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迪特裏希·潘霍華 | |||||
| 迪特裏希·朋霍費爾 | |||||
閱讀朋霍費爾 Dietrich Bonhoeffer在诗海的作品!!! | |||||
朋霍费尔在20世紀的基督宗教神學領域裏，德語神學家可謂群星閃耀。這其中，朋霍費爾就是一朵耀眼的齊葩。他生也坎坷，死更悲壯；他的生死言行，宛如基督教的殉道史，被視為“現代的使徒行傳”（R. Niebuhr）。他超絶的才情，大膽的神學構想，無疑是現代基督教神學中一筆寶貴的遺産。
朋霍費爾1906年2月4日出生於德國布列斯勞（Breslau）的一個具有深厚人文傳統和神學信念的家庭。父親是神經學與精神病學的權威，儘管有了9個子女，但這位大學教授依然覺得他的房子太寬敞了。母親則是19世紀卓越的教會歷史學家哈塞（karl August von Hase）的孫女。這個偉大的耶拿教授的故事大大的吸引了朋霍費爾，雖然後者並沒有追隨先人的神學方向。14歲上中學時，他就立志於神學事業；先後在杜賓根、羅馬和柏林學習神學，曾受教於哈那剋（Adolf von Harnack）等名師門下並深受賞識。然而在思想淵源上，他則傾嚮於卡爾·巴特(Karl Barth)的神學道路，二人曾於1931年在波恩首次會面。1930年朋霍費爾以《行動與存在》一文獲教師資格，隨後赴紐約協和神學院學習，被譽為“才華出衆、精通神學的青年”。1931年，年僅25歲的朋霍費爾就任於柏林大學係統神學講師，開始了學術生涯，直到1936年。
不過，朋霍費爾始終不是一個學院式的神學家，而是一個積極投身社會實踐的現實主義者，具有深切的歷史使命感。他也是一個牧師，著書立說之餘，輾轉於德國各地，往來於英美諸國，推動普世教會運動，思考新形勢下教會的使命與出路。他關心祖國的命運，抨擊希特勒政權，認為“衹有回到基督教信仰中才能救德國” 。當時整個德國思想界和教會已經嚴重分解成兩派：一派公開宣稱效忠希特勒；另一派則堅持“上帝就是上帝”的信仰告白，簽署“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拒絶與獨裁政權合作。朋霍費爾就是堅定的巴門宣言的支持者。戰爭爆發後，他不願離開祖國和人民，而是選擇和他們在一起。1939年，正在美國的朋霍費爾謝絶朋友的輓留，毅然回到了形勢惡劣的德國。他要分擔德國的命運，他說：“如果這次我不和我的人民分擔磨難，那麽戰後我將無權參加德國的基督徒生活的重建工作。 1943年4月，朋霍費爾由於參與行刺希特勒的計劃失敗而被捕，關進了特別集中營，並輾轉數地。對於自己的處境，他既不後悔也不自誇，而認為這是他應該承當的一份使命，是“為全新的開端作準備”。 為了避免過多的犧牲，他放棄了營救計劃，坦然的留在獄中。1945年4月9日，在黎明前的黑暗裏，朋霍費爾和他的戰友在柏林被納粹黨羽殺害，死時年僅39歲。臨刑前他說：“這就是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
朋霍費爾的勇氣和力量來自於他的信仰理念，更來自於對人類苦難的擔當意識。而這種對上帝的愛和信仰又和對於這個世界的愛和關懷完美的結合起來。朋霍費爾曾經說，“門徒之所以是門徒，就在於他們分擔主的苦難，遭棄絶及被釘十字架”。 他用自己的死見證了自己的信仰，在納粹的手中，成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他的死是一個極大的悲劇，但屬世的標準不足以估量這種損失。”因為，他的死不僅是為了德國，也是為了整個歐洲。
朋霍費爾短暫一生裏為後人所留下的作品，主要有《聖徒的團契(Sanctorum Communio)》（1930）、《行動與存在(Act and Being)》（1930）、《創造與墮落(Creation and Fall)》（1933）、《做門徒的代價(The Cost of Discipleship)》（1937）、《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1938）、和《倫理學(Ethics)》（1940）。其中，早期的《做門徒的代價》和後期的《倫理學》、以及在他死後出版並被不斷增補的《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是他的新神學思想的代表作。目前德文版的十六捲《朋霍費爾著作集》早已出版，並且全部英譯本也已出版。朋霍費爾的神學探討既能緊扣聖經的信仰傳統，又不離現實，被公認為20世紀最具開拓性的神學家之一。
一、苦弱的上帝
上帝、基督、人、世界，始終是基督教神學的主題。儘管神學家奧特（H. Ott）曾說：“今天，誰要談論上帝，誰要思考上帝問題，他就必須明白一點：上帝在我們這個時代被打上問號了。”（第9頁）但海德格爾也曾說：沒有什麽比上帝更值得思。面對不可言說的上帝，卡爾·拉納（Karl Rahner）要求人們去傾聽聖言，而海德格爾則嚴肅地說：“語言在此已經失效”，要求一種“與上帝相宜的緘默”。 但是，神學是無法終止對上帝的思考與言說的。對於朋霍費爾而言，這種言說，不是漠不關心的言談，不是觀念的遊戲, 而是以信仰做根基，依靠上帝的恩典而得以可能的言說。
朋霍費爾的上帝首先是一位受苦受難的上帝，是受難於十字架的上帝，是聖經中活的上帝。這不是高高在上，威嚴冷漠的君王，而是有血有肉，與人類息息相關的上帝，是為了人類的苦難與不幸而主動受苦，參與並承擔人類的一切苦難的愛的上帝。這是一個不是靠強力，而是靠自己的軟弱徵服世界的上帝形象。在人類歷史中，無窮無盡的苦難和不幸意味着惡的存在。面對人類的這樣一種基本生存狀態，上帝的意義在哪裏呢？上帝的慈愛如何容許無辜之人遭受痛苦呢？既然上帝創世造這個世界，就應該對世人受苦這一事實負責，並給予解釋。惡的問題歷來讓信仰者和不信者爭論不休，也刺激着人們不斷的反思神之正義。人類曾經自信的希望依靠自身力量來面對苦難並戰勝苦難，但最終又發現正是人，成了無邊苦難的被告。近現代以來的歐洲，人們常常會遁入虛無的陷阱，不停的反抗、甚至否定着上帝。朋霍費爾認為這是人類遠離上帝無所依憑的結果。而以往哲學家的各種神正論，之所以不能很好的解釋這個古老的問題，是因為這一切和理性的論證是毫無關係的。朋霍費爾試圖重新走嚮上帝。這個上帝是苦弱的上帝，他主動承受了人類的一切苦難。而正是上帝的這種參與，給了人類生活以意義與希望。
