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浙江义乌 |
| | |
王西彦 - 生平简介
王西彦作品
王西彦，原名正莹，又名思善，小名余庆，浙江义乌青塘下村人。1930年在义乌初中毕业后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就读。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开始文学创作。最早的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描写一个农妇被逼出卖肉体的惨景。同一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大都以浙东农村生活为题材。抗战初期，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作民运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从事编辑、教学工作。
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1942年后，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人的世界》，写海滨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更换的五户人家，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的痛苦精神状态。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抗战后期开始写长篇小说“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同时又写作“农村妇女三部曲”：《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和《换来的灵魂》，但第3部未完成。
解放后，参加湘东和皖北的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发表了很多作品。长篇小说《春回地暖》以较大篇幅描写农村变革的急剧斗争，稍后又出版了描写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1部）。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1999年9月24日，王西彦逝世。
王西彦 - 创作道路
王西彦主编的杂志
王西彦从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残梦》开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文学道路上整整跋涉了68个年头，创作了100多个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l00多万字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选编成《王西彦选集》一套5卷。
1914年11月22日，王西彦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守伦是一位农村私塾教师。三个姐姐都在襁褓中“抱”给别人当童养媳，他和哥哥幸运地进了学堂。6岁，随哥哥上国民小学。学校设在一个名叫“西竺庵”的庙宇里，小小的西彦每天都和佛像作伴。有一次，哥哥从父亲的小书柜里拿出有插图的《三国演义》和《封神榜》，王西彦也跟着废寝忘食地读起这些神奇的故事。课余时间，他常常听堂叔讲“赤壁之战”等故事，使他对关老爷和周仓的神像感到非常亲切，于是吐口水到毛笔上，从关帝爷身上蘸来颜料在纸上画起这些人物的形象来，还想长大后当一名画师。由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逼真，因此在村里还得了一个“小画家”的美称。
不久，王西彦母亲病逝，王西彦因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又不满国民小学私塾式的教育，要求去县城上学，父亲就把年仅12岁的他送到义乌最早的官办学校绣湖小学读书。到了县城，就像“一条田涧里的小泥鳅一下子闯入小溪”。走出农村步入县城的他，十分珍惜这个美好的时机，刻苦学习，两年后考进刚刚起办的县立初中，开始阅读鲁迅的《呐喊》、《仿惶》等作品，这使他看到了“三国”和“封神”以外的另一世界。
1930年，王西彦投考“西湖艺专”的梦想被父亲打破后，毅然离开义乌到杭州，考上了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因为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回到本县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由此，“一条小船驶进了大江”，王西彦如鱼得水。学校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深深地吸引了王西彦，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场所，广泛阅读各类文学书籍。他不但读到了《水浒传》、《红楼梦》，读到了鲁迅和茅盾，还读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尤其是对《萌芽》、《拓荒者》等“左联”刊物，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扑到了书本上。他嗜书如命，学习大师们的创作方法和技巧，甚至把鲁迅和契柯夫的一些作品抄在笔记本里，加深理解。那年，他翻译了契柯夫的短篇小说《询问》。通过对进步文学刊物和优秀文学作品的广泛接触，使王西彦对文学有了进—步的认识，画师梦换成了作家梦。
