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 | 黃 | ||
名: | 遵憲 | ||
字: | 公度 | ||
網筆號: | 人境廬主人 | ||
今属: | 廣東省梅州市梅江區 | ||
出生地: | 廣東嘉應州 | ||
閱讀黃遵憲 Huang Zunxian在诗海的作品!!! |
字公度,清末愛國詩人,傑出的外交傢、政治傢、教育傢,1848年生於廣東嘉應(今廣東梅州市)(今梅城東區下市角),卒於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即讀書應試階段(1863~1876);出使階段(1877~1894);參加變法階段(1895~1898);鄉居階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緒帝三年)黃遵憲應邀任參贊,隨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緒帝八年,黃遵憲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光緒帝十三年,黃遵憲成書《日本國志》,書中以大量篇幅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並批判秦漢以後的專製主義,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係列學習西方的主張。光緒帝二十一年,黃遵憲參加強學會成為維新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光緒帝二十二年黃遵憲邀請梁啓超到滬創辦《時務報》鼓吹變法。光緒帝二十二年十月黃遵憲入京受到光緒帝皇帝和帝黨官僚接見,次年被任命為湖南長寶????法道等職,積極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光緒帝二十四年八月,光緒帝帝任命黃遵憲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變失敗後,黃遵憲被清政府列為“從嚴懲辦”的維新亂黨,但由於外國駐華公使等幹預,清政府允許黃遵憲辭職還鄉。黃遵憲回鄉後仍熱心推進立憲、革命等工作,並潛心新體詩創作,被譽為“詩界革命巨子”。同時,他熱心家乡教育事業,創立嘉應興學會議所,自任會長,積極興辦新學堂。黃遵憲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人境廬詩草》等3種。
論詩主張“我手寫吾口”,要求表現“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長於古體詩,有《日本雜事詩》及《境廬詩草》。
多年來黃遵憲的歷史地位被不少人局限性地理解,後人往往從文學或詩界革命的領域去理解他,而忽視其作為愛國者、思想傢、變法維新者、政治傢的本來面目,對黃遵憲歷史地位全面深刻認識,是直到近年來纔開始出現的。”且看:
———影響中國近代思想界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盧梭民約論,最早是由黃遵憲介紹到中國來的,中國士大夫最早是從黃遵憲撰寫的《日本國志》瞭解到人權、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國志》中的維新變法思想,使當時的康、梁乃至光緒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啓發,其“分官權於民”的思想明顯地啓發了一代偉人孫中山形成民權主義的思想。
———黃遵憲與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章太炎、嚴復等“書生議政,坐而論道”不同,他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與鬥爭經驗,他在戊戌政變前的湖南創立了保障社會治安的保衛局等措施在政變失敗後仍能保留下來,就說明黃遵憲的改革是切中國情的,他在湖南協助陳寶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變法理論靈活運用於中國實踐的結果。
———黃遵憲在漫長的外交生涯中,深知國傢主權的重要性,沉痛指出:“弱為萬國役,治為天下強。”他致力保護華僑、僑工的權益,抵製排華運動,聯絡僑商組織商會;在新加坡又創立保衛華工的南洋護照制度。
———黃遵憲被公認為晚清“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其“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的吶喊成了詩界革命的口號;其《人境廬詩草》的清新之風,一掃舊體詩的陳腐暮氣;其詩作真實生動地記錄了晚清絶大多數重大歷史事件,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詩史”之譽。
黃遵憲在短短的58年生涯中,遊歷日、英、法、意、比、美及新加坡等西方國傢以及香港等共13個年頭,親身感受到撲面而來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國的國情,積極主張維新變法,在維新變法失敗後,他卻矢志不渝,堅信“滔滔江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100多年過去了,今天緬懷起這位客傢先賢的遠見卓識,仍然令人肅然起敬!