聖經上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類（創世紀1:26）“在世界一開始，人類就是個神秘的矛盾。他是一個被造物，卻註定要象他的造物主。被造的人註定要帶有非被造的上帝的形象。亞當是‘像神’的。他的命運是在感激與順從他的造物主中帶有這種奧秘。” 然而，人類放棄了上帝的恩典，放棄了與神的最初的信仰關係，選擇了不信，人要使自己變成上帝一樣，這是人的自大，因此失去了上帝給予他的本該象神一樣存在的命運。人類因此也就進入另一種處境中，那就是要用自己自由的選擇重新進入與神的那種完美的信仰關係中。在這裏，朋霍費爾延續了他在自己的早期作品《創造與墮落》裏的言述方式，顯示了作者在神人關係問題的辨證色彩。人類創造了太多的虛假了的上帝，而與真正的唯一的上帝卻越來越遠，人們不是把終極的批判交給上帝，而是自比神明。這就是人類一切的災難的源泉所在。但上帝並沒有離棄人類，儘管人類無數次的棄絶了上帝。上帝看到人類的苦難與不幸，痛心於人類的受苦，要以自己的愛來分擔人類的苦難，要重新在人類中塑造人的全新的形象。在朋霍費爾看來，上帝是“出於純粹的憐憫，使自己呈現出墮落人的形象與樣態。” 然後又取得人的形態，通過耶穌基督——神子，以奴僕的樣子來到人間，遭遺棄、受苦、被釘十字架、復活。通過十字架，上帝完成了對人類的愛與拯救。他參與了此世的受苦與折磨，親自承擔了人類的苦難與所有的悲傷。朋霍費爾把上帝拉到了世人面前，強調的是上帝的大愛，即一種主動的受苦。“當上帝受苦時，他是以神性的方式受苦，這就是說，上帝受苦是上帝的自由的表達，上帝不是遇到了苦難，而是在自由中讓自己遇到苦難，上帝受苦不是像人那樣由於存在的匱乏，而是出於他的愛，以愛去受苦。” 這意味着，“上帝是忍辱負重的上帝”。 受苦與愛是統一的，正因為愛，上帝纔無辜受苦；而上帝的主動受苦並不能解除人類的苦難與不幸，但通過對人類苦難的參與與承擔，就給人類提供了一種希望和意義。“這種意義意味着人的受苦和不幸絶非自然而然的合理的，而恰恰意味着人的受苦與不幸儘管是自然性的，但卻不是終極性的和有意義的，是不合理的。” 上帝通過主動受苦，也把人從罪惡、苦難與死亡中解救出來，把人類引嚮終極正義，徹底和平和永生的上帝。通過自己的受苦，通過十字架上的基督，上帝彰顯了自己的絶對的至上的愛。這種受苦的上帝形象似乎和傳統所理解的上帝形象形成巨大反差，但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神學界卻深得人心。我們在當代德國神學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希望神學裏就能夠看到朋霍費爾的上帝的影子。
對上帝的種種言述中，歧見和誤解是經常的，從而形成不同的詮釋傳統。朋霍費爾的神學思想不僅溯源於聖經，甚至走嚮舊約，走嚮了約伯所面對的上帝。在朋霍費爾看來，上帝不是一種權宜之計，不是一個“補缺的東西”，不是邊緣情境中的依賴，不是宗教性的假設，而是我們的生命的起點與終點，是終極的根基。“當人的感知能力（常由於懶惰）到了盡頭，或者說，人類智窮力盡之時，宗教性的人就談起了上帝：他們或是為了所謂解决不能解决的難題，或是作為人類失敗時的支柱而召喚來幫助自己的，就是說，總是由於人的軟弱或處於人生邊緣時來幫助人的，確實總是那個Deus ex machina（機械之神）。” 所以，朋霍費爾反復強調，上帝在於“生活的中心，而非邊緣”，堅决否定了近代以來的僵化的自然神學，認為那會最終異化了上帝的本真形象。就象布伯（Martin Buber）所闡揚的我－你關係一樣，朋霍費爾所追求的，也正是這種面對面的上帝形象。他說，“我希望不在生活的邊緣，而在生活的中心，不在軟弱而在力量中，因而也就不在人的苦難和死亡裏，而在人的生命和成功裏來談論上帝。” 在另一處他又強調，“我們不應當等到我們智窮力竭之時，我們必須在生活的中心裏去尋找上帝，在生活而不是在死亡中，在健康與精力中，而不衹是在苦難中，在行動中而不衹是在罪惡中去尋找上帝。” 也就是說，上帝是我們終極生活的歸依，而不是一種形而上的假設，也不是逃避塵世生活種種負擔與苦難的避難所。朋霍費爾看到了片面的近代理性主義對於基督教信仰的破壞，看到了把活生生的上帝肢解成幹巴巴的觀念之物的危險。所以他要還原上帝的本來模樣，要重新把上帝信仰放在生活的中心。他所追求，不是雅典的上帝，而是而是耶路撒冷的上帝，是亞伯拉罕、以撒、和約伯所面對的上帝；他所考量的就是要在世俗生活裏面深化上帝的神聖之維。而就他的緻思路嚮而言，他是深受巴特辨證神學影響的，也嚴格遵循了路德神學的遺産。而當時德國惡劣的現實處境，也是激發這種思想的主要原因。
二、跟隨基督
朋霍費爾的上帝觀是奠基在他的基督論之上的。耶穌基督無疑是基督教的根本。而二十世紀的神學表達中，基督論問題更加凸現出來。人們為了彌合神人間的張力，為了在世俗化的大潮中重塑信仰空間，紛紛藉助於對耶穌基督的不斷的詮釋。就像巴特所主張的那樣，人神自間無路可通，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回到上帝的懷抱裏。朋霍費爾無疑堅持着這一神學路嚮。在他的所有言述中，耶穌基督都有着核心的地位。在他看來，正是耶穌的十字架彰顯了上帝的榮耀和愛；而做一個基督徒，就是要追隨基督，背負十字架。
“耶穌基督必須受苦和遭棄絶，這個必須存在於上帝的應許之中——聖經的話必須應驗。” 上帝的受苦與愛，恩典與救世，都是通過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道路實現的。沒有它，上帝的主動受苦就無從談起。耶穌的受苦遭棄絶，被釘十字架，死而復活，正是上帝的安排與計劃，實際上，基督的屈辱與失敗，苦難與遭棄絶就是上帝的自己的屈辱與失敗、苦難與遭棄絶。“基督在世上的樣態，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去的那個樣態。上帝的形象就是被釘十字架基督的形象。” 而“受苦和遭棄絶概括了整個十字架的意義。在十字架上死去就意味着被人蔑視和被人棄絶。”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朋霍費爾對於十字架意象的強烈認同。他認為通過基督道成肉身這一十字架事件，上帝的恩典得以臨世；朋霍費爾稱之為最昂貴的恩典。朋霍費爾認為遭棄絶正是基督的偉大之處，遭棄絶使其受難失去了榮耀的光輝，也就是說，這是沒有榮耀的受難。同時，正是通過十字架上的承擔，耶穌基督嚮人們啓示了上帝的愛，也啓示了人與上帝重新和解的福音。因為，“他是進入罪和死的世界的主的形象，他把人類所有的悲傷都自己承擔起來，他溫柔地承擔起上帝對罪人的憤怒和審判，並在受苦與死亡中以堅定不移的忠誠順從他的意志，他生來就是貧窮的人，就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是悲傷的人，是被人和上帝遺棄的人。” 在朋霍費爾看來，戰爭磨難下的歐洲的種種苦難，上帝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着、參與着的。
