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集列錶 |
|
|
|
|
 诗经 诗经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麯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傢》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係密切，是無疑的。《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其地域，除《周南》、《召南》産生於江、漢、汝水一帶外，均産生於從陝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大雅》、《小雅》之分，衆說不同，大約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産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製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瞭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傢，他們以唱詩作麯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裏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裏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係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製作樂歌，並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着的。
《史記·孔子世傢》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後世所見的三百餘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復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餘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衹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於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於《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後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麯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以及準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於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
這裏有兩點值得註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範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衹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儘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纍，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衝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傢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傢，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傢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傢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詩經》的內容]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産
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産
生於春秋前期和中期。
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
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衹是《小雅》的一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
指出：我們在這裏說的“民歌”，衹是一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
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麯。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
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
括相當一部分屬於“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於貴族最低的一級，
“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衹能大致地說，
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衆性的作品。
由於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幹重
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産生於西周初期。除了單純
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部分於春夏之際嚮神祈求豐年或秋鼕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
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徵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産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在豐收的日子裏，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
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𠔌。駿發爾私，終三十裏。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
在廣阔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
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
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組周民
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後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産生的年
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後稷的母親姜嫄禱神求子，後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
孕，生下了後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後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
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後稷呱矣。實覃實訏，
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後稷的神話色彩。後稷長大以後，發明了農業，所種的
莊稼都非常茂盛。後來他在有邰（今陝西武功西南）成傢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
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
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徵。《公劉》敘述後稷的曾孫公
劉率領部族從有邰遷徙到豳（今陝西旬邑縣、彬縣一帶），在豳開闢土地，建屋定居的
歷史。其中寫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的情景是：“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
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一派歡歌笑語的景象，很是傳神。和《生民》相比，
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一個歷史人物。《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
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陝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
寫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薑女結婚，在岐下築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産，大修宗廟
宮室，委任官吏，然後建立國傢，消滅夷人，最後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
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築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捄之陾
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
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
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
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
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於史官和樂師手筆。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
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後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
王時南仲的徵伐玁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徵徐夷，《采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
蠻荊和玁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
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一條綫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於簡明而有條理。
但由於其寫作目的主要在於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於故事