黃遵憲所著《日本國志》是近代中國係統介紹日本政治、歷史、人文、地理的重要專著,其詩作《日本雜事詩》等反映了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被稱為“詩史”。
雜感
黃遵憲
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
贈梁任公同年
補充:生平詳記
寸寸河山寸寸金,瓜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
黃遵憲,字公度, 1848 年 4 月 27 日 (清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出生在廣東嘉應州 (今梅縣)。是我國近代歷史上一位卓越的愛國詩人,也
是一位有才幹的政治活動傢和外交傢。
黃遵憲的祖上原是中原人,大約在元朝的時候渡江南下,經閩江流域,
最後在廣東東部東江流域的嘉應州定居下來。 (廣東人稱他們為 “客傢人”)
黃遵憲的祖父叫黃際?N,據地方志記載, “性和易,處事練達”,是一個開
明的士紳。有一年嘉應州鬧大饑荒,米賣到一千五百錢一鬥。黃際?N和州中
一些人士捐款救濟饑民,受其惠者甚衆。他在地方上還提過不少好的建議,
如嚮地方長官提出 “設糧房於堂皇側”,方便貧民百姓,使 “州人至今稱道
弗衰”。黃遵憲的父親叫黃鴻藻,科舉考試中了舉人以後,由戶部主事調任
知府,分派到廣西省。先後在南寧、梧州一帶辦理糧食調撥工作。 1884 年,
中法戰爭期間,我國軍隊源源開出鎮南關,糧食所需,十分急迫。黃鴻藻能
及時把大批糧食從南寧等地調運到前綫去,解决軍隊的給養問題,對鼓舞軍
士的戰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以後黃鴻藻升任思恩府知府,任職期間 “辦
農桑,修書院,教養兼施,政聲卓著”。他曾這樣表示過自己的抱負: “士
大夫平日讀書修養,應以天下為己任,當官做事,不應首先考慮個人禍福,
而應以國傢大計 為重。”黃鴻藻不僅是一位有才幹的政務傢,還是一個喜歡
詩歌的人。他在廣西任職期間,政事餘暇,常與同僚們遊山賞水,飲酒吟詩,
寫過一些很有才情的詩篇。父親的思想品質,以及對詩歌的偏愛,對黃遵憲
自然産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不過,在黃遵憲童年的生活中,給他更大影響的
是他的曾祖母李氏。
黃遵憲出生在一個四世同堂,成員多達 70 餘人的大家庭裏。黃遵憲的曾
祖母李氏德高望重,是大家庭裏的中心人物。在衆多兄弟姐妹中,李氏特別
偏愛黃遵憲。黃遵憲纔 1 歲多,弟弟又降生了,兩人在母親懷中爭乳。為給
黃遵憲母親解圍,高齡的李氏負起了帶養黃遵憲的任務。她親手為小曾孫裁
製衣裳,烹調食物,體貼得無微不至。她還故意把曾孫打扮成女孩子模樣,
梳個盤雲髻,穿上紅衫紅裙,惹得鄰里們都笑。
黃遵憲的家乡不僅山青水秀,而且是遠近聞名的山歌之鄉。還在黃遵憲
呀呀學語的時候,李氏就教他唱兒歌: “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
後來,李氏又教他唱山歌,背誦 《千傢詩》。在李氏的影響下,黃遵憲自幼
就受到了文學的熏陶。 1856 年,黃遵憲 9 歲時,他父親中了舉人。喜報傳來,
全家慶賀,李氏興奮地撫摸着黃遵憲的頭說: “這孩子屬猴,可比猴子還伶
俐,長大後定會比他父親更有出息。”話語間充滿了對小曾孫的厚望。
黃遵憲 10 歲的時候,開始學寫詩。有一天,塾師以唐代大詩人杜甫 《望
嶽》中的名句 “一覽衆山小”為題,讓黃遵憲作詩, 他思索片刻,提筆寫下:
“天下猶為小,何論眼底山。”一個有遠大志嚮的人,站得高,看得遠,連
整個世界大勢都能看得清楚,不會覺得世界太大,更何況那些一目瞭然的眼
底群山呢!這詩句口氣很大,出語不凡,意境比杜詩更進一層,使塾師驚異、
贊嘆不已。
科舉路上徘徊
在家庭的影響下,在塾師的指導下,黃遵憲的學習不斷有長進。在封建
社會裏,知識分子大都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擠進官僚階層。明清以後,適應
封建制度的發展,建立了一套比唐宋時期更完備的科舉制度。為培養馴順的
奴才,統治者特別看重八股文、試帖和楷法。所謂八股文,指的是考試中 “代
聖賢立言”的文章。全文除首尾外,分八段,每兩段必須逐字成對。題目都
是出自 “四書”、 “五經”,考生對題目的理解衹能以程朱理學的解釋為依
據。所謂試帖詩,也同八股文一樣,必須按一定的格式,可以說就是在做一
種沒有實際內容的文字遊戲。這種考試分為三級:院試,考中了是秀纔;鄉
試,考中了是舉人;會試、殿試,考中了是進士。
黃遵憲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不可能不走科舉仕途的道路。然而,黃遵
憲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社會處在劇烈變化的時代。就在黃遵憲出生的前 8
年,即 1840 年,爆發了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強迫
清政府簽訂了一 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的領土主權開始喪失,自給自足
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中國社會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民族矛盾