朋霍費爾所描繪的基督形象，正是神人之間的中保。這意味着他既有上帝的神聖位格，又有人性。他引述路德的話說，“你要指着這個人說，上帝在這裏”。 （第238頁）所以信仰上帝首先就是信仰作為中保的基督。“他站立在我們和上帝之間，正因為如此，他也站在我們和所有其他人和事物之間。正如耶穌所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14：6）朋霍費爾用富有辨證色彩的語言說，“這裏就是那成為人的上帝，這裏就是上帝新形象中的人” 在他看來，不僅神人的背離需要基督的救贖，而且人與人之間，人與這個世界之間也需要基督作為中保。戰爭的災難性不僅破壞了人們的信仰皈依，而且在人類相互之間留下了一道鴻溝。而自然的情感或者世俗的聯繫難以最終解决這種雙重的異化狀態，唯有依靠耶穌基督的引領。他說，“通過與道成肉身的主交往，我們恢復了我們真正的人性，同時我們也從那種罪所造成的個人主義中解脫出來，而且恢復我們同整個人類的聯繫。” 朋霍費爾多年來積極投身教會事務，面對信仰的迷失和社會價值的失序，他希望通過信仰生活的重建來緩解逐漸疏離的西方社會。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纔會強調教會的社會參與使命和基督徒團契生活的重要意義。
耶穌基督的受難也是對神聖律法的成全。聖經上說，“莫想我來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都要成全。”（馬太福音５：１７－１８）這裏，耶穌強調律法的一致性和權威性；但另一方面，基督要求人們直接跟從他，不允許有任何律法的阻礙（路加福音９：５７－６２）。朋霍費爾認為，看似矛盾的表達，正好表明耶穌基督纔是真正理解和堅持了律法的。基督不是一個革命者，更不是一個律法主義者。因為 “上帝是律法的賜予者，是律法的主。衹有在個人與上帝的團契中，律法才能得到成全，如果沒有同上帝的團契，律法得不到成全。律法得不到成全，也就沒有和上帝的團契。” 朋霍費爾認為，唯有耶穌基督纔是完全生活在同上帝的團契中的，因此他也就是迄今為止唯一成全律法的人。而“他成全律法的唯一方法就是作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在那裏，他親自徹底成全了律法”。 把律法和上帝信仰對立起來，或者摒棄律法，都是與基督之道相悖的，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朋霍費爾說“基督並不召喚人們走嚮新宗教，而是召喚人們走嚮生命。” 通過對耶穌與律法的關係的闡釋，朋霍費爾更好的走進聖經傳統。
回答了“基督是誰”這樣的問題之後，下一個問題就是“我是誰”：做基督的門徒意味着什麽？在德國教會日益分化，上帝的無上權威日漸模糊的現實處境中，這一問題顯得尤其迫切。做門徒就意味着歸附耶酥基督本人，“門徒之所以是門徒，也就在於他們分擔主的苦難、遭棄絶與被釘十字架。”既然上帝是主動受苦的上帝，基督也是受苦與遭棄絶的基督，那麽做門徒就是追隨基督，聽從他的召喚，並最終達到與上帝終極相遇。“因此，受苦是真正做門徒的標志。……事實上，這是一種歡樂，是恩典的標志”， 朋霍費爾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必須忍受其應當承擔的痛苦，這就是門徒的命運。“你們各個的重擔要彼此擔當，如此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加６.２）也就是說，背負十字架，正是戰勝痛苦的唯一方式，因為也正是在受苦中，上帝臨在。人與基督相遇的結果，就是舊人死去。但這死也意味着生，意味着舊的生活的徹底决裂，開始全新的生活。在朋霍費爾看來，這也就是基督所啓示的道路，也就是做門徒的代價。
這種追隨，在朋霍費爾看來，也是上帝的恩典所在。上帝的恩典，使我們追隨基督得以可能。人不可能自我稱義，一切都在於上帝的恩典。恩典是我們最終的答案，但人還得自由的去信靠和追隨；若企圖藉助恩典，逃避追隨基督就是一種自欺欺人，不可能得到救贖。這就把昂貴的恩典，變成廉價的了。朋霍費爾的意思是指，恩典不是一種僵死的教條和概念，而是一種活的生命之道。實際上他是要反對那種片面的預定論，強調人的自由的參與和踐履，因為不是罪的稱義，而是罪人的因信稱義。如果認為恩典已經赦免了我們的罪，罪已經事先得到了稱義，從而可以為所欲為，是對因信稱義的麯解，更是對恩典的踐踏；因為這就堵死了追隨基督的路，從而完全背離了基督。基於這個理由，朋霍費爾批評了修道主義和虔敬主義，因為那就會把作門徒的謙卑和自我捨棄變成了宗教徒的狂妄的靈性自負。那是畫地為牢，本身為了逃避世界，結果卻更加迷戀世界。 朋霍費爾是不願把門徒對基督的追隨僅僅看成是少數人的成就，認為那應該是每一個生活於此世的基督徒的義務。顯然，朋霍費爾的這種恩典和稱義之說，是深深的肇始於路德神學的。
基督徒必須在世界上生活，並籍着信仰而能超越這個世界而又不完全退出這個世界。朋霍費爾把路德視為門徒的榜樣：路德離開世界，走進了修道院，又從修道院回到了世界。在朋霍費爾看來這正好表明，基督徒的信仰必須在世界之中展現。“使基督徒成為基督徒的不是某種宗教行為，而是在這個世界的生活中參與上帝的受難。” 正如他要求人們在生活的中心，而不是邊緣信仰上帝一樣，他強調信仰的此世品格。因為因為基督徒也是人，是純粹的單純的人，所以“衹有通過完全徹底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個才能學會信仰”。而這種所謂的此世性，乃是指，“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連同生活的一切責任與難題、成功與失敗、種種經驗與孤立無援。這就是信仰，就是悔改，這就是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基督徒的東西。” 朋霍費爾剛好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社會動蕩不安，歐洲迷漫悲哀的陰影。朋霍費爾一方面捍衛基督教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積極思考德國新的現實挑戰。所以他的思想在後期有着強烈的入世精神和參與意識，要求人們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品格來，遵循一種他所說的“負責任行為的倫理學”；但同時他又反對自由主義神學的過分偏離，主張遵循路德神學式的那種內在的信仰性。他的焦慮和神學努力的方向，也就促使他在後期提出更激進的“獄中神學”。
三、“非宗教的基督教”
在生命最後的兩年多時間裏，身陷囹圄的朋霍費爾，依然孜孜不倦的進行着自己的神學研究。他從宗教和信仰的關係入手，對於傳統的宗教理解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從而提出了一係列大膽的神學構想。他認為即將到來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宗教的時代，人們也不再需要的一個宗教的“上帝”的監管。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試圖以一種“世界的（wordly）”和“非宗教的（nonreligious）”方式來重新詮釋基督信仰。於是，“非宗教的基督教”，“世界的成人”，基督信仰的此世性等思想，就構成了他的新的思考方向。雖然他的這些思想多是零散的以書信的形式表達出來的，缺乏一定的係統性，卻是他一生神學思考的總結，代表了他的神學思想的頂峰。
