，大體分為四種情況：
1，由於都城偏居邊地，不利統治者管轄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適中的地方建置陪都，加強對全國的控製。如西周的洛陽。
2，由於該政權興起於邊疆地區，建都在邊區，後來該政權強大，入主中原，為了便於控製全國而遷都內地，之後將原都改為陪都，如清之盛京，元之開平府。
3，都城別為全國政治軍事的中心，但隨着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在接近經濟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營建陪都，如隋唐時的東都洛陽。
4，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戰亂臨時住過的地方，如唐朝的南京成都，清朝的承德和民國的重慶等。
重慶，在抗戰期間和解放前，卻具有“雙都”的身份，即“戰時首都”和“永久陪都”。
從1937年11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簡稱“國府”）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到1946年5月5日發佈《還都令》（還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間，重慶一直是中國的“戰時首都”。此外，在國府於1940年9月6日定重慶為“陪都”至解放軍於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慶的九年多期間，重慶也是中國的陪都。
抗戰前，中國的首都是南京，重慶是行政院直轄市，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直逼南京，形勢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國府主席林森率領大小官員撤離南京，並於三日後在武漢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佈遷都重慶，重慶正式擔負起中國戰時首都的責任。
1940年9月6日，國府發佈《國民政府令》，正式頒令“明定重慶為陪都”、“還都以後，重慶將永久成為中國之陪都”，既明確了重慶擔負“戰時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還都南京後，重慶作為陪都的地位也不會改變，即“永久陪都”。
“陪都”實為“戰時首都”
重慶市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所長，著名歷史專傢張鳳琦，日前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重慶在中國八年抗戰時期的主體功能是“戰時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釋說：“戰時首都”的歷史長達八年多；國府“移駐”重慶，實質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遷移到重慶 。因此，八年抗戰時期，重慶是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戰綫遠東指揮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國共（國民黨與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對於為何選擇重慶作為陪都，她說：“這與重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重慶四周環山，長江和嘉陵江環繞，易守難攻。尤其是長江三峽，是一個天然屏障，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始終沒有攻入重慶。衹有靠空襲。後來日軍對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的大轟炸，造成幾十萬平民死傷。”
今天，如果你來到重慶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較場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動地再現了當年日本大轟炸期間，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掙紮求生的慘烈景象。至今，老一輩的重慶人一提到重慶大轟炸就義憤填膺。許多受害者還在嚮日本政府要求賠償。
談到重慶在抗戰期間的地位，張鳳琦表示，除了作為中國戰時首都，重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綫遠東指揮中心。當時，盟軍中國戰區司令部就在重慶，美軍顧問團也常駐重慶。1942年，同盟國宣佈蔣介石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任指揮中國、泰國、越南等地聯合部隊的指揮任務，由美國史迪威將軍擔任最高統帥參謀長。史迪威同時擔任中緬印戰區總司令。
瞭解中國抗戰歷史的人，都對宋氏三姐妹攜手慰勞軍隊傷員的一張歷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當時，重慶經歷日軍大轟炸，每天都有軍人和平民死於轟炸，當時宋氏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和宋美齡，捐棄前嫌，攜手抗日。這體現了中國人在面臨國傢民族危難時刻，共同抵抗外敵的决心和勇氣。
“鐵血西遷”
撐起工業“脊梁”
用張鳳琦的話說，就是重慶作為中國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政治中心，國共兩黨直接溝通，團结所有可以團结的力量，形成強有力的統一戰綫，大傢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慶對抗日戰爭的另外一個貢獻，是為前方戰場提供了急需的槍支彈藥。抗戰開始後，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區成百上千傢工廠輾轉遷移到重慶，實現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鐵血西遷”，成為支撐中國抗戰的工業“脊梁”，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新工業區。
今天重慶許多大企業前身，都是當年南遷的企業。如當年的鋼鐵廠遷建委員會（今重慶鋼鐵集團公司）、第25廠（今嘉陵廠）、第1廠（今建設廠）、第24廠（今特殊鋼廠）、第21廠（今長安廠）、第20廠（今長江廠）等。
成為戰時文教中心
張鳳琦表示，伴隨着重慶作為當時中國政治中心的形成，重慶的文化與教育發展迅猛，空前繁榮，重慶也因此成為戰時中國的文教中心。
當時中國幾乎所有頂尖的藝術傢都薈萃重慶，創作出一大批藝術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陳白塵的《大地回春》和陽翰笙的《天國春秋》等。
抗戰前，重慶衹有重慶大學，陪都期間，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學府遷移重慶，使當地高等教育出現空前的繁榮，光大學數量就達到31所。中國頂尖的教授、學者雲集重慶。當時著名的中央大學、中央政法大學和復旦大學都遷移到重慶。
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聯合國，將它的資料交給每個成員國保管備份。由於重慶是中國戰時首都，1947年成立的“國立羅斯福圖書館”（重慶圖書館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聯合國指定的資料寄存館，一直未間斷過，使重慶圖書館為成為中國國傢圖書館（當時稱“北京圖書館”）外，迄今為止中國保藏聯合國資料最早的另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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