的加深,使階級矛盾更加尖銳。黃遵憲出生後第三年,爆發了中國歷史上最
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太平天國政權存在了 14 年,太平
軍縱橫 18 個省,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社會動蕩不安,使人們的生活和
思想意識開始發生了變化。一部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開始瞭解世界,並提
出嚮西方學習的主張,認為不能以天朝大國自居。他們對於清朝政府的腐敗,
深惡痛絶,呼籲強國強兵,抗擊外來的侵略。
面對民族危機、社會動蕩,黃遵憲也認真思索起來。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世儒誦詩書,往往矜爪嘴。昂頭道皇古,抵掌說平治。”詩中批評了衹知
道熟讀古書高談闊論的人,認為想用古代的辦法來治理國傢是行不通的。詩
中又寫道: “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識時貴如今,通情貴憫世。”進一
步說出了他的主張:要治理好國傢,必須瞭解當今世界的情況。
1867 年,黃遵憲參加院試,入州學,當了秀纔,取得了參加鄉試考舉人
的資格,同年秋即赴廣州應考,沒有考中。 1870 年,黃遵憲第二次去廣州應
考,結果又名落孫山。廣州是南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也是軍事要地,
又是林則徐禁煙、關天培等愛國將領抗擊外國侵略的地方。黃遵憲在廣州的
逗留,使他寫下了 《羊城感賦》的組詩,其中一首極力贊揚了關天培 的英勇
和將略,歌頌了這位光榮殉國的英雄。由廣州回傢的途中,黃遵憲到香港作
了一次短期旅行。他看到昔日祖國的海島,今已是外國人的樂園,香港的中
國人受着殖民統治。更可悲的是,英國殖民者已把香港作為進一步侵略中國
的基地。大批的鴉片煙,正準備運往內地。黃遵憲心情十分沉痛,他寫了 《香
港感懷十首》,字裏行間表現了愛國主義的憤懣情緒。
屢次考試不中,使黃遵憲精神上非常痛苦。以後幾年中,黃遵憲一方面
對埋於案頭,作八股吟詩賦,消磨寶貴的生命,心有不甘,鄙棄科舉的念頭來越強烈;一方面又抱着一種渺茫的希望,幾乎是無可奈何地進行準備,
參加下一次的考試。
1873 年黃遵憲 26 歲時,考取了拔貢生,按當時考試的辦法,凡得到 “監
生”、 “貢生”頭銜的,都可以參加順天 (清朝沿用明朝舊製。以北京為順
天府)鄉試。 1874 年春,黃遵憲啓程去北京。當時他父親正在戶部任職,也
在北京,於是爺兒倆生活在一起。由於黃鴻藻的薪俸不多,所以他們的生活
很簡樸。在北京,黃遵憲交了一些朋友,還結識了一些官場上的人物,這對
他以後的政治生活産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 1876 年,他隨父親到山東煙臺
作了一次漫遊,見到了洋務派官僚張蔭桓、李鴻章等人。所謂洋務派,是第
二次鴉片戰爭後,隨着清政府內外交睏,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官僚主張利用
西方先進生産技術,維護清朝的統治。他們與頑固派盲目排外,仇視一切外
洋事物不同,提出 “師夷長技以自強”的口號,掀起了洋務運 動,先後創辦
了一些近代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洋務運動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
發展,對處國經濟勢力在中國的擴張,也起到了一些抵製作用。
黃遵憲在他們面前侃侃而談,引起了他們對這位年輕人的興趣和註意。
李鴻章竟當着別人的面稱道黃遵憲為 “霸纔”。以李鴻章當時權勢和地位,
能如此推重黃遵憲這樣一位初出茅廬的後輩,使黃遵憲大有 “知遇”之感。
這是黃遵憲和洋務派發生聯繫的開始。
同年秋,黃遵憲猶豫再三,還是參加了順天鄉試。結果這一次被錄取為
第 141 名舉人。
1877 年,黃遵憲的同鄉、翰林院侍講何如漳,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駐日
公使。他熟悉黃遵憲並瞭解他對時務的見解,所以邀請他一起去日本。黃遵
憲考取舉人後,傢人都希望他再考進士,加上當時中國是一個屢戰屢敗的弱
國,處在列強虎視眈眈之下,清朝的許多大臣對國際形勢又茫然無知,造成
外交活動的睏難,所以參與外交活動是很不利的,對個人來說甚至是危險的。
為此傢人反對他去日本。黃遵憲沒有膽怯畏縮,愛國主義的思想使他充滿着
信心和勇氣,去擔負艱巨的外交工作。他不顧傢人和親友的反對,毅然拋棄
科舉仕途,選擇了到海外從事外交工作的職業。經過何如漳的推薦,黃遵憲
被任命為駐日參贊官,隨行出使日本。
出使前夕,黃遵憲的心情非常激動,多年來,科舉考試的 折磨給他帶來
的痛苦,似乎都消除了。他對着自己的像片,寫道: “如此頭顱如此腹,此
行萬裏亦奇哉,諸公未見靴尖??,待我扶桑濯足來。”中國古籍裏稱日本為
扶桑,黃遵憲風趣地表示要去扶桑洗腳,表達了他希望在對日外交工作中施
展才能,實現抱負的心情。
外交生涯
1877 年 11 月 26 日傍晚,黃遵憲隨何如璋由上海乘輪船啓程,一行 30
餘人,最後在神戶登陸,開始了在日本的外交活動。