把“宗教”概念與神學信仰對立起來，似乎可以追溯到巴特和剋爾凱郭爾，甚至尼采。自文藝復興以來，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社會日益世俗化，人本主義思潮更是摧枯拉朽，宗教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批判和嘲諷。尼采說上帝死了，剋爾凱郭爾否定了丹麥教會，路德拒絶理性思辯的自然神學，而巴特則認為上帝就是上帝，而宗教則是虛假的偶像。在這條路上，朋霍費爾走的更遠，他從對宗教概念的批判最終發展成徹底捨棄宗教這一概念，認為基督教本質上不是宗教，而是一種信仰生活，是生命本身。
首先，他提出，現代世界已經成年。人類歷史的發展，已經走嚮一個人類自律的時代。他考察了自然科學，政治道德生活，以及近代以來的哲學思想，認為這些方面都可以靠人的理性原則而自立了，不再需要一個假設的上帝來作為監護了，因為即使沒有上帝，一切都可以正常運行了。甚至宗教本身也不需要這個上帝了。這種世界自律，在朋霍費爾看來自13世紀就開始了，而到了今天，已經完成了。所以，即將到來的世界就是一個沒有“上帝”的時代。對此，朋霍費爾有着清醒的認識，這表明他决不是一個狂熱保守主義者。正如韋伯所言，現代世界已經去魅解咒，已經逐漸擺脫宗教神聖幃幕。伴隨着強大的世俗化運動，宗教在這個時代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在西方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世界非基督教化。
既然世界已經成年，我們就不可能再回到童年時代。所以朋霍費爾批判了各種各樣的基督教護教論。這些護教論采取了各種方式，反對世界的自我肯定，通過種種努力，企圖證明世界不能離開上帝的監護而生活。他們認為即使在所有世俗問題上作了讓步，但在那些所謂的終極問題上，比如，死亡、罪過或人的“內在生活”等等，依然需要上帝來提供答案。這在朋霍費爾看來，都是徒勞無益的，而且是對真正信仰的卑賤的放棄。 在此，他高度評價了巴特的辯證神學，認為“把耶穌基督的上帝列入反對宗教的行列，……這過去是，現在也是，他的最偉大貢獻。” ，而對於布爾特曼的解神話思想，他不滿的說“不是走得太遠了，而是走得還不夠遠。”
那麽，朋霍費爾又將如何面對基督教，如何在這樣一個完全沒有宗教的時代確立上帝的信仰呢？他指出，既然世界已經成年，我們就要直面這個世界，直接以“世俗的”、“非宗教的”方式來理解基督教，這就是他的著名的“非宗教的基督教”主張。在他看來，“宗教性”，衹是人類少年時代所依據的東西，這種宗教性前提現在已不存在。他說，“我們正在走嚮一個完全沒有宗教的時代：現在的人們簡直不再可能具有宗教氣質。……我們整個的有1900年悠久歷史的基督教的傳統和神學，依賴的正是人的‘宗教性的前提’。……但是，如果有朝一日，這種先驗的‘前提’完全不存在了，而不過曾經是人類自我表達的一種歷史的和暫時的形式，如果我們達到了徹底不要宗教的階段，那對於‘基督教’意味着什麽呢？” 上帝信仰，關涉的是人的生命本身。那種宗教性的上帝則往往是一種人類智窮力盡時的逃避，而在成人的世界裏，這樣的上帝已經多餘。上帝已經隱匿，已經不在這個世界，已經沉默。所以，朋霍費爾認為人們無需任何外在的假設和依托，也無需任何猶豫，而是要直接在此世的生活中，在塵世的承擔中，重鑄的上帝信仰。朋霍費爾認為，基督教信仰絶不僅指嚮來世；上帝更希望人們“返回他們在塵世的生命，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生活。” 也就是說，基督徒的生活不能與此世分離，而必須整個地與此世融為一體，從而擺脫個人主義的虔敬與形而上的超自然主義：後二者都棄絶這個世界。朋霍費爾所強調的就是，既然我們已經是成人，我們就要有勇氣過成人的生活，這種生活拋棄了舊的信仰形式，又以全新的方式實現與上帝的信仰關係。朋霍費爾認為基督教信仰再也不能從宗教的角度來理解了，宗教在朋霍費爾看來，衹是一種人們幼年時代所依憑的的外在工具；對於成年時代的人們來說，僅憑所謂的宗教性是無法獲得真正的信仰的。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朋霍費爾認為，我們面對的上帝，就在我們的生活的中心，他憑着自己的受苦與軟弱徵服這個世界。朋霍費爾說：“我們的成年，迫使我們真正認識了我們與上帝面對面的處境。上帝實際上教導我們說，我們必須作為沒有他也能過得很好的人而生活。與我們同在的上帝，就是離棄我們的上帝。（馬可福音１５:３４）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用他作為面前的那位上帝。在上帝面前，與上帝在一起，我們正在不靠上帝而生活。上帝允許他自己被推出這個世界，被推上十字架。 而“我們同上帝的關係，不是同一個在力量與仁慈方面都是絶對的最高存在物（那是關於超越的虛假概念）的宗教關係，而是一種通過參與上帝之存在，為着他人而活的新生活。超越性並不在超乎我們力所能及的任務之中，而是在我們手邊最接近的事情之中。上帝在人的形式中，……他是為別人而生存的人，因此就是那在十字架上受刑的人。” 可見朋霍費爾的此世生活，是以對上帝的信仰為根據的。因為“真正的此世，衹有以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為根據才能實現的。” 可見，沒有上帝的世界裏，並非沒有上帝信仰，也並不因為着上帝死了。真正的世俗性不與上帝的信仰相分離。朋霍費爾用復調音樂的比喻來說明基督信仰與此世生活的關係。基督信仰是一種定位音、主旋律，而此世的情感則是對位音，二者“既不相混而又獨立”。 這樣的上帝形象，這樣的信仰生活，正是朋霍費爾一直追尋的神學理想。他是一個體味到人間的苦難和罪惡，深刻關心社會現實的神學家，所以他的神學思考更深的貼近了現代人的生活。當人們覺得憑藉理性也可以决定一切的時候，宗教的問題曾經折磨着無數的思想傢。托思妥耶夫斯基曾經提出“假如沒有上帝”的問題，是每一個現代人都要直面的問題。朋霍費爾的思考，是在“生存的牽纏中言說上帝”，試圖彌合世俗生活和基督教信仰的分離。朋霍費爾在獄中的閱讀經驗中，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 . Dilthey）和西班牙哲學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生命哲學給了他重要的影響。而他早年對於美國哲學家詹姆斯（W. James）和海德格爾的閱讀，也促使他更加關註生存經驗問題。他愈加重視人的現世生活，把信仰重新定位為生活本身。 他摒棄了基督教的神聖的宗教外表，把世俗生活放作為思考的焦點。他沒有象保守主義那樣拒絶世俗社會，貶低塵世的生活，在他看來，教會也衹有在服務社會的卑微中才能顯出意義；他也沒有象自由主義那樣走得太遠，相反，他走嚮了聖經。承認世界的成年，也就是直面了人間的苦難和不信，從而擔心的問題就不是上帝在與不在，而是如何在生活中跟隨基督，在為他人的受苦中重新和上帝相遇。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沉默和隱匿，正是人們重新走嚮基督的開始。
