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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及其研究沧浪诗话及其研究
嚴羽《滄浪詩話》,是一部以禪喻詩,着重於談詩的形式和藝術性的著作。由於詩的形式和藝術性也是詩學中重要的問題,所以它對於後來的詩論和某些詩人的創作,會發生相當大的影響。同時又由於作者的論點有主觀唯心論的傾嚮,所以難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卻也招來了比較多的非難和攻擊。現在加以整理,以供研究我國古典詩歌和文學理論上工作者的參考。
《滄浪詩話》附見滄浪吟捲,自言見到宋本;明都穆重刻滄浪先生吟捲,亦言元刻本。今以宋元本均未見,置不論。其別出者以說郛及津逮秘書二本為最流行。此後各種翻刻之本,大抵不出此三種。但此三種實亦同出一源,無大區別。校釋之語以一部分是舊稿,原係文言,雖經刪改,未必能改得純粹。為求統一起見,即此校釋說明,也不免難些淺近文言,這是需嚮讀者聲的。
南宋後期詩歌雖說情況紛雜,但脫離往日宋詩主流的傾嚮已經很明顯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嚴羽的《滄浪詩話》。
嚴羽字儀卿,號滄浪逋客,邵武(今屬福建)人,一生未仕。他在詩歌創作方面沒有很突出的成就,但《滄浪詩話》卻是一部極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其書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門,以第一部分為核心。嚴羽論詩立足於它“吟詠性情”的基本性質,而《福建文苑傳》亦以“掃除美刺,獨任性靈”總括嚴氏詩論。全書完全不涉及詩與儒道的關係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視詩的藝術性和由此造成的對人心的感發,這與理學家的文學觀恰成對立,很值得註意。
根據上述基本宗旨,嚴羽在《滄浪詩話》中,針對江西詩派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並由此涉及了宋詩的具有普遍性的弊病,認為“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對蘇軾、黃庭堅都表示了相當的不滿。在揭示宋詩的主要弊病方面,嚴羽的批評是很有力的。
同時,他藉用禪宗的思想方法和語言,提出“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認為作詩之道,在於“妙悟”——即超乎理性認識、邏輯分析的直覺體驗,並以盛唐詩為最高標準,要求達到一種“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即不能從具體文字去追尋而必須從整體上去體味、富於言外之韻的渾然高妙的境界。過去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玄虛之論,其實結合嚴羽重“吟詠性情”的論點來看,並非如此。如他也很簡明地指出:“唐人好詩,多是徵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心。”可見“妙悟”並不與真實的生活體驗相脫離。
嚴羽的詩歌理論與當時詩歌的發展變化有密切的聯繫。
對江西詩派過多地講究“出處”、“來歷”和“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作詩方法,一般江湖詩人都是持批評態度的。
而以“四靈”為代表,通過標榜晚唐詩,已經帶有對宋詩的知性傾嚮加以反撥的意味。但嚴羽比他們高明的地方在於:第一,嚴羽的詩論雖然帶有札記、語錄式的特點,論說並不周詳(這可能與他受禪宗影響有關),但他還是能夠從一定理論高度上對詩歌的某些關鍵問題作總體把握,這是當時其他人所不具備的。第二,對於詩歌取法的對象,“四靈”是專註姚、賈,劉剋莊以後的詩人雖範圍有所擴大,但仍局限在中晚唐,或至多加上個別盛唐詩人。而嚴羽雖然最推崇盛唐,同時卻主張“從上做下”,要求對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詩,乃至被他批評的蘇軾、黃庭堅,都要加以關註,不可偏廢。這樣的眼光當然更全面公允。第三,從學習古人的方法來說,江湖詩人大多數是停留在學習個別、具體詩人的詩風以及寫作手法上,模仿的痕跡仍然很深,難以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而嚴羽則要求在熟讀細參、多方吸取的基礎上從“悟”而入,雖然他對個人獨創的強調不夠,仍沒有跳出古人窠臼,但畢竟以“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這樣的見解提出了融匯貫通、以我為主的學習方法。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妙悟”一說,實際上涉及了中國古典詩歌創作構思、欣賞心理中最核心的直覺體驗與感悟等問題。雖然他未能深入分析這種心理活動的真正內涵與科學道理,但畢竟比較敏銳地從禪悟上體會到詩歌的構思與欣賞都與邏輯思維不同,既不是知識積纍的結果,也不是理論分析的結果;詩歌的語言,在根本上不是說明性的,而是暗示性的。
《滄浪詩話》是一部對後世創作實踐和詩歌理論都有很大影響的著作。元明詩人推崇盛唐詩的立場及清代王士禛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之提出,均與此書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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