日本是亞洲東部的一個島國,自 17 世紀開始,遭到荷蘭殖民者的侵略,
引起社會的變化,民族矛盾加深,其情形與當時中國相似。 1868 年,日本發
生了明治維新,通過一係列的改革,日本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逐漸
強大起來。 1874 年,發生了日本武裝侵略臺灣的事件,中國人在感到震驚的
同時,迫切要求瞭解日本,想知道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到底發生了什麽變化,
究竟它是怎樣學習西方變法自強的。黃遵憲的心情也正是這樣。
黃遵憲作為一個友好的使者,到日本後,漫遊各地,參加各種集會,結
交各方面的人士,與許多日本朋友結下了深厚的友情。異國的風土人情,增
加了他的創作激情,他寫下了大量的反映日本歷史、現狀、自然景色和風情
民俗的詩歌,後來編 成了 《日本雜事詩》刊行。 1880 年,日本友人源輝聲先
生在徵得黃遵憲同意後,把 《日本雜事詩》的部分原稿,埋藏在東京墨江畔
的傢裏,由黃遵憲題寫了 “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塚”九個字,刻石竪碑,作為
中日兩國人民永久友誼的象徵。碑石上還刻着黃遵憲的兩句詩:
一捲詩兮一?g土,詩與土兮共千古。
同時還有源輝聲先生和的詩:
詩有靈兮土亦香,我願與麗句兮永為鄰。
源輝聲先生逝世後,安葬於東京都北部的平林寺,詩塚也被遷到該處。
這件事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動人的佳話。
在日本期間,黃遵憲開始接觸從西方傳播到日本的資産階級民主自由學
說。他剛到日本時,聽到關於民主自由的說法是很驚訝的,當他讀了法國啓
蒙運動先驅盧梭、孟德斯鳩的著作後,思想有了明顯的轉變。根據在日本的
親身體驗,使他認識到民主政治比封建專製政治要好,而且認為民主政治代
替封建專製政治是必然的趨勢。有一次他對何如漳說: “中國必變從西法。”
如果不像日本那樣維新自強,必遭奴役、瓜分之禍。正是這種思想的形成,
使他後來成為我國維新變法運動的積極倡導者。
在日本期間,黃遵憲清楚地看到,日益強盛起來的日本正把侵略矛頭指
嚮中國和朝鮮。 1879 年,日本吞併琉球,駐日大 臣何如璋給總理衙門和北洋
大臣的重要文件共 10 餘萬字,分析了日本國情,陳述了我國應采取的對策,
指出: “琉球如亡,不出數年,閩海先受其禍。”這些預見都被後來的事實
所證明。而這些文件絶大部分都是由黃遵憲草擬的。但清政府卻沒有采納黃
遵憲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見,終使琉球成為日本侵略政策下的犧牲品。黃遵
憲衹好把他滿腔悲憤寄托在他的詩篇 《琉球歌》裏。
黃遵憲在日本兩年間,不僅廣泛接觸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觀察和瞭解日
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況,同時還努力學習日文,以
便能夠直接閱讀日本書籍,搜集資料,準備編寫一本介紹日本典章制度為主
的書。他以頑強的毅力,剋服種種睏難,精心收集了 200 多種參考文獻。
來他離開日本時這部書的草稿已基本完成。 1882 年,黃遵憲奉命調任駐美國
舊金山的領事,寫作因而中斷。 1885 年,他從美國請假回國,又重新進行編
寫,直到 1887 年的夏天,這部名為 《日本國志》的書終於完成。
《日本國志》共 40 捲,約 50 餘萬字,編目為國統志、鄰交志、天文志、
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邢法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産志、工藝
志 12 部分。詳細介紹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特別着重介紹了明治維新以後采
取的改革措施及成效。書成之日,黃遵憲寫下了 《書成志感》, 達了他的
心情:
湖海歸來氣未除,憂天熱血幾時攄,千秋鑒藉吾妻鏡,四壁圖懸人境廬。
《吾妻鏡》是日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 《千秋金鑒錄》是唐朝張九齡編
寫的歷史書。黃遵憲希望藉鑒日本的經驗,通過維新變法使中國繁榮富強起
來。
這部書的問世,大大加深了中國人對日本國的認識,成為當是中國人了
解和研究日本的必讀參考書。
1882 年 1 月,黃遵憲奉命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3 月 30 日 . 黃遵憲
剛剛踏上這塊美洲大陸,就碰上美國統治集團發動的排華事件。
早年,美國資本傢為了開發西部,派人到中國招募了大批華工,到 1880
年時,已達 20 餘萬人。這些華工到美國後,在人煙稀少的沙漠沼澤裏,頂烈
日,冒風雪,修鐵路、挖運河、開金礦。在極惡劣的條件下,擔負着艱苦的
工作。為了當地的開發和建設,他們流盡了血汗,這一點連美國人也不得不
承認他們的貢獻。然而,美國資本傢為追求高額利潤,用極其殘酷的手段對
勞工進行剝削,當他們年老力衰時,就把他們拋棄,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
把華工置於法律保護之外,掀起一次次的排華事件。 1882 年,美國議會製定
