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的诗以生命和死亡、爱情和艺术、时代和祖国等大事为主题，被誉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诗篇。勇敢、豪爽、自信、酷爱艺术，是诗人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她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活困难和没有保护、没有同情的孤独，紧张地进行创作，“在不该笑的时候”发出爽朗的笑声。1941年8月31日，在孤立的，极端痛苦中，诗人自缢身死，结束了一场永远令人感伤的悲剧。
人生经历
茨维塔耶娃首先是一个疯狂的女人，雌性这一性征天然地决定她女人的天性，追求肉体赠予人的天然的愉悦；其次才是不羁的诗人，将爱情幻化为信念，不断追求爱情，正是作为诗人的诗性。
她一生都在追求爱情，渴望心灵之爱。
茨维塔耶娃自小受到普希金的影响。她在1937年流亡国外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普希金》里曾提到：她母亲是位富有天才的音乐家，卧室里挂着以普希金为题材的《决斗》的画，从而使她对死亡产生了一种神圣感；而她父亲则身为莫斯科大学的教授、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精美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父亲这种身份使她在普希金纪念像下成长起来，作品《我的普希金》说“……真是个绝妙的想法——把巨人放在孩子中间。黑色的巨人在白色孩子中间，真是绝妙的想法——注定让白人的孩子去和黑人结婚……”。可见，她深受诗人普希金的影响。
茨维塔耶娃接触的第一部普希金作品是《茨冈人》，她由此接受一个全新的词——爱情。普希金的爱情观传染给了茨维塔耶娃。她一生都与这个神秘的词汇纠缠不清。她为爱情而活着，大胆追求爱情，并因此写出或凄美或激越的诗歌，为世界诗坛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茨维塔耶娃对十月革命很反感。这并不是她不理解俄罗斯而不接受革命，而是由于她凭着诗人特有的敏感一下子意识到“革命即暴力”，所以不接受。然而正是女诗人对十月革命采取不接受的态度，造成了她一生的不幸。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伦一直反对沙皇专制政体。1917年11月，反对暴力革命的茨维塔耶娃却亲自把丈夫送往白卫志愿军，使之成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捍卫者。也因此同埃夫伦失去联系。1922年春，她带着女儿投奔在巴黎就读的丈夫，开始了她悲惨的流亡生活。
在流亡期间，茨维塔耶娃虽过着落魄的生活，但时刻未忘精神生活：追求爱情。她追求丈夫的同学罗泽维奇，一度使她那忍隐有余的丈夫埃夫伦也无法承受。还有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等世界名人留下有趣的情感史。
茨维塔耶娃十分重视心灵之爱。这一点在她处理与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关系时，可窥视到她内心世界。茨维塔耶娃在致里尔克的信中说：“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并且她挑明自己追求的是“无手之抚，无唇之吻”，反对“把对方举起，就近唇边——一口一口地啜饮”的肉体之爱。 同样性质的信是她在致瓦洛申的信：“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噢，我多么恨这堵墙啊！”可过了几个月后她又在给瓦洛申的信中说：“我主要的热情是同人倾心交谈，可性爱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钻进对方的心灵。”
茨维塔耶娃承认爱情有追求肉体层面的淫欲，但是她还是强调真正的渴望还是心灵的交融，肉体的结合正是她达到心灵交融的必然桥梁。于是，她疯狂追求爱情时渴望与对方的肉体融合在一起，并且生下新的生命——“儿子”。因此，她不仅渴望与罗泽维奇生儿子，而且渴望同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生“儿子”。这里“儿子”，即是她作为女人本能的需要，又是她诗性的体现，是诗的“生命”。爱情到底需要灵肉之分还是灵肉相融？女诗人在这个难题面前踌躇着、选择着，也正是如此种种独特于别人的感受，女诗人把之化为诗歌的形式与人见面。她的诗因此得到人们的喜爱。