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裏面，敘事詩並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
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嚮。
西周後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於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併，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
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産生於這一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
均出於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國語·周
語》）。
在這一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
《瞻卬》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
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
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裏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係正在發生激烈變化，
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
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一種不可避免的混亂。
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
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
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
中寫道：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峷崩。高岸為𠔌，深𠔌為陵。哀今之人，
憯莫懲！
這是一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
阻止，依然醉生夢死地悠閑過活。但同時，作者並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
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生怕不能見容於衆人：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這並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鬍然
厲矣！”其意如鄭玄說：“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但同時他又極為害怕：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
饑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於仕，孔棘且殆。
雲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於朋友，
“仕”就是這樣危險和艱難！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衝突，或者說，他
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於國傢命運和民衆生活的
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一種矛盾；但另一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
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
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
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决不敢張揚純屬個
人的態度，使自己處於同集團對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
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
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後代的政治詩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一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
純粹出於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阔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
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
一般以為産生於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一
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産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詩的作
者，像是一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學者所說，他是一個奴隸家庭的傢長，率領一群
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種，其本人的身份，也屬於
奴隸，衹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
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詩的價值，在於相當忠實而細緻地描繪了從氏族公社轉
化來的氏族奴隸製的社會情狀。
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穫，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
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城堡裏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鼕裏也不得閑，要鑿取
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裏享用；一年到頭，周而復始。他們吃的是
什麽？“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
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一類東西。一切好物事，全歸主人所有。
“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纔歸自己；“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衹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
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於是衆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
“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
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
後代田傢詩的濫觴。
《國風》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
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衆對上層
統治者的不滿。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鬍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鬍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
不太確切。應該指出，在《詩經》的時代，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在社會的一般認識中，原是名正言順，
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能否清醒地否定當時社會所公
認的這一種原則，本身是個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並表現出來了，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
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宮照樣容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
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
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
——白吃飯。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事實上，“君子”們屍位
素餐，倒是普遍的現象。以他們聲稱的原則諷刺他們的行為，這首詩已經很深刻，不必
再加以拔高，以至脫離了原意。
《相鼠》也是類似的作品：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鬍不遄死！
“禮儀”是統治者自身製訂的行為規範，而統治階層的成員，沉湎於荒淫作樂的生
活，又往往破壞了這種規範，於是詩人對他們發出尖銳的詛咒。但同時也要看到，這首
詩之所以寫得如此尖銳而激烈，乃是因為作者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首先站在維護“禮
儀”的立場，這也是社會所承認的“正確”的出發點。再如《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
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幫傢夥的沉重壓榨，
想要逃到一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
産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其他自由民吧。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
統治者所願意認可，並認為值得警戒的。
前面說《小雅》中一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於戰爭和勞役
的作品。我們就把這類詩同《國風》中同樣主題的詩放在一起介紹。《小雅》中的《
薇》、《杕杜》、《何草不黃》，《豳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
《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
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對於戰爭的厭倦和對
於家乡的思念，讀來倍感親切。
其中《東山》寫出徵多年的士兵在回傢路上的復雜感情，在每章的開頭，他都唱道：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他去東山已經很久了，現在走在回傢
路上，天上飄着細雨，襯托出他的憂傷感情。他一會兒想起了恢復平民生活的可喜，一
