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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类 》 唐李问对 》
简介
Yuan Yi
《唐李问对》一作《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一书的简称。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
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陈师道（1052—1101年）的《后山谈丛》、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纪闻》认为此书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是阮逸拟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问对》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也都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李问对》曾论述到上古阵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问题来看，此书恐怕不是阮逸所能凭空臆造，而是应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书的《崇文总目》著录有《李靖行述》1卷、《韬钤秘录》5卷和《卫国公手记》1卷。南宋人王应麟所撰《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条引《书目》说：“李靖《兵钤新书》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据此，可知《唐李问对》一书很可能是阮逸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
简介
《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或《李靖问对》。也有更简称《问对》的。传说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只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没有《唐李问对》。后经宋人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考证，认为此书是宋人阮逸所撰。何远在《春渚纪闻》中曾提到，据苏轼说《李卫公问对》为阮逸所著，其草稿曾送与苏恂看过。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声的《书录题解》、胡应麟的《四部正伪》、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序》、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书，也都对此书作了辨伪的论证。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却疑此书为宋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但细察《问对》的内容，却很少与《通典》中《卫公兵法》佚文有相似之处。另外也有人认为《问对》就是李靖原著，但也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
阮逸，宋代建阳人，字天隐，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1031年）进士，景佑（公元1034-1037年）初任杭州知州。通音律，康定（公元1040-1041年）年间，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佑（公元1049-1053年）中，更铸太常钟磬，上召逸与近臣太常议密阁，遂典乐事，迁屯田员外郎。著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兵书类。此外还著有《易签》、《王制井田图》等书。
《问对》即属假托，阮逸虽非名将，都无损于该书的军事学术价值。相反，该书自问世以来，曾得到不少的赞誉，在军事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神宗在临熙（公元1068-1085年）年间下令从《通曲》中辑录《李靖兵法》未成，而把《问对》列入《武经七书》，立于宫学，也决不是偶然的。
《问对》一书，完全没有抄袭或套用散见于《通典》、《太平御览》中的《卫公兵法》佚文，而是独立思考，自成体系。正如清人汪宗沂在《卫公兵法辑本序》中所说：“阮逸《问对》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不特如此，《问对》一书，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中确具有很多特点，例如：
一、《问对》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使其科学化。这对于军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隋唐兵家多醉心于古代阵图的考究，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一时成风。阮逸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一切玄虚之词。其所提出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名基本符合1972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十降》的提法，说明作者对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三、自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侵入了军事学术领域，这在《孙膑兵法》、《六韬》等书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到东汉谶纬之学的风行，军事学术中，听音望气、灾变吉凶等大量渗入，到唐代李荃《阴符经》、《太白阴经》等书更是这样。而《问对》一书却一直坚持科学的态度，丝毫不涉及阴阳迷信的说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说：“《问对》一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灿然华举，皆可垂范将来”。郑谖在《井观琐言》中也断言，《问对》一书虽属假托，亦“必出于有学识有谋略者之手”。我们认为，《问对》一书确实是我国古代一部有价值的兵书，它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研究是有贡献的。宋代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也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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