1931年，王西彦在南京《橄榄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残梦》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杭州读书的三年，王西彦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开始透过文学表面的东西，思考隐蔽在文学深层的真正内涵。“既然接受了火种，就得用来发光发热”，毕业前夕，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的写成，宣告了他对生活与艺术的探求的开始。
王西彦作品
1933年暑假，王西彦放弃回义乌当首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机会，只身到北平，住进和平门外佘家胡同8号的浙江会馆不收房租的小房子里。不料刚住进去，帮他的那位同学就被国民党宪兵给抓走了。王西彦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生活陷入困境。但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奇迹般地得到了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仁先生的帮助，进人该校读书，使他得以住在浙江会馆那间小房子里提笔学习创作。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更加激发了王西彦投身文学的浓厚兴趣，开始是由于生活的迫使，其后是追求人生的一种方式，王西彦先后在《作家》、《国闻周报》等进步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实现了自己当作家的梦想。由于在《大公报》上发表作品，在一次内该刊编辑肖乾宴请青年作者的宴会上认识了沈从文先生，并随后到沈府拜访，受到了沈从文的热情款待。在写作上，受到了沈从文很多教益。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经王西彦和谷牧等人协商，成立“北平文艺青年抗日救国协会”，由王西彦负责宣传工作。这个时期，王西彦一面写作，一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左联”的活动，成为北平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中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1936年10月，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王西彦匆匆赶回义乌，在父亲病床前尽了—个作为儿子的责任，七天后，父亲病故。不久，他重赴北平，继续以家乡农村生活为题材写作短篇小说。这—时期的作品，所写的几乎都是作者亲眼所见的乡村农民悲苦生活的写照，没有半点艺术虚构的成分，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描写真实，描写自己最熟悉并为之激动的社会生活”。
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王西彦刚从中国大学国学系毕业，就匆匆乘车离开了生活近五年的北平，南下浙江家乡，稍后到温州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在抗战的烽火中，王西彦迎来了自己创作的春天。1938年春，王西彦经南昌、九江、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做宣传工作。在战地，王西彦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退和古运河两岸贫苦农民的保重灾难，中国在侵略者的肆意践踏之下，人民流离失所。他把这些材料整理成文，写了许多反映民众困苦的短篇小说和战地报告，还经历了一场全国瞩目的“徐州大会战”。湖南“平江惨案”后被迫回到浙江金华。回家乡后的王西彦积极支持金华一批共产党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土创办《抗战论坛》、《浙江潮》、《东南战线》等抗日报刊并为它们撰稿。在这里，他看到了家乡父老们同样面临着同鲁南、苏北人民一样的深重灾难。这时，正好一位中共负责人要他到福建永安去筹备《现代文艺》月刊，他不加思索地去福建主编这个刊物。他把一路的见闻以及家乡人民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都写进了小说《眷恋土地的人》，原有那个“谁在抗战”的问题在他脑子里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以及在《现代文艺》的编辑中，他都尽可能地加以体现。
王西彦作品
1942年到1948年，王西彦辗转于广西桂林、平乐、南宁和福建永安、南平、福州等地，先后当过代课教师、讲师、师专副教授、教授，“文协”桂林分会候补理事、赣州分会理事、《改进》月刊编辑。在经历了一个普通的文艺作家所不容易经历到的人生时期。之后，王西彦完成了长篇小说《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村野的爱情》和《微贱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散文、杂文、评论文章。他用手中的笔把贫苦农民在国民党残酷剥削和日本侵略者凶暴屠杀下的惨状以及知识分子在动乱年代的彷徨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王西彦曾不断地更换笔名，如“邵向阳”、“杨洪”、“施稔”、“细言”、“俞磬”、“忆律”、“斯远”、“南荒”等都曾在那时使用过。
1949年，王西彦在湖南长沙迎来了祖国的解放，随即被聘为湖南大学教授。1950年3月，被选为长沙市文联副主席，6月，被选为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后以土改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湘东平江老苏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写出一系列反映土改前后农村动态的报告和散文。1952年、1953年，王西彦两次跨过鸭绿江到朝鲜战地访问。从朝鲜战场回北京后，由张天翼、沙汀介绍，参加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4月，调任专业作家。