朋霍費爾和神學思想在二戰之後傳遍歐美，受到廣泛的關註。他對於二戰後德語思想界的更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為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信仰重建提供了豐富的養料。然而正像其他偉大的思想傢一樣，他的思想在身後也受到了空前的誤解。他曾經被貼上無數的標簽，如“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宗教自然主義者”、“語言分析主義者”，而最著名的就是被視為“上帝已死神學之父（the father of the death-of-God theology）”。有學者在描述這種現象時說，“許多思想傢和作傢以及教會人士不是真正去聆聽朋霍費爾，而是為了自己的目的去使用朋霍費爾，把他當成了樹立他們自己的意象的工具。” 他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世俗神學的關係，在今天看來就是這樣。顯然，他對世俗性的肯定，對上帝在與不在的辯證表達，給了羅賓遜（John A. T. Robinson）等世俗神學家巨大的啓發和激勵，而世俗神學對朋霍費爾的引介和闡釋，客觀上也提高了朋霍費爾的世界地位，促進了他的思想的傳播。 但二者神學主張實際上是大相徑庭。世俗神學家們的過度詮釋顯然遠離了朋霍費爾的本意。朋霍費爾思考的落腳處始終是人們的生活，但生活的中心則是上帝信仰。他沒有離開基督信仰，而是要走進聖經裏的位格的上帝。之所以說基督教不是宗教，衹是一種言說方式而已，真正的用意，則是要避免宗教的理性的糾纏，樹立純粹的上帝信仰。不是要消弱信仰，而是要更加堅定的信靠上帝。由此看來，他是堅守了基督教的核心原則的，而世俗神學家激進的宣稱“上帝已死”，則正是朋霍費爾所反對的，最終必然演變成虛無主義。今天，隨着朋霍費爾著作手稿的陸續出版，人們逐漸糾正了許多麯解和錯誤，對他的思想的研究也就更加深入全面了。他在神學，倫理學，人類學，以及教會實踐中的影響依然延續着。而他的最大的影響，莫過於為無數基督徒在現代社會裏重回基督教信仰，選擇一種既忠於基督信仰又面嚮此世的生活，提供了勇氣和希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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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hoeffer was born in Breslau (Wrocław), Silesia. He and his sister Sabine were twins and the sixth and seventh of eight children. His brother Walter was killed during World War I. His sister was married to Hans von Dohnanyi and was mother of the conductor Christoph von Dohnanyi and the later mayor of Hamburg, Klaus von Dohnanyi. His father, Karl Bonhoeffer, was a prominent German psychiatrist in Berlin; his mother, Paula, home-schooled the children. Though he was initially expected to follow his father into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Dietrich decided at an early age to become a theologian and later a Christian pastor. His parents supported his decision. He attended college in Tübingen and la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where he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theology at the age of only 21. As Dietrich was under 25 at the time [per church regulations], he was unable to be ordained. This, however, gave Dietrich the opportunity to go abroad. He then spent a post-graduate year abroad studying at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 City. During this time, he would often visit the 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 in Harlem, where 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the African-American Spiritual. He amassed a substantial collection of these spirituals, which he took with him when he went back to Germany.
Return to Germany
During World War II, Bonhoeffer played a key leadership role in the Confessing Church, which opposed the anti-semitic policies of Adolf Hitler. He was among those who called for wider church resistance to Hitler's treatment of the Jews. While the Confessing Church was not large, it represented a major source of Christian opposition to the Nazi government in Germany. After the unsuccessful July 20 Plot in 1944, Bonhoeffer's connections with the conspirators were discovered. He was moved to a series of prisons and concentration camps ending at Flossenbürg.