《限製華人例案》,對來美華工及僑民作出了許多苛刻的規定,使大批華
工、華僑遭到虐待、迫害和殘殺。
黃遵憲到美任職的地方――舊金山,是在美華人比較集中的地方。美國
一小撮種族分子和歹徒為非作歹,十分猖獗,那裏經常發生華人住所遭襲擊、
華人受侮辱甚至遭毆打的事 件。黃遵憲到美國後,看到這一切,非常氣憤。
作為外交人員,他曾嚮清政府提出建議和應采取的對策。但昏庸腐朽且怯懦
的清政府卻根本沒有采納,所以黃遵憲衹能在自己職權範圍內,憑着一顆熱
愛僑胞的心盡力保護僑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有一次,美國地方政府又嚮華工尋釁。他們派官員到華人的居住區進行
“巡視”,然後說: “華人 不講衛生,違反了政府的衛生條例,應予以拘留
和罰款的處置。”許多華人因此遭到逮捕,監獄被關得滿滿的。黃遵憲聞訊,
迅速趕到拘禁華人的監獄,他叫人仔細丈量了囚房的面積,然後把美國官員
找來,指着骯髒擁擠的牢房,質問: “這裏的衛生條件,難道比華人住所好
嗎?”美國官員被問得啞口無言。經過黃遵憲的據理力爭,美國地方政府衹
得把無辜的僑民,從監獄裏釋放出來。黃遵憲的正義行動,受到了華人一致
的稱贊。
1884 年,黃遵憲的母親病故。第二年,他請假回國。 10 月,黃抵達廣州,
他先赴梧州探望父親,然後乘船回嘉應州。回到闊別多年的家乡,感到格外
親切。聽說黃遵憲回來了,傢人、鄉親都來看他,爭着嚮他提出各式各樣的
問題,有的問題荒誕又有趣,黃遵憲巧妙地解答了這一道道 “難題”。客人
走後,一傢人親親熱熱地圍燈團坐,衹是再不能見到慈母,黃遵憲不免傷心
地落下淚來。
接着黃遵憲就開始為 《日本國志》的最後編纂而忙碌。 1886 年,張蔭桓
被任命為駐美使臣,他希望黃遵憲能繼續擔任駐舊金山領事,被黃遵憲辭卻。
同年,洋務派官僚、兩廣總督張之洞,又意欲命黃遵憲巡察南海各島,也被
黃遵憲辭卻。黃遵憲專心致力於 《日本國志》的修改、編纂,直 到 1887 年夏
終於完成。
1889 年,駐法公使薛福成見到 《日本國志》這本書,十分欣賞,連聲稱
贊: “好書,好書,真是幾百年少見的好書。”為此他十分器重黃遵憲,
為 《日本國志》作了序。同年,薛福成被任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經
薛福成推薦,清政府任命黃遵憲為駐英二等參贊,隨同薛福成赴歐洲。這樣,
黃遵憲再次開始了他的出使生活。
1890 年 2 月,薛福成乘船到達香港,黃遵憲自嘉應州前來與薛福成會合,
登舟。他們從香港啓程,經過了越南、新加坡、錫蘭 (今斯裏蘭卡)入紅海,
經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再經過法國馬賽、巴黎,最後到達英國倫敦。一
路上,黃遵憲被異國風土人情所吸引,更為亞洲弱小國傢遭淪喪而感嘆。
在英國期間,黃遵憲接觸了英國政界上層人物,仔細考察了英國君主立
憲的政治制度。他非常推崇這種制度,後來維新變法期間,黃遵憲在湖南,
協助陳寶箴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就是以英國為模式的。
不久,黃遵憲又被調任新加坡總領事。後來薛福成在 《出使英法意比四
國日記》中提到了調任黃遵憲一事的原委。那是因為當時北洋海軍提督丁汝
昌給朝廷的報告中,說他奉命巡洋時,抵達新加坡一帶,目睹當地華僑因為
中國政府沒有設領事館,受了洋人的欺凌剝削,有冤無處訴。他請求中國政
府速派領事到新加坡附近各島。薛福成考慮將新加坡領事改為總領事,就可
以兼辦其他各埠的僑務。經過考慮,他决定委派黃遵憲。因為此人 “歷練有
識,持己謹嚴,接物和平,允堪胜任”。從薛福成的這幾句評價裏,可以看
出黃遵憲此時已是一個成熟老練的外交傢了。
1891 年秋,黃遵憲到新加坡上任。很早以前就不斷有華人到南洋一帶謀
生,他們努力耕作,辛勤勞動,為當地開發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贏得了當地
人民的贊揚。新加坡是南洋華僑聚居的地區,黃遵憲到任後,經常到各處去
訪問華僑,並積極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經過黃遵憲的力爭,清政府
頒布了一些保護華僑的規定,以後,黃遵憲又創立了給華僑頒發 “護照”的
制度。
黃遵憲在新加坡任總領事, 3 年有餘,期間身體一直不好,約有一半日
子是在養病中渡過的。儘管如此,黃遵憲仍帶病堅持工作,處理外交事務外,
對華僑事務特別關心。那時英屬馬來西亞半島錫礦業和橡膠業發展迅速,那
裏的華僑人數很多,雖然我國在新加坡設立了總領事,但英國政府卻遲遲不
答應我國在吉隆坡等地設副領事。為此黃遵憲據理力爭,最後終於達到了目
的。
1894 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身在異國的黃遵憲,思念祖國,十分關
註戰事的發展。
致力維新變法
1894 年底,黃遵憲結束了十幾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國內。第二年春天即
去江寧 (今南京)拜見張之洞。黃遵憲懷着滿腔憂國之情,準備施展自己的
才幹,大幹一場。然而張之洞是洋務派的首領,又是一位老官僚,他看慣了
別人在他面前唯唯諾諾,可黃遵憲雖是他部下屬員,卻無半點奴顔婢膝之態,
而且還本着 “當仁不讓”的精神來指教張之洞,使這位大帥很不舒服。所以
黃遵憲自然沒有受到重視,被 “置之閑散”,
