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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撰有《高僧传》十四卷，《全梁文》卷七十三载其《序》称：
自汉之梁，纪历弥远，世践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发，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众家记示，叙载各异：沙门法济，偏叙高逸一迹；沙门法安，但列志节一行；沙门僧宝，止命游方一科，沙门法进，乃通撰论传。而辞事缺略，并皆互有繁简。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宗。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悛《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缺。齐竟陵文宣王《三宝记传》，或称佛史，或号僧录。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琅邪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沙门僧撰《三藏记》，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中书郗景兴《东山僧传》、治中张孝季《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
慧皎此序，历举晋宋以来有关佛人、佛事著述，其中大多为《隋书·经籍志》所缺，它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一段述论，颇与钟嵘《诗品序》所述前代文论专著相似，由此见出慧皎在追溯源流的过程中，是施加了评论的，此序实可作为佛学批评史看。在批评了前贤诸作之后，慧皎称自己“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于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见者二百余人”。据此可见慧皎写作《高僧传》的态度和体例。《高僧传》并非简单的传记，而是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类。这十类的顺序安排也别有深意，“盖由传译之勋，或逾越沙险，或泛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兹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适化，则强暴以绥；靖念安禅，则功德森茂；弘赞毗尼，则禁行清洁；忘形遗体，则矜吝革心；歌诵法言，则幽显含庆；树兴福善，则遗象可传：凡此八科，并以轨迹不同，化洽殊异，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业，故为群经之所称美，众圣之所褒述。”慧皎这样有深意地对全书分类的安排，暗示了当日编集区分类别的背景。从前几节叙述可知，以类区分是汉魏六朝编集大都采用的一个体例，当然，每类别顺序的安排，应该是有深意的。如《文选》区分三十九种文体，以赋为首选，自有其意义，但是在萧统的序文中，关于这一点就没有明作交待。由是而言，慧皎的序，就越发值得我们注意了。从前所引序文看，《高僧传》主体部分是以人为纲，以类区分的，但即使是这样一部传记之书，慧皎仍然要考镜源流，这就是每类之后的传论部分。慧皎说：“ 及夫讨核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诸赞论，备之后文。”以《译经传论》为例，慧皎详叙佛经东传过程中汉译的源流，指出各译人的优劣得失。认为由于译经各有不同，学徒应当博览群典，考校搜求精义，决正佛法之门。这样的传论，的确是“讨核源流，商榷取舍”之作。