Confessing Church
After his visit to America, the Confessing Church would play a large role in Bonhoeffer's life, or rather Bonhoeffer would play a large role in the life of the Confessing Church, as he was one of its founders. Although Bonhoeffer started out as a Lutheran, he became frustrated with the "liberal theology"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after discussing it with his friend Karl Barth, an eminent theologian. Barth believed that "liberal theology" (understood as a movement emphas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not necessarily carrying a political orientation) minimized Scripture, reducing it in many ways to a mere textbook of metaphysics while sanctioning the deification of human culture. Barth and Bonhoeffer often discussed and debated rationalist and Hegelian-derived theology against Reformation doctrine, and over time Barth began to win Bonhoeffer over. Although Bonhoeffer would never totally throw aside liberal theology, he did feel it was too constraining, and held it in many ways responsible for the lack of relevance within the Church. Bonhoeffer and Barth became two of the main fig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neo-orthodox" movement within German- and English-speaking Protestantism in the mid-20th century.
Imprisonment and Execution
Bonhoeffer returned to Germany in 1931, where he lectured on theology in Berlin and wrote several books. A strong opponent of Nazism, he was involved, together with Martin Niemöller, Karl Barth and others, in establishing the Confessing Church. In August 1933, he co-authored the Bethel Confession with Hermann Sasse and others. Between late 1933 and 1935, he served as pastor of two German-speaking Protestant churches in London: St. Paul's and Sydenham. While Bonhoeffer desired a trip to India to discover non-violent resistance with Gandhi, he returned to Germany to head a seminary for Confessing Church pastors which had been made illegal by the Nazi regime, first in Finkenwalde and then at the von Blumenthal estate of Gross Schlönwitz, which was closed at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The Gestapo also banned him from preaching; then teaching; and finally any kind of public speaking. During this time, Bonhoeffer worked closely with numerous opponents of Adolf Hitler.
In 1939, Bonhoeffer joined a secret group of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based in the Abwehr, or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fice, who wanted to overthrow the National Socialist regime by killing Hitler. Bonhoeffer was arrested in April 1943 after money used to help Jews escape to Switzerland was traced to him. He was charged with conspiracy and imprisoned in Berlin for a year and a half.