从1937年到1954年，王西彦虽然奔波不定，但在创作上却是—个辉煌时期。从反映家乡亲人的凄苦到战地实况的描写，继而转向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王西彦的作品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在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1954年开始，王西彦结束了长期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开始写作湘东老苏区土改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春回地暖》，这是作者所有长篇小说创作中篇幅最大、用力最多的作品。1955年5月，上海市政协成立，王西彦即担任第一届政协委员。1956年6月，王西彦从淮海中路上海市作协宿舍迁至复兴西路34号楼一直到病逝。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用，更加激发了王西彦的创作活力。他凭借自己以往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以及参加土地革命的经验，于1954年至1963年的10年间，相继创作出两部长篇巨著《春回地暖》和《在漫长的路上》（第一部）。他的理论性文章《唱赞歌的时代》和《论阿q和他的悲剧》等，不仅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而且成为他创作史上的另一个闪光点。
王西彦作品
1958年7月，王西彦回到阔别近20年的家乡，一是响应党的号召准备回老家农村扎根，二是为了弥补长篇小说《春回地暖》对农村人物形象刻画的某些不足。因为他的根在义乌，他对村里的人都比较熟悉，他要从这些熟悉的人的身上汲取素材来反映农民的高大形象。当时土改已过了好多年，在他的心里，义乌农村的面貌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可是当他兴致勃勃地踏进义乌这片土地时，县宣传部长就对王西彦说：“你回家乡来，我们很欢迎，但是你到农村去，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一到村中，王西彦的屋里就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来向他诉苦的：谁的眼睛瞎了，谁又饿死了。他不仅没看到农村的繁荣，反而看到一张张凄苦的脸孔，农民们吃不饱穿不暖更看不起病。王西彦把自己带来的零用钱一次次暗暗地塞给快饿死的堂房兄弟，然后带着失望重回上海。
1963年6月，长篇小说《春回地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一问世，就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逐日广播两个多月。接着，上海和长春两家电影制片厂要求把它改编为电影剧本，但由于极“左”势力的阻挠，未能实现。这期间。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二部，并整理材料，准备第三部的创作。
1965年4月，姚文元在上海《萌芽》月刊上发表长篇论文，把王西彦和邵荃麟一起诬为“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倡者”，大加挞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西彦因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东俗语“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而被当作首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为此发表社论，不少报刊出版声讨专辑，《文汇报》在搜集“罪证”时，连续出版《王西彦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达五六册之多。一夜之间，王西彦成了“专政对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资被扣，戴高帽子游街，罚跪挨打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把王西彦、巴金、魏金枝、师陀、孔罗荪、吴强等六人作为“罪行”最严重的“牛鬼蛇神”关进不超过5平方米的煤气灶间。巴金后来在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彦一起关“牛棚”的日子里，两人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和不同反应。巴金对别人称他为“妖怪”想不通，甚至是痛恨，但人们说他是“精神贵族”批判他“要求创作自由”时是真心“认罪服罪”。巴金当时认为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就应当服从监督组的规定。而王西彦则不同，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就一直在顶，因而比别人吃的苦头更多。“文革”结束，从“牛棚”中出来的王西彦成了巴金的挚友。王西彦常常外出散步至巴金家，因为走得多了，竟数出了步数，两家相距2300步。
王西彦作品
1977年到1990年，王西彦以参加社会活动和整理三四十年代作品为主。自1977年开始，他和巴金的交往更为频繁，关系更加密切。12月间，他与巴金、钟望阳、柯灵、茹志鹃、孙罗荪、草婴等人一起参加了《人民日报》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次年年初，和柯灵、孔罗荪、张乐平在巴金家作客，并由中央电视台拍成电视片。参加接待了法国、西德等国的新闻代表团，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会见玻璃维亚作家，与比利时、日本、委内瑞拉、美国、英国、印度、瑞典等国的教授学者及官方人员建立了友好关系。其间创作了著名散文《炼狱中的圣火》，追记了“文革”中和他朝夕相处、长期共患难的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1984年，71岁的王西彦被选为上海作协副主席。1986年10月，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出访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上作了题为《文学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的发言。