會兒又想起了老傢可能已經荒蕪，迎接自己的也許是一派破敗景象：“果贏之實，亦施
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也覺得還
是老傢好：“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一會兒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歸來的妻子：“鸛
鳴於垤，婦嘆於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然後又想起妻子剛嫁給自己時那麽漂
亮，三年不見，不知現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全詩通篇都是這位士兵
在歸傢途中的心理描寫，寫得生動真實，反映了人民對和平生活的懷念和嚮往。這首詩
對於後來的詩歌也有一定影響。如漢樂府民歌中的《十五從軍徵》，寫一個老兵從軍隊
裏歸來，卻見到老傢已經破敗，親人已經去世，其構思可能曾受到此詩的啓發。《小雅》
的《采薇》，表現了參加周王朝對玁狁戰爭的士兵的苦惱，他不能回傢，不能休息：
“靡室靡傢，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
我行不來。”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傢。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過去，回傢之事卻毫無指望，
因而獨自黯然神傷，“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
歲亦陽止”。最後終於盼到了回傢的那一天，他走在回鄉途中，天空飄着紛紛揚揚的雪
花，身體又饑又渴，心裏充滿悲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
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他去當兵的時候正是春天，楊柳迎風搖曳，
似乎在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輓留；他回到家乡的時候正是鼕天，雪花霜霏飄灑，似乎
在表示歡迎，又似乎表示冷漠。這四句，一直受到後代文人的高度評價，如晉代謝玄就
認為這是《詩經》中最好的詩句（見《世說新語·文學》）。後世詩歌中所表現的以折
柳贈遠行之人的風習，似乎最早就是淵源於此詩，因為此詩最早將楊柳與遠行組合到了
一起，使人産生了楊柳留人的印象。
應該說明：《詩經》中這一類作品，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反戰詩”。因為詩中雖然
表達了對於從軍生活的厭倦，對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戀，卻並不直接表示反對戰爭，指
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詩中的情緒也是以憂傷為主，幾乎沒有憤怒。這是因為，
從集體的立場來看，從軍出徵乃是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即使這妨害了士兵個人的幸福，
也是無可奈何。這一特點，在《衛風·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齃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樂，首如飛逢。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這首詩是以女子口吻寫的。她既為自己的丈夫感到驕傲，因為他是“邦之桀
（傑）”，能“為王前驅”，又因丈夫的遠出、家庭生活的破壞而痛苦不堪。詩人所抒
發的情感，既是剋製的，又是真實的。
在《國風》中，最集中的是關於戀愛和婚姻的詩。
在《詩經》時代，在某些地域，對男女交往的限製還不像後代那樣嚴厲，由此我們
在這些詩中看到年輕的小夥和姑娘自由地幽會和相戀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一個打獵的男子在林中引誘一個“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勸男子別莽撞，別驚動了
狗，表現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風·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
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一對情人相約在城隅幽會，但是當那男子趕到時，那女子卻故意躲了起來，急得那
男子“搔首踟躕”，那女子這纔出來，又贈給那男子一根“彤管”——究竟是什麽東西
現在已不清楚，但反正在此具有愛情信物的意義，那男子不禁驚喜交集，因為這“彤管”
是心上人送給自己的，所以他覺得真是分外美麗，不同尋常。
但畢竟，從總體上說，社會的約製是在逐漸嚴格起來，戀人們對自己的行動，也不
得不有所拘束。《鄭風·將仲子》寫道：
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仲子”是她所愛的情人。但她卻不敢同他自由相會，且不準他攀樹翻墻。衹因父
母可畏，並在後面重疊的二章中，提出“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衆多
“可畏”的力量，戀人們又能怎麽樣呢？
於是我們在《國風》中看到許多情詩，詠唱着迷惘感傷、可求而不可得的愛情。在
後人看來，這也許是一種含蓄的微妙的藝術表現，但在當日，恐怕主要是壓抑的情感的
自然流露吧。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陳風·月出》）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
在水中央。（《秦風·蒹葭》）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周南·漢廣》）
一切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不是無緣無故地形成的。明朗熱烈的風格，必是情感自由奔
放的産物；含蓄委麯的表達，總是感情壓抑的結果。在文學發展的初期，即人們尚未自
覺地追求多樣藝術風格的時代，尤其如此。
《國風》中還有許多描寫夫妻間感情生活的詩。像《唐風·葛生》，一位死了丈夫
的妻子這樣表示：“夏之日，鼕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
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拋棄。在那種婦女毫無地位的時代，棄婦的命運更令人悲
哀。《邶風》中的《𠔌風》，《衛風》中的《氓》，是最著名的兩首棄婦詩。《𠔌風》
是一個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訴，說自己如何辛辛苦苦為丈夫持傢，千難萬難
度過貧苦的日子，傢境好起來，人也衰老了，於是丈夫另有所歡，把自己趕出門去；自
己離開夫傢時，如何難分難捨，因為割不斷對往事的追憶留戀。詩中所描寫的，是一個
賢惠忍讓的中國婦女的典型。《氓》敘寫了一個女子從與人戀愛到結婚到被拋棄的痛苦
經歷，一件件事情依次寫來，脈絡非常清楚。先是有一個男子笑嘻嘻地嚮她買絲，藉機
搭識。她答允了這樁婚事，在等待結婚的日子裏，她常常登上頽墻盼望他。可是成傢沒
幾年，丈夫卻拋棄了她。她憤怒地指責丈夫：“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又告誡其他女子不要輕信男子：“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
兮，不可說也！”這是真實的心理，同時多少帶有道德訓誡的意味。
《詩經》中寫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詩，或歌唱男女相悅之情、相思之意，或贊揚對方
的風采容貌，或描述幽會的情景，或表達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嘆棄婦的不幸遭遇，內
容豐富，感情真實，是全部《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
[《詩經》的特色和影響]
馬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製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下，聳立着由不同的情
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上層建築。”①在《詩經》産生的年代，我們的先
人在自然條件相當艱苦的黃河流域以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起一個農業社會。這個社會為
了生存發展，需要強大的集體力量，需要內部秩序的穩定與和諧，而相應地需要抑製其
社會成員的個性自由和與之相聯繫的浪漫幻想。正是在這種“生存的社會條件下”，形
成了《詩經》的思想和藝術特色。並且，由於中國——尤其中原社會的基本特點維持甚
久，作為中國文學重要起點、又被奉為儒傢經典的《詩經》，其特色對於後代文學的影
響，也就非常之深遠。
--------
①《馬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捲第６２９頁。
具體地說，《詩經》的特色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
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
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
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
《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後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
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
活、日常經驗。在這裏，幾乎不存在憑藉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於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
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有的
是關於政治風波、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後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
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徵；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
的中心素材。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繫，《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
論是主要産生於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産生於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
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繫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其意義雖主要在
於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鬆、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於社
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
關心社會政治與道德，敢於對統治階層中的腐敗現象提出批判，應該說是《詩經》
的優秀之處。但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正像我們在前一節中舉例分析的那樣，這