In Flossenbürg, Bonhoeffer was executed by hanging at dawn on 1945 April 9, just three weeks before the liberation of Berlin and one month before the capitulation of Nazi Germany. The manner of execution was, like other execu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July 20 Plot, so brutal and graphic that even Wehrmacht soldiers were loathe to watch. Bonhoeffer was stripped of clothing in his cell, tortured and ridiculed by the guards, and led naked into the execution yard. The lack of sufficient gallows to hang thousands of Germans after the July 20 Plot had caused Hitler and Nazi propagandist Josef Goebbels to seize on the idea of using meathooks from slaughterhouses and slowly hoisting the victim to dangle from an incrementally tightening noose formed of piano wire. The asphyxiation is thought to have taken approximately half an hour.
Also hanged with Bonhoeffer were conspirators Abwehr chief Admiral Wilhelm Canaris, Canaris' deputy General Hans Oster, military jurist General Karl Sack, General Friedrich von Rabenau, businessperson Theodor Strünck, and German resistance (anti-Nazi) fighter Ludwig Gehre.
Legacy
From the Gallery of 20th Century Martyrs at Westminster Abbey — l. to r. Mother Elizabeth of Russia, the Revd Martin Luther King, Archbishop Oscar Romero and Pastor Dietrich BonhoefferBonhoeffer is commemorated as a theologian and martyr by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the Church in Wales on April 9.
The following ar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Bonhoeffer's works, which were all originally written in German:
The Young Bonhoeffer 1918–1927. Fortress Press, 2002. ISBN 0-8006-8309-9.
The first volume in the Fortress Press critical edition of Bonhoeffer's work gathers his one hundred earliest letters and journals from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rough his graduation from Berlin University. It also contains his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up to his dissertation. The seventeen essays include works on the patristic period for Adolf von Harnack, on Luther's moods for Karl Holl, 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for Professor Reinhold Seeberg, as well as essays on the church and eschatology, reason and revelation, Job, John, and even joy. Rounding out this picture of Bonhoeffer's nascent theology are his sermons from the period, along with his lectures on homiletics, catechesis, and practical theology.
Barcelona, Berlin, New York: 1928–1931, translation of Barcelona, Berlin, Amerika: 1928–1931. Fortress Press: not yet released.
Sanctorum Communio: A Theological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Church Clifford Green (editor); Reinhard Krauss (translator); Nancy Lukens (translator). Fortress Press, 1998. ISBN 0-8006-8301-3.
Bonhoeffer's dissertation, completed in 1927 and first published in 1930 as Sanctorum Communio: eine Dogmatische Untersuchung zur Soziologie der Kirche. In it he attempts to work out a theology of the person in society, and then, particularly, in the church. Along with enlightening us about his early positions on sin, evil, solidarity, collective spirit, and collective guilt, the volume unfolds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Spirit at work in the church and what this implies for questions of authority, freedom, ritual, and eschatology.
Social Christianity
Important figures
Edward Bellamy · Tony Benn
Phillip Berryman
Dorothy Day · Toni Negri
Leo Tolstoy · Mary Ward
Gustavo Gutiérrez
Organizations
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
Key Concepts
Marxism
Liberation Theology
Praxis School
Precarity
Social justice
Part of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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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and Being Clifford Green (editor); Reinhard Krauss (translator); Nancy Lukens (translator). Fortress Press, 1996. ISBN 0-8006-8302-1
Bonhoeffer’s second dissertation, written in 1929–30 and published in 1931 as Akt und Sein, deals with the questions of consciousness and conscience in th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formation insight about the origin of human sinfulness in the “heart turned in upon itself and thus open neither to the revelation of God nor to the encounter with the neighbor.” Here are Bonhoeffer’s thoughts about power, revelation, Otherness, th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Ecumenical, Academic and Pastoral Work: 1931–1932, translation of Ökumene, Universität, Pfarramt: 1931–1932. Fortress Press: not yet released.
Creation and Fall: A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Genesis 1–3 John W. de Gruchy (Editor); Douglas Stephen Bax (Translator). Fortress Press, November 20, 1997. ISBN 0-8006-8303-X.
Creation and Fall originated in lectures given by Bonhoeffe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in the winter semester of 1932–33 during the demi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the birth of the Third Reich. In the book published in 1933 as Schöpfung und Fall, Bonhoeffer called his students to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word of God the word of truth in a time of turmoil.
Christology (1966) London: William Collins an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translation of lectures given in Berlin in 1933, from vol. 3 of Gesammelte Schriften, Christian Kaiser Verlag, 1960. retitled as Christ the Center, Harper SanFrancisco 1978 paperback: ISBN 0-06-060811-0
London: 1933–1935, translation of London: 1933–1935. Fortress Press: not yet released.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1948 in English). Touchstone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by Bishop George Bell and memoir by G. Leibholz, 1995 paperback: ISBN 0-684-81500-1. Critical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its original title Discipleship: John D. Godsey (editor); Geffrey B. Kelly (editor). Fortress Press, 2000. ISBN 0-8006-8324-2
Bonhoeffer's most widely read book begins, "Cheap grace is the mortal enemy of our church. Our struggle today is for costly grace." That was a sharp warning to his own church, which was engaged in bitter conflict with the official nazified state church, The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as Nachfolge (Discipleship). It soon became a classic exposi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follow Christ in a modern world beset by a dangerous and criminal government. At its center stand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what Jesus demanded of his followers—and how the life of discipleship is to be continued in all ages of the post- resurrection church.
Theological Education at Finkenwalde: 1935–1937, translation of Illegale Theologenausbildung: 1935–1937. Fortress Press: not yet released.
Theological Education Underground: 1937–1940, translation of Illegale Theologenausbildung: 1937–1940. Fortress Press: not yet released.