黃遵憲在湖北辦理教案期間,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 《馬關條約》,聽說
臺灣被割讓,黃遵憲心情十分悲痛,然而黃
遵憲並沒有 “被發入空山”,而是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康有為掀起的維新
變法的運動中。
1897 年夏,黃遵憲被任命湖南長寶????法道,負責管理一省食????的生産和運銷,
同時兼管一路的錢𠔌和刑名。黃遵憲到達湖南後,原
湖南按察使李經義因事進京,由黃遵憲代理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刑獄和官
吏的考核。當時湖南巡撫陳寶箴是支持變法的新派人物,黃遵憲上任後,積
極協助陳寶箴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在黃遵憲的建議
下,陳寶箴同意創辦一所時務學堂,以培植變法人材。黃遵憲還提出邀請梁
啓超來湖南擔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
梁啓超到湖南後,倡議創辦南學會,以推動地方自治。南學會雖名為學
會,但實際上卻具有地方議會的規模。它的組織大致是這樣:先由巡撫選派
本地紳士名流 10 人、分任總會長、副總會長。然後由總會長、副總會長吸收
州縣紳士為會員,組成分會。南學會總會每 7 天講演一次。由梁啓超、黃遵
憲、譚嗣同等人主講,闡述國際形勢和國內大事,宣傳維新變法思想,主張
發展地方民族工業。南學會成立後,黃遵憲共作了 9 次講演,其中南學會舉
行的第一次講演會就是由黃遵憲講的。由於黃遵憲多年海外生活的經歷和生
動的語言,使聽者大開眼界,黃遵憲也因此名聲大震。
1897 年鼕,德國強占膠州灣,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
皇帝,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緒帝頒布 《定國是詔》 。 “百日維新”正式開始。
然而後來,北京的形勢發生了突變。維新派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
的改革,觸犯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利益,遭到他們極力反對。 9 月
21 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並宣佈 “親政”,下令逮捕維
新派,百日維新失敗了。
頑固派自然不會放過黃遵憲。 10 月 9 日,上海道蔡鈞奉命將黃遵憲扣留
於洋務局,派 200 餘人圍守,候命押解北上。然而黃遵憲並沒有遭到殺害,
成為維新派領導人中少數幸存者之一,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平日交遊廣阔,此
刻朝中有人幫他說情,更主要的則是英國、日本等國出面,對清政府施加壓
力。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嚮清政府聲言: “如中國政府欲將黃遵憲不 問其所得
何罪,必治以死,則我國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測之禍。”日本駐華公使也
嚮清政府提出交涉,聲言查辦黃遵憲, “有傷兩國交誼”。這就使頑固派不
得不有所顧忌,衹好釋放了黃遵憲。
10 月 15 日,黃遵憲乘舟南歸。
“詩界革命”的旗幟
黃遵憲一生大部分時間活動於我國的政治舞臺,可以說是一位出色的外
交活動傢和一位推動變法維新的幹將,然而黃遵憲一生最大的成就,則在於
他的詩歌在我國近代詩歌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下面讓我們來看看黃遵憲
詩歌的風格和特點。
那個由客傢商民而上 升到官宦的家庭帶有的平民氣息,現實精神,影響着黃遵憲,使他從小就有
較為清醒的頭腦,踏實而不浮華,性格開朗,平易可親,熱愛生活,熱愛傢
園,熱愛祖國,能清醒地面對現實,這是他後來形成現實主義的詩風的基礎。
同時,由於他幼年時期受到的是相當完備的情感、智慧、品德及美的教育。
在那個風雲變換的大時代發生的種種重大問題開始促使他
去更深刻地思考。四處遊歷和長期的外交活動,使他的思想和創作都有了深
刻的變化。他早在 21 歲所作的 《雜感》詩中,就寫下了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
之語: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圜。隸首不能算,如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
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苦居三代先。俗儒好遵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
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從罪愆。
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己古, 斷自何代前?明窗敞琉璃,高爐?