1939年，她带着儿子返回祖国，结束了17年辛酸的侨民生活。回国后，她的丈夫和女儿却遭到了无理的迫害。苏德战争爆发后，她又被疏散到荒凉的叶拉布加，终因爱情枯竭、思想痛苦、政治孤立而难以自持而自杀。
女诗人随着肉体一同毁灭了，然而诗歌依然放射光芒。纵观女诗人的一生，我们只能试图对待诗那样，去理解、甚至去爱戴她！
在诗歌中生存
从某种意义上讲，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生存历程——或者说是死亡历程——比一切写在纸上的诗都更接近于诗的本质。但是正如沃洛申在诗人刚刚步入诗坛之际所说：茨维塔耶娃不在思考，她在诗歌中生存。茨维塔耶娃的诗可以被看作是她对自己不断发出的咒语和预言。“尚未写出的诗歌并不可惜！”，觉得她仿佛事先替这个世界宣读了对自己的判决。然而对此诗人同样事先有所回答：“至于我——属于所有的世纪。”也许世界既容纳不下她这个人，也容纳不下她可能更好的作品——那“尚未写出的诗歌”；一切已经足够了：无论她的苦难，抑或她的成就。茨维塔耶娃，“她的诗仿佛是由激情、痛苦、隐喻、音乐所汇成的雄伟的尼亚加拉瀑布。”这好像是叶甫图申科讲的，很难有比这更切实地道出我们的感受的话了。
诗既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方式，又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而从根本上讲，这一切都是一回事。可以换个说法：诗人是特殊的人，诗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这里我说“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并无“或此或彼”之意，只是一时难以把握究竟哪种表述方式更其准确，其实二者也是一回事：这一思维方式如果不诉诸语言它就不是诗，同样如果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它也不是诗。话说至此，很接近于古人所谓“诗有别才”，如果把“才”理解为思维之才和语言之才的话。诗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独立的存在；我们只能走向它，它不可能来凑合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茨维塔耶娃比此前此后绝大多数诗人更当得起诗人这一称号。“人在世间的唯一任务是忠于自己，真正的诗人总是自己的囚犯；这种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还要坚固。”她这句话用来形容她的人或她的诗都是恰当的。即便借助译文我们也能感到，在诗人那急切、强烈甚至狂暴的诗的思维的驱赶下，她的句子追逐着句子，词汇追逐着词汇，其间有些掉了队，造成了她的诗的独特的跳跃性或片断性。茨维塔耶娃较晚的诗作，多是匪夷所思之作。茨维塔耶娃向来为寻常体验与寻常思维所无法企及。
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散文不过是她的诗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当茨维塔耶娃回首往事，无数思绪挟裹着无数细节，铺天盖地涌来。一个人站在彼岸，几乎不可能如此；除非间隔着的时间与空间都不存在，也就是说，此人并非回溯既往，她就置身于这一现实之中。而这正是茨维塔耶娃不同于他人之处。她写散文和回忆录如此，写诗也是如此。茨维塔耶娃是个始终处在“当下”状态的诗人。沃洛申所谓“她在诗歌中生存”，正就此时此刻而言；而作为诗人的她，也在此时此刻写作。在我看来，这对诗人来说既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因为诗是当下的，而诗的艺术却往往不是当下的，它需要深思熟虑。然而杰作与仓促粗糙之作同时同地诞生，区别在写诗的人。有的作者不免要等上一等，让自己的体验去将就自己的诗；对茨维塔耶娃来说则永远是同步的，因为她有足够的才能在当下去充分表现它，包括其间所有复杂、曲折、细微和延伸之处。激情与痛苦既为诗人所需要，又足以致其于死地，而茨维塔耶娃在写作时一概驾驭得住。所以当她说出“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时，乃是世界诗歌史上的一个特例。对茨维塔耶娃只能阅读，无从效仿。从另一方面讲，她的激情与痛苦也无须积淀——它们永远是最深切的，最强烈的，最成熟的；何况命运从不给她提供宽裕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