Life Together and Prayerbook of the Bible James H. Burtness (coauthor); Geffrey B. Kelly (editor); Daniel W. Bloesch (translator). Fortress Press: 1995. ISBN 0-8006-8305-6.
The stimulus for the writing of Life Together was the closing of the preacher’s seminary at Finkenwalde. The treatise contains Bonhoeffer’s thoughts about the nature of Christian community based on the common life that he and his seminarians experienced at the seminary and in the “Brother’s House” there. Life Together was completed in 1938, published in 1939 as Gemeinsames Leben, and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954. Harper SanFrancisco 1978 paperback: ISBN 0-06-060852-8
Prayerbook of the Bible is a classic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In this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salms, Bonhoeffer describes the moods of an individual’s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also the turns of love and heartbreak, of joy and sorrow, that are themselves the Christian community’s path to God.
Ethics (1955 in English by SCM Press). Touchstone edition, 1995 paperback: ISBN 0-684-81501-X. Fortress Press 2004 critical edition: Clifford Green (editor); Reinhard Krauss (translator); Douglas W. Stott (translator); Charles C. West (translator). ISBN 0-8006-8306-4.
Written in prison and published in 1943 as Ethik, this is the culmination of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and personal odyssey. Based on carefu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nuscripts, freshly and expertly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he critical edition features an insightful introduction by Clifford Green and an afterword from the German edition's editors. Though caught up in the vortex of momentous forces in the Nazi period, Bonhoeffer systematically envisioned a radically Christocentric, incarnational ethic for a post-war world, purposefully recasting Christians' relation to history, politics, and public life.
Fiction from Tegel Prison Clifford Green (editor); Nancy Lukens (translator). Fortress Press: 1999. ISBN 0-8006-8307-2.
Writing fiction—an incomplete drama, a novel fragment, and a short story—occupied much of Bonhoeffer’s first year in Tegel prison, as well as writing to his family and his fiancée and dealing with his interrogation.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autobiography mixed in with it,” he explained to his friend and biographer Eberhard Bethge. Richly annotated by German editors Renate Bethge and Ilse Todt and by Clifford Green, the writings in this book disclose a great deal of Bonhoeffer’s family context, social world, and cultural milieu. Events from his life are recounted in a way that illuminates his theology. Characters and situations that represent Nazi types and attitudes became a form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help to explain Bonhoeff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plot to kill Hitl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1953 by SCM Press). This edition translated by Reginald H. Fuller and Frank Clark from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aft. Munich: Christian Kaiser Verlag (1970). Touchstone 1997 paperback: ISBN 0-684-83827-3
Conspiracy and Imprisonment 1940–1945 Mark Brocker (editor). Fortress Press: 2006. ISBN 0-8006-8316-1
In hundreds of letters, including letters written to his fiancée, Maria von Wedemeyer (selected from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previously published as "Love Letters from Cell 92" Ruth-Alice von Bismarck and Ulrich Kabitz (editors), Abingdon Press (April 1995) ISBN 0-687-01098-5), as well as official documents, short original pieces, and a few final sermons, the volume sheds light on Bonhoeffer's active resistance to and increasing involvement in the conspiracy against the Hitler regime, his arrest, and his long imprisonment. Finally, Bonhoeffer's many exchanges with his family, fiancée, and closest friends, demonstrate the affection and solidarity that accompanied Bonhoeffer to his prison cell, concentration camp, and eventual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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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rich BonhoefferA Testament to Freedom: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Dietrich Bonhoeffer (1990). Geoffrey B. Kelly and F. Burton Nelson, editors. Harper SanFrancisco 1995 2nd edition, paperback: ISBN 0-06-064214-9
Other works about Bonhoeffer
Books
Gillian Court, Heart of Flesh: Dietrich Bonhoeffer, a study in Christian prophecy (Churches Together in Britain and Ireland, 2007). ISBN 0-85169-330-x
Keith Clements, Bonhoeffer and Britain (Churches Together in Britain and Ireland, 2006). ISBN 0 85169 307 5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ian, Christian, Man for His Times: A Biography Rev. e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0).
Denise Giardina, Saints and Villains (Ballantine Books, 1999). ISBN 0-449-00427-9. A Fictional Account of Bonhoeffer's life.
Stephen R. Haynes,The Bonhoeffer Legacy: Post-Holocaust Perspectives (Fortress Press, 2006). ISBN 0-8006-3815-8.
Stephen Plant, Bonhoeffer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4). ISBN 0-8264-5089-X.
Edwin Robertson, Bonhoeffer's Legacy: The Christian Way in a World Without Religion (Collier Books, 1989). ISBN 0-02-036372-9.
Edwin Robertson, The Shame and the Sacrifice: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Dietrich Bonhoeffer (Hodder & Stoughton, 1987). ISBN 0-340-41063-9.
Dallas M. Roark, Dietrich Bonhoeffer Makers of the Modern Theological Mind. (Word Publishing Group, 1972) ISBN 0849929768
Films
Bonhoeffer Martin Doblmeier, 2005
Bonhoeffer — Agent of Grace Eric Till, PBS, 2000
Hanged on a Twisted Cross: The Life, Convictions and Martyrdom of Dietrich Bonhoeffer. T.N. Mohan, 1996
A View From The Underside — The Legacy of Dietrich Bonhoeffer Al Staggs, 1992
The Restless Conscience Hava Kohav Beller, (USA 1991)
Audio Drama
Focus on the Family Radio Theatre created an audio drama on the lif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in 1997. Titled "Bonhoeffer: The Cost of Freedom", this three-hour series was highly acclaimed and received a Peabody award for broadcast excellence in 1998. (Tyndale, 1997, 1999, 2007)
Verse about Bonhoeffer
"Friday's child" by W. H. Auden, 1958
Opera
Bonhoeffer Ann Gebuh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