香煙。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
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黃
遵憲認為自開天闢地以來,人類文明就在不斷地發展、前進着,文學作品也
要不斷創新,不應該一味地遵古、擬古,陳陳相因,拾人糟粕。他興奮地說
如果在明窗淨幾之前,對着好紙好硯,提筆抒寫自己的心裏話。該多麽痛快!
“我 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
古斕斑。”這就是 21 歲的黃遵憲提出的 “別創詩界”的現實主義觀點,也
是後來 “詩界革命”的綱領。黃遵憲的詩歌主張與他政治上的維新改革觀點
一致。他思想一開始就代表中國新興資産階級的要求,要打開一條出路,為
新事物的發展鳴鑼開道,表現新思想、新內容,就要改革舊形式。所以,做
為政治改良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的詩歌改良運動,其倡導者雖為梁啓
超、夏曾佑、譚嗣同等人,但最早從理論和創作實踐上給 “詩界革命”開闢
道路的是黃遵憲。
“詩界革命”的發生,是改良運動的需要 ,也是近代進步詩歌潮流進一
步的發展,反映了人們對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並試圖解决詩歌如何為改
良運動服務的問題。 他是梁啓超極力贊揚的 “詩界革命”
的一面旗幟,也是龔自珍以後最傑出的一位詩人。
黃遵憲詩最突出的價值在於它能反映出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他的詩堪稱 “詩史”,體現了時代精神。他的詩反映了新世界的奇異風物以
及新的思想文化,開闢了中國詩歌史上從未有的廣阔領域。 一方面他嚮
先進國傢尋求真理,探索方向;另一方面,他知己知彼,看清了先進國傢的
先進之處,也看清了它們富於侵略的本質特點。從而使他愈加明了中國封建
制度的腐朽和弊端,要求改革救亡圖存的愛國心也愈熾熱。他中年以後又親
身經歷了戊戌前後一係列的政治風浪,這在他心中掀起了軒然巨波。所有這
些,為他提供了創作新意境、新風格、表現新事物的 “新派詩” 的很好的生
活基礎和思想感情基礎。 他忠實地表現了生活
在那個時代的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愛國熱忱、痛苦矛盾、理想追求,忠實記錄
了中國在那個歷史新階段的許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構成他的詩作的新內容的
兩個重要因素是題材新穎、主題新穎。且黃遵憲的 “新派詩”並非衹是用了一些 “新
名詞”而已,而是確實開闢了一片詩歌描寫的新領域,表現了新時代的生活,
新時代的要求,新時代的文化風貌、政治風雲,反映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
主要矛盾,滲透着現實主義精神,貫穿着反帝愛國圖新的精神。
黃遵憲的詩歌基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同時也帶有浪漫主義的瑰麗色
彩。他努力要使我國古典詩歌的舊傳統、舊風格與新時代、新內容所要求的
新意境、新風格能夠和諧地統一起來。他的創作基本上實踐了他的理論,取
得了成功,給詩壇開拓了從未有過的廣阔領域,以其富有獨創性的藝術在近
代詩壇大放異彩。黃遵憲的 《人境廬詩草》是一塊標志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到
最後階段轉嚮革新時期的里程碑。
1905 年 3 月 28 日,黃遵憲在家乡病逝。 4 年後他的遺體移葬於嘉應
州梅南黃居坪。梁啓超寫的墓?I銘中,對黃遵憲以及他的詩作了這樣的評價:
其人 “明於識、練於事,忠於國。” “其為詩,則精思渺慮盤礴而莫測其際”,
“陽開陰闔,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於古詩人中獨具境界。”這一評價實不
為過。
Early life and career
Huang was born May 29, 1848 in Jiayingzhou (now Mei County), Guangdong, China to a family of Hakka heritage. His father Huang Hung Chow was a scholar-official (Juren or 舉人) and served the courts of the Qing dynasty. At age three, he witnessed the effects of the greatest land reforms in China. As a toddler, the younger Huang could recite the famous Chinese anthology Thousand Families Poems (千傢詩) and as a nine-year-old child studied poems from the Tang dynasty. His life took a turn a few years later,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when he was robbed of many of his possessions. He applied to be a Juren, like his father, when he became of age in 1877. Despite heavy competition, he found success and was posted to Tokyo, Japan to serve as the Imperial Chinese Embassy's Counsellor. In September 1880, he published Korea Strategy a paper regarding the high level plans of Korea (unified as it then was). Huang suggested that China and Korea become good allies. The work is described by one source as "a work of destiny that determined the modern history of East Asia". While in Japan, he did some editorial work for the Japan World Magazine, looked into aspects of the medicine of the country, and noted how much the country had progressed through time and published his studies in a book, Treatises on Japan (printed 1890). The Guangxu Emperor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work and invited Huang to detailedly explain it to him in person. It was partially because of Huang's book that the Guangxu Emperor amended some rules in China. Huang is also considered to be a philosopher, having analysed, discussed, and questioned the framework of China. His influences in philosophy included the Enlightenment figures Rousseau and Montesquieu.
