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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类 》 唐李問對 》
簡介
阮逸 Yuan Yi
《唐李問對》一作《李衛公問對》，是《唐太宗與李靖問對》一書的簡稱。全書因以李世民與李靖一問一答的形式寫成而得名。
自《唐李問對》一書行世以來，歷代學者就普遍認為此書是北宋仁宗時（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陳師道（1052—1101年）的《後山談叢》、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紀聞》認為此書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聞見後錄》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則認為此書是阮逸擬作和假托。後人因《唐李問對》一書不見於《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太平御覽》、《武經總要》等書沒有引用該書，其內容文字又淺陋不文，也都認為此書是贋作，成書於北宋中葉。
不過，也有人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的。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就認為此書並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註意的是，從《唐李問對》曾論述到上古陣法等宋人已不甚瞭瞭的問題來看，此書恐怕不是阮逸所能憑空臆造，而是應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書的《崇文總目》著錄有《李靖行述》1捲、《韜鈐秘錄》5捲和《衛國公手記》1捲。南宋人王應麟所撰《玉海》141《兵製。兵法。〈李衛公問對〉》條引《書目》說：“李靖《兵鈐新書》1捲，載靖與秦王論兵，如《問對》書。”據此，可知《唐李問對》一書很可能是阮逸根據《李靖行述》、《韜鈐秘錄》和《衛國公手記》諸書編撰附益而成。
簡介
《唐太宗與李靖問對》簡稱《唐李問對》或《李靖問對》。也有更簡稱《問對》的。傳說是唐代名將李靖所著。但《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衹著錄有《李靖六軍鏡》三捲，而沒有《唐李問對》。後經宋人何遠、陳師道、鄒博、吳魯等人考證，認為此書是宋人阮逸所撰。何遠在《春渚紀聞》中曾提到，據蘇軾說《李衛公問對》為阮逸所著，其草稿曾送與蘇恂看過。此外，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聲的《書錄題解》、鬍應麟的《四部正偽》、汪宗沂的《衛公兵法輯本序》、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等書，也都對此書作了辨偽的論證。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卻疑此書為宋熙寧年間所輯錄的《衛公兵法》。但細察《問對》的內容，卻很少與《通典》中《衛公兵法》佚文有相似之處。另外也有人認為《問對》就是李靖原著，但也未能提出有力的證據。
阮逸，宋代建陽人，字天隱，宋仁宗天聖（公元1023-1031年）進士，景佑（公元1034-1037年）初任杭州知州。通音律，康定（公元1040-1041年）年間，上《鐘律製議》並圖三捲。皇佑（公元1049-1053年）中，更鑄太常鐘磬，上召逸與近臣太常議密閣，遂典樂事，遷屯田員外郎。著有《阮逸野言》一捲，《宋史。藝文志》將其列入兵書類。此外還著有《易簽》、《王製井田圖》等書。
《問對》即屬假托，阮逸雖非名將，都無損於該書的軍事學術價值。相反，該書自問世以來，曾得到不少的贊譽，在軍事學術領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神宗在臨熙（公元1068-1085年）年間下令從《通麯》中輯錄《李靖兵法》未成，而把《問對》列入《武經七書》，立於宮學，也决不是偶然的。
《問對》一書，完全沒有抄襲或套用散見於《通典》、《太平御覽》中的《衛公兵法》佚文，而是獨立思考，自成體係。正如清人汪宗沂在《衛公兵法輯本序》中所說：“阮逸《問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不特如此，《問對》一書，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中確具有很多特點，例如：
一、《問對》作者繼承和發展了《左傳》用戰例來闡述和探討戰略戰術原則的方法，把軍事學術的研究方法，從哲學推理發展到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在總結戰爭經驗的基礎上發展戰略戰術原則，使其科學化。這對於軍事學術研究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二、隋唐兵傢多醉心於古代陣圖的考究，捕風捉影，穿鑿附會，一時成風。阮逸卻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一切玄虛之詞。其所提出方、圓、麯、直、銳五種陣名基本符合1972年銀雀山出土的漢簡《孫臏兵法。十降》的提法，說明作者對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三、自戰國以來，陰陽五行之說，侵入了軍事學術領域，這在《孫臏兵法》、《六韜》等書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漢董仲舒天人感應之說，到東漢讖緯之學的風行，軍事學術中，聽音望氣、災變吉兇等大量滲入，到唐代李荃《陰符經》、《太白陰經》等書更是這樣。而《問對》一書卻一直堅持科學的態度，絲毫不涉及陰陽迷信的說法。這是難能可貴的。
所以，宋人戴少望在《將鑒論斷》中說：“《問對》一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燦然華舉，皆可垂範將來”。鄭諼在《井觀瑣言》中也斷言，《問對》一書雖屬假托，亦“必出於有學識有謀略者之手”。我們認為，《問對》一書確實是我國古代一部有價值的兵書，它對於我國軍事學術的研究是有貢獻的。宋代將其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也是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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