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

姓：	汪
名：	兆铭
字：	季新
网笔号：	精卫
籍贯：	浙江山阴（今绍兴）
出生地：	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
开端 终结 在位 1925年 1926年 

遗臭万年的汉奸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后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他的夫人是陈璧君。
基本资料
姓名：汪精卫， 原名汪兆铭，字季新， 号精卫。
妻：陈璧君
生：1883年5月4日
卒：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 因“骨髓肿”病死。
家庭所在地：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区）豪贤街。
出生地：三水县署（今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河口镇）。
描述：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后为汉奸。
学历：省级状元、 日本政法大学、 辛亥革命成功后，又留学法国
家庭状况：共有9个兄弟姐妹，13岁母病逝，14岁父病逝
人生中最大的两次冒险：
第一次：刺杀摄政王 ，本应死罪 ，后改成终身监禁， 最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
第二次：不满蒋中正的抗日救国主张，筹建伪国民政府。
人物简介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精卫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汪精卫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介石回南京后，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少年岁月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再次，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也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那么如何理解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时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
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此诗已无人记诵！
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革命生涯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６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１９０７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３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由患难相从结成的忠贞爱情和战斗情谊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６月２６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下野，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１９２９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１９４３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１）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２）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３）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１９４３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其转变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寇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的修建为例。上百万人民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的西南边疆地区开出了几百公里的国际生命线。参与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没有薪水，甚至饮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国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价最低。另抗战中期，为配合盟军战略轰炸日本。后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当美军工程顾问人员正在踌躇得不到大马力轧路机时，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轧出了供B－29“空中堡垒”庞大机身起降的坚硬跑道。机场竣工后，美军轰炸机在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下起降。从四川起飞的美军飞机共在日本投下了几十万吨的炸弹。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随即而来的各省独立和人民运动才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争。正是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最终取得胜利。号称以孙中山先生为“偶像”的汪精卫为什么在抗战中丧失了这种可贵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孚不愿与日寇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么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眩内阁5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他起码知道了日寇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么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寇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日寇这才明白了重庆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有什么故事呢……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重光堂协约》；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
日本的和平运动不可能真是打算“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这对于中国是天大好事，对日本反是不好的。真这么好的话，日本政府应该直接走外交途径，开个什么会然后来个公报：日本放弃一切在华特权。真这样的话，中国人民起码到现在都会对日本感恩戴德。难道为中国好要搞出个9.18事变，为中国好要搞出满洲国，南京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的30万同胞全是因为不明白日本的好心吧？日军来中国到底是干什么来了？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汪精卫为什么不明白。如果真的不明白，算是先总理瞎眼了，算是汪精卫傻到与虎谋皮。但正常分析，这样政治上幼稚的傻瓜怎么能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又怎么能是党国高级领导人之一呢？恐怕是别有隐情吧！
汪精卫中了鬼子“圈套”后，日寇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汪留。你汪主席以民国正统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个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你汪主席以先总理忠实信徒为自豪，偏偏不让你提什么“三民主义”。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决”，偏偏日本在各级伪政府内部派一大堆“顾问”……
汪精卫于1944 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逝。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汪陈跪像于1940年10月制成。汪精卫跪像高1.15米，上身裸露，背刻“汪逆精卫”。陈璧君跪像高1.12米，上身裸露，背刻“陈逆璧君”。同时刻有一块《汪逆夫妇跪像志》碑，高1.27米，宽0.27米，厚0.05米，碑文为：“相彼夫妇，汉奸之尤，民众公敌，举国同仇。男名精卫，汪家败类，妇曰璧君，陈门妖魅。认贼作夫，卖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诸道途，人人唾骂，万类见羞，臭闻当世，污流千秋。”
身后评价
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格。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认可委屈自己，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正面评价
汪主席　汪精卫的正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林思云，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但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负面评价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在林思云先生的观点中“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日占区的民众是“安稳的”，那么其他地区的人民由于汪精卫政府对日本的物资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现在看来就是分裂国家罪。
汪精卫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而且汪政权自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汪政权后期与日本交涉中确实争得一些权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力量在变弱，而并非汪政权实力增强。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也使所为的「和平建国」落的一场空，最后在日本人不管不问中死去，曾经的美少年，据说在临死前已经不成人样。
而且汪精卫的身份很高，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对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