一種批評完全是站在社會公認原則的立場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的作
用，而不能不抑製個人的欲望與自由。就以《相鼠》一詩來說，它可能是批評統治者荒
淫無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評對“禮儀”的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行為。不管作者的原意
如何，詩對於這兩種現象都是適用的。
要說《詩經》這一特點對後世的影響，首先要說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
在後世經過麯解而被強化了。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衆多的愛情
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贊頌）或“刺”
（批評）的作品。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傢的道德教科書。
後代詩人繼承《詩經》關註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
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嚮遊戲和唯美傾嚮，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
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製情感的
自由表達。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剋製因而顯得平和。看
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
子不僅很少，而且並不能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
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像《雨無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
批評的對象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於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
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
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很值得註意的一點是，中國後代的詩歌，也是以抒
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
剋製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
涌而出，一泄無餘，而是委婉麯折，波瀾起伏。由此，形成了《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
顯得細緻、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來的詩歌。
另外需要說到，儘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
也並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然之作。後代儒傢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
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並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因
此，在封建專製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嚮、說教傾嚮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
《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明代詩人何景明的
《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深閨小姐杜麗娘誦讀《關雎》而産生
對於愛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從內容、思想傾嚮、抒情特點等諸方面論述了《詩經》的幾個重要特色。
這些特色對中國後代文學的影響都很深遠。下面再從語言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簡略介
紹一下《詩經》的特色，這些方面的影響，情況各有不同。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占
比例很低。衹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幹，可以由此推想
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至漢代以後，四言詩雖斷斷
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型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
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詩經》常常采用疊章的形式，即重複的幾章間，意義和字面都衹有少量改變，造
成一唱三嘆的效果。這是歌謠的一種特點，可以藉此強化感情的抒發，所以在《國風》
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頌》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詩中幾乎沒
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
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
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
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
全篇三章十二句，衹變動了六個動詞，不但寫出采摘的過程，而且通過不斷重複的
韻律，表現出生動活潑的氣氛，似乎有一種合唱、輪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潤說：“恍聽
田傢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忽斷忽續。”
（《〈詩經〉原始》）這麽說也許多了一些想象，但疊徽章重句的美感，確是很動人的。
四言詩衰微後，這種形式也被捐棄，衹能偶一見之。倒是在現代歌麯中，又常看到這種
情況。這說不上“影響”，卻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為歌謠，為了獲得聲韻上的美感，《詩經》中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匯。
在古漢語的規則中，這類詞彙大抵是形容詞性質，所以也有助於表達麯折幽隱的感情，
描繪清新美麗的自然。如《詩經》首篇的《關雎》，“關關”（疊字）形容水鳥叫聲，
“窈窕”（疊韻）表現淑女的美麗，“參差”（雙聲）描繪水草的狀態，“輾轉”（疊
韻）刻畫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狀，既有和諧的聲音，也有生動的形象。
《詩經》裏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
的藝術效果。所謂“賦”，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這包
括一般陳述和鋪排陳述兩種情況。大體在《國風》中，除《七月》等個別例子，用鋪排
陳述的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詩，鋪陳的場面較多。漢代辭賦的基本特徵就
是大量鋪陳。雖然從《詩經》到漢賦還間隔許多環節，但說其原始的因素源於《詩經》，
也未嘗不可。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
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
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
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
“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
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
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
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大約最原始的“興”，衹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
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
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雲雲，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雖然就
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纔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
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
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産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麽固
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藉眼
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
男女間的和諧恩愛，衹是它的喻意不那麽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
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
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
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緻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
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總而言之，《詩經》是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一個光輝的起點。它從多方面
表現了那個時代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反映了各個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以其清醒的現
實性，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早期詩歌，開闢了中國詩歌的獨特道路。雖然，由於特殊的社
會生存條件，《詩經》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飛揚的個性自由精神，但在那個古老的時
代，它是無愧於人類文明的，值得我們驕傲的。
（中國文學史，章培恆 駱玉明，一鳴掃描，雪兒校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