1988年9月，王西彦应邀偕夫人周雯回家乡参加了“撤县建市庆祝大会”，会后回到阔别多年的青塘下老家。还参加了家乡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家乡的作者：“从事写作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这是艺术良心，评判什么事，标准只有一条，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对国家政策是如此，对文艺作品也是如此，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1991年1月，他开始写作长篇“文革”回忆录《焚心煮骨的日子》，以一个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回顾了十年浩劫中的苦难经历。由于感情激越，一经执笔，欲罢不能，20余万字的稿子仅仅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当时他虽已年近八旬，但精神状况极佳，创作势头仍然很旺。平时积极从事文艺的组织领导和培养新人工作，且在创作上绝不怠懈，他希望自己的一生完成12部长篇小说。《焚》稿完成后，他又开始酝酿写一部关于“十七”年的回忆录，而且要把它像《焚》一样写成一部老老实实讲真话的回亿录，他要在垂暮之年，奋力实践自己的许诺。王西彦的手里握着一支永远不会退休的笔。80岁以后，他仍然每天端坐在书桌前阅读写作，他“每天都要写一点东西，我一生经历得很多，不写出来，心里不舒服。”
王西彦 - 社会关怀
王西彦
王西彦对文化界发生的畸形裂变特别忧虑。在一次与好友巴金的对话中，王西彦说：“文学曾经是政治的附庸，现在又要演化成商业的附庸了。”“文学、艺术不应该成为附庸。现在呀，什么都是钱钱钱！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巴金回应说。
“我对中国文学的前景抱悲观态度。”王西彦直言他对文坛现状的批评。“我倒不悲观。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还是有生命的。它不一定每天都有好作品。”巴金从更高的历史阶段上俯视，情绪似不像一些文章描写的那么忧郁。“目前这种状况，文学、艺术在受金钱的引导，出版也是，如此发展下去，我对中国的文化也感到悲观。”“你对文化也感到悲观？”“对，我也悲观。”在老朋友面前，王西彦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它的发展有快有慢，有时也会歇一歇，说不定……是个……酝酿期。”两位作家，他们的观点或悲观或不悲观，其根本都是出于对文坛现状、对中国文化长远发展的深刻思考。
王西彦 - 家乡情
王西彦作品
1993年5月，王西彦最后一次回义乌。80岁高龄的他参观了小商品市场和母校义乌中学，他的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起了在加拿大温哥华访问时回答一位英国女诗人的提问：“你认为作家和诗人的根在哪里?”“在他的家乡，在他对家乡、祖国和人民的爱。”王西彦生在义乌，对义乌的文学事业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每次回家乡，他都和家乡的文学青年座谈。义乌文联办的《枣林》文学报，他是每期必看。他还热心地为家乡业余作者题写书名，为编《义乌文化志》写作，与义乌文学青年通信。
作为一个以“乡土作家”著称的作家，王西彦的创作最初“以家乡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展示了“悲凉乡土”的实际人生。作品反映的大多是家乡的人情世态。后来，接触到了许多知识分子，描写知识分子坎坷遭遇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多的题材，也成了他最受评论界重视的上乘之作。
王西彦 - 评价
王西彦
1998年4月9口，上海作家协会和浙江师范大学在上海作协礼堂专门举行了王西彦先生文学创作生涯65周年研讨会。60多位著名学者、作家参加了会议，巴金先生特意托女儿李小林送来了花篮，王元化、柯灵等也赠了花篮。研讨会上，杜宣赠送了一首诗：“八十五年岁月，寻章摘句生涯。是非成败且由它，只写心中实话。”王元化则这样评价王西彦：“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不回避危险。”
王西彦是—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仅80年代后的作品就达200多万字，著作等身，名符其实。但他亦向故乡文学青年谈创作时依然说自己是“一直在读者的宽容下坚持过来的，自己一直抱憾于才能过于平庸，工作不够艰苦”，他一直奉行“勤能补拙”的信条，以自己的辛苦和丰硕的成果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一提的是，王西彦的儿子王晓明，在文学评论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从1987年写作《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他几乎每年都有专著问世，并多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讲学。1992年，与王安忆等作家一起荣获庄重文学奖。
对于艺术，王西彦一直尊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把真实告诉人民”、“我手写我心”是他的写作宗旨，巴金说他是“把心交给读者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