Afterwards in 1882, Huang was assigned as Consul-General in San Francisco, United States. During his time there, he realised how wealthy the immigrant Chinese had become, and how much of an asset they were to China. Huang wrote a poem about Frederick Bee, an official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After seven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moved back to his home country China. In 1890, he relocated to London to act as the Counsellor of the Chinese Embassy; one year later he was reassigned to Singapore to become the Consul-General there. He witnessed how similar the Singaporean Chinese, both rich and generous, were to the native Chinese. Disagreeing with China's policy of not allowing overseas Chinese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 and torturing them if they did so, Huang composed a formal request to the Emperor to do away with the rule, offering the view that China was "driv[ing] fish into other people's nets". The request was accepted and on January 29, 1894,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Chinese overseas were no longer barred from returning to China. In between, Huang was Hunan Province's Salt Intendant and he started the Journal for Contemporary Affairs. The change of policy was widely celebrated and reported; Huang was soon to be appointed China's ambassador to Japan. However, before that could materialize, the ruler of China changed from the Guangxu Emperor to the Xuantong Emperor (see Hundred Days' Reform). With the Guangxu Emperor detained, Huang's career as a diplomat ended. He slammed Empress Dowager Cixi's coup but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ed his relief at being freed of his diplomatic duties.
Personal life
Huang had thoughts regarding race. As a teenager he expressed that every person "is made from yellow clay". Decades later he asked, "Why is the yellow race not the only race in the world?" Huang enjoyed composing poetry. He was also patriotic towards China, and once described it as a gold-paved nation. He was well-liked as a poet and his poetical works received positive criticism, with one source citing him a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oet among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reformers". His influences in poetry included Wei Yuan, Gong Zizhen, and Jin He. His grandmother was Lady Li, whose death when Huang was still a child supposedly put him in "deep sorrow", as evidenced in a poem pertaining to Li's tomb. Most of Huang's poems relate to world affairs of his time, including foreign ones, such a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otal, he published more than a hundred poems. After he died, an anthology of his poems, Poems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人境廬詩草), was published and remains popular in China. A proponent of the late Qing Poetic Revolution, select poems of his include: The Mountain Song, The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The Fog of London, Songs of the Taiping Rebels, On The Road to Wuqing, and Expelling the Visitor. In his lifetime, he also showed an interest in opening school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Asia. Huang and Liang Qichao were close friends. Huang extensively toured many parts of Asia, his favourite being Malaysia. His nephew, Parkcane C. Hwang, was the founder and manager of the Bank of China in Singapore.
Death and legacy
Evading arrest following the change of ruler of China, Huang fled to his hometown of Jiayingzhou, where he died on March 28, 1905, aged 58. Huang is remembered for saying the famous and often-quoted line when he was twenty years old,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 which roughly means that it is perfectly fine to express one's feelings whenever one feels like it. Huang is credited as the "first Chinese to use the word 文明 to mean civilisation", a term which he made use of in one of his poetry works. His body is as of 2013 missing, having been thrown into a dumpster following looting of his tomb. The Huang Zun Xian Foundation, based in Hong Kong, has listed finding the body of Huang as one of its missions. One source credits Huang as "the first Chinese diplomat and scholar who championed for human rights for the early Chinese migrants", whilst another exalts him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uthors of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 exhibition honoring the achievements of Huang was held in January 1991. It featured artistic depictions of him by some 130 various artists. Huang's former abode in Mei County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a museum and a local government-promoted tourist destination. It is cited as a "key preservation unit of cultural relic" and an exemplification of the "beauty of the Lingnan-